在原始矇昧時代，或封建社會的早期，以及現在還處於野蠻狀態的未開化部落裏，用活人作為祭祀品，然後分而食之;或將擄掠俘獲的敵人，殺來吃掉的習俗，是屢見不鮮的。
這種食人惡俗，至今還流行於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羣島。據説，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在由荷蘭人完全控制以前，還在市場上出售人肉。而打了勝仗的毛利人，將戰鬥中死去的人的屍體切碎，擺出人肉宴席，也是常見的。但是，社會進入文明狀態以後，這種駭人行徑，已普遍被視為反人類的罪惡。
中國雖稱作文明古國，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卻一直有持續不斷的不文明的食人記錄：
《管子·小稱》載：“夫易牙以調和事[齊桓]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為了討君王的歡心，這位極善烹調，後來被視為中國廚師開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兒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宮殿上去。
暴虐的紂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個傢伙，曾經將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為了測試其忠誠度，將他的一個兒子宰了，剁成極細的醢(也就是肉糜)，包在餅裏，而姬昌居然一點不動聲色地，將這人肉餡兒餅，全部吃了下去。
三國時劉備落難，逃到山村裏，一位老鄉聽説他是皇叔，沒有什麼好招待的，連忙把老婆殺了，割下肉來炒了一盤菜，讓劉備充飢。第二天離開時，才發現那個可憐的女人，像宰殺的豬那樣，還在廚房裏掛着呢！
想不到進入九世紀以後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輕肥》，竟出現了“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國人愈益文明發達的同時，將人食人的醜惡現象寫到了詩裏，那真是夠嚇人一跳的。
《新唐書》卷192，寫安史之亂時，睢陽被圍：“[張]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餉，坐者皆泣。巡疆(強)令食之。[許]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無論有多麼正當理由，一座三萬人口的睢陽城，吃到最後，只剩下四百來人。讀到這裏，那昏天黑地之感，壓迫得連血管裏的血液，都會凝滯住的。可在史官筆下，一聲“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們能以如此平靜的筆調，寫出這段慘絕人寰的悲劇，真讓人為之氣殪。張巡堅守睢陽，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長存，其氣節青史流芳，那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於圍城的最後階段，這種大規模的自相殘殺，以人果腹的現象，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絕不能視為那是理所當然的做法。
因為具有“正義”的堂皇理由，就可以為所欲為地作出反人類的罪行嗎？《資治通鑑》卷220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説明當時，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説：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的功績，“出顏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認為，“守孤城，絕外援，糧盡而餒，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過此者，則愆尤之府矣，適以賊仁戕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結論：“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讀通鑑論》卷23)王夫之發出這樣正義的呼聲，對這位遠遁湘西四十年，築石室著書而不仕清的明遺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堅貞不屈的他，似乎應該讚賞這種為了一個崇高的目標而作出的犧牲。但他卻譴責了這種賊仁戕義的食人現象。如果連最起碼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話，人性泯滅，獸性張揚，這世界還有什麼希望呢？
但是，回顧歷史，唐以後的宋，宋以後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層出不窮，這實在是中華文明中極不光彩的一頁。
北宋末，“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鬥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為‘不羨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腳羊’……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眾，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宋？莊綽《雞肋編》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雙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
明末，“蜀大飢，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乾涸，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飢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風仍不絕如縷，20世紀初葉，辛亥革命前夕，與秋瑾同時起義的革命團體光復會人徐錫麟，行刺滿清政府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軍，攻佔軍械局，彈盡被捕，最後，慘遭殺害。心肝竟被恩銘衞隊的鷹犬們，挖出炒食，慘不忍睹。
從以上的例證來看，不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封建王朝的全部歷史中，凡是標明為“末”的時期，都存在着農民起義和統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瘋狂鎮壓的對峙局面。無窮的戰亂，無盡的天災，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毀滅性瘋狂，就構成了中國人苦難的歲月。
雖然，總的來説，人類進步文明，社會發展成熟，是歷史的大趨勢，是不會倒退的。但是，在前進的過程之中，並不意味着不再出現倒退和逆轉的可能。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終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則就果如唐太宗時魏徵駁斥封德彝所言：“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薄，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
所以，長達四千多年的封建統治，這種人食人的惡本質，已經陰魂不散地潛藏在中國人遺傳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釋放出來的機會，餘毒尚存，又會產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飆弄得神州快要陸沉之際，被蠱惑起來的惡，壓倒良知，壓倒理智，壓倒最起碼的善以後，不也發生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累累惡行嗎？
在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食人，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莫過於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
他在失敗前夕包圍陳州近一年時間裏，採用過的機械化方式，將活人粉碎，以人肉作軍糧，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保證他起義軍的戰鬥力，創造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食人紀錄。
這一份駭人聽聞的食人紀錄，既是中國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歷史教科書，黃巢是農民革命領袖，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是推翻封建統治的行徑，那是具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若是以毛澤東提倡的兩分法的觀點看，不那麼以偏概全，不那麼一白遮百醜，而取實事求是精神，這位革命領袖在荼毒非統治階層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歷史上那些聲名狼藉的屠夫，比之於他，都望塵莫及，甘拜下風。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夠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殘殺方式。
據唐代張鷟的(朝野僉載)：“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賊。生靈殲於此矣。”
據《舊唐書》：“賊首(秦宗權部)，皆慓鋭慘毒，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衞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絕，荊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無論是黃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還是黃巢以後的秦宗權，醃人屍作隨軍糧糗，都比不上黃巢。
“[黃巢]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舊唐書》卷150下)
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一共吃掉多少人，史無記載。但據史書，他“圍陳州，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看來，他從長安城裏的龍椅上滾跌下來，意猶未盡，沒有過足皇帝的癮，乾脆在此再成立一個臨時朝廷，好“唯闢作威，唯闢作福”一番。中國封建社會能遷延數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這裏，農民革皇帝的命，不過是革掉了皇帝以後，他來做皇帝而已。
但是，這位皇帝要養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數萬名為他打陳州的起義將士，持續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計，至少得吃掉十倍於張巡守睢陽城時的被食人數。
“舂磨砦”的發明權，不是黃巢，應該屬於朱粲，名稱略不同，叫“搗磨寨”。黃巢圍陳州，他已預感到，自己的喪鐘快要敲響。一個知道死神即將來臨的賭徒，還有什麼籌碼不敢推到賭桌中央呢？於是，將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數百(一説三千)巨碓，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無論男女，不分老幼，悉數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陳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擴大原料供應來源，“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鹹被其毒。”這位革命領袖大規模吃人不吐骨頭的行徑，其野蠻，殘酷，恐怖，駭人聽聞，即使以唯物史觀判斷，也很難再冠以“革命”二字來美化他了。
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鐵與血的較量中，你不能將敵人消滅，對手也會將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歷代農民鋌而走險，反抗強大的統治者，起義軍的頭目，無不殘忍野蠻，無不殺人無算。但是，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絕非一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
這位革命領袖從長安退出來以後，“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驅，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聯兵。”結果，他沒想到，碰到了陳州這個硬釘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陳州刺史趙]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趙犨“數引鋭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資治通鑑》唐紀卷七十一)這裏所説的“怒”，表明這位革命領袖精神狀態，已經接近瘋狂。
讀中國史，農民造皇帝的反，確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動力。但在爭奪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領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於農民階層者，真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勞動者，是並不多的。通常，都產生自農村中好逸惡勞的躁狂一族，也就是農村流氓無產者。由於他們具有堅定的“革命”性，野蠻性，破壞意識，盲動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鬥爭中脱穎而出。
而黃巢，更屬於這類痞子中訓練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鋒，起義前，他就是一個私鹽販子，起義後，追隨的那個渠首王仙芝，也是一個私鹽販子。鹽作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來源，歷來統治者對其生產銷售的管制，採取極嚴密的措施。然而，極大的利潤，自然誘發極大的冒險;而極強的鎮壓，也就難免遇到極強的反抗。所以，私鹽販子乾的是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以生命為賭注的危險行當。殘忍，狠毒，亡命，冒險，破壞，毀滅，嗜殺，劫掠，便成為職業習慣。
暴虐趨於極端，與瘋狂無異。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麼，如果黃巢需要這樣做的話，連眼皮也不會眨一下的。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來，從官方史書，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寫黃巢的章節，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經有過任何人性流露的緣故。
無論正史，野史，對於黃巢的評價全是負面的。可近五十年來，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那是封建統治者站在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對於農民革命運動及其領袖人物的誣衊。無論如何，農民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然而，若是從黃巢之亂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華民族的總體國勢，一直處於不斷削弱的過程之中，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不禁疑問，黃巢吃了那麼多老百姓的這場農民革命運動，究竟對歷史起到了推動作用，還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對中華文明起到了張揚作用？還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實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張開大嘴食人了，還有什麼“革命”意義好講？難道因為他反對封建統治，披上一件紅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獸那樣以人為食的舉世大惡，忽略不顧嗎？
即使退一萬步，領袖也是人，作為一個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説，“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那麼，加之於這位私鹽販子黃巢頭上的光環，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這樣經不起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領袖，又豈止黃巢一人。其實，據史書有關黃巢的行狀，這位“革命領袖”，可算是一個乏善可陳的人物。
姚雪垠作長篇小説《李自成》，拔高這位明末的類似黃巢的“革命領袖”，不管是為了迎合討好，還是胡謅八咧，竟然有了一點與毛澤東軍事思想合拍的游擊戰略。這位私鹽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內也取得過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龍椅的日子多得多。應該懂得，“流”，是他們這支起義軍的生命線，只有“流”，才有可能在統治者的縫隙中求得生存空間。最後，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陳州搞開了陣地戰，壁壘戰，圍城戰，不是存心找繩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嗎！
因此，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終是一個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圍三百日食人無算拿不下陳州;三、想被招安，討價還價總談不攏條件;四、想當皇帝，進了長安連板凳也未坐熱，又捲鋪蓋去當“流寇”。是一個基本沒有做成什麼，或從來沒有做好什麼的，讓人無法講出特點和長處的半吊子。
不過，也許他可算是一個詩人。
清代編纂的《全唐詩》，收詩近五萬首，錄有他的詩作三首。因為在中國，不光唐朝，歷代之君，都有愛寫詩的雅興。有的寫得很好，有的寫得很屁。黃巢的詩，屬於後者。《全唐詩》，書名有個“全”字，自然要收黃巢的詩，不過佔總量的萬分之幾，説得過去。解放後，社科院文研所編的，收詩六百三十首的《唐詩選》，對他破格相待，與王勃、宋之問、王之煥、賀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選兩首的規格，很顯然，編委們是看在革命同志的份上，出於階級感情之抬舉了。在中國詩史上，從來沒有黃巢的份，直到解放後，才獲得革命詩人這頂桂冠。這就是中國人的習性了，喜歡傾斜，一傾斜，臭狗屎也能變成香餑餑，何況黃巢的詩，總還算得上合轍押韻，四平八穩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詩，更像打卦問卜的籤詞，既有預言的神祕感，也有不第秀才的騰騰殺氣。果然，應了這首詩的讖言，他第一次進長安，還真是什麼花都“殺”，連菊花也“殺”光的冬天。
我估計這首《菊花》詩，應該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進中原，直奔洛陽，西嶽在望，臨潼不遠，都城長安已成為他囊中之物時寫出來的。黃巢第一次進長安，是一個應考的舉子;如今，第二次進長安，就是等着當大齊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號“沖天大將軍”，以及這首詩中“沖天”詞語，現在他可以躊躇滿志地説，那個不讓他科舉及第的唐朝之天，馬上就被他衝破了。
黃巢能有這一天，第一，他得感謝唐王朝進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羣眾基礎;第二，他得感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渙散，失控，無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遊走的生存空間。黃巢揭竿以後，先投奔王仙芝，王兵敗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讓，率餘部與黃巢會合，就這樣，漸漸壯大起來，成了氣候。
黃巢的人馬，在官方的史志中，通常稱之為“流寇”，這個“流”字，倒頗為準確地描寫了他們在各個節度使的夾縫中，從中原“流”到嶺南，又從廣州“流”到洛陽的征戰過程。
公元879年，“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管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公元880年，“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已北渡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同一年：“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璩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來有多次機會，可以將他肅清，或者，將他招安，但政權到了垂死階段，文官武將，各懷鬼胎，終於坐看着一個私鹽販子要到長安坐龍椅了。
891年：“[孫懦]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
893年：“李克用出兵圍邢州，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屍而啗之。”
902年：“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犬肉值五百。”
906年：“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劉)仁恭畏其(朱全忠)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以上見《資治通鑑》七十三卷至八十一卷)
……
重新翻閲一過中國歷史上的食人記錄，使我想起魯迅先生所寫的第一篇小説《狂人日記》，其中有主人公這樣一段話，實在值得深思的：“我翻開歷史一看，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兩個字是‘吃人’！”
不管是以“仁義道德”的名義，理直氣壯地食人;還是以“革命”的名義，名正言順地食人，當然也包括那種連眉頭也不皺一下地咬人在內，所有打出來的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實，不過是中國歷史上非人道，或反人道的全部惡行的遮羞布罷了。黃巢只不過是這樣的“革命領袖”之一，由此，便可知道中國人為了求得自身進步，數千年來，為這些“食人狂”所付出的代價，真是到了罄竹難書的程度。
寫到這裏，除了“夫復何言”的搖頭感歎之外，還有什麼好再説的呢！
中國的知識分子，似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大多數，屬於絕對不敢造反的一羣，刀架在脖子上，寧寫悔過書，作深刻檢查，痛罵自己為王八蛋，高喊吾皇萬歲萬萬歲，也絕無站直了，任砍任殺決不低頭的氣概;一類為極少數，擾如農民中有流氓無產者一樣，文人當中也不乏個別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黃巢就是這種不甚安分的躁動強項一族。《新唐書》説他“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
前者，大多數舉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頂多作一首“不才明主棄”的五絕，發發“怨而不怒”的牢騷而已。後者，如黃巢，就不一定嚥下這口氣，“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眾得數千人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逾數萬。”你不讓我當進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剮，把你皇帝拉下馬。
這點革命精神，應該肯定。
宋朝的趙姓皇帝，在總結唐代失敗的經驗教訓後認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實權，不讓他們成為唐代節度使，動不動帶部隊開到西安灞橋，要中央政府聽他的擺佈。二就是擴大科舉取士的錄取面，使知識分子得以成為政府一員的機會大大增加，免得他們心懷不滿，走向對立面。雖然，這也並非良策，地方官手無兵權，難以抵禦邊敵，以致疆土日蹙;大量開科取士，政府宂員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兩宋三百年間，特大規模的流寇現象，具有全局性的農民起義，倒也未曾發生過，説明這樣的綏靖政策，未必沒有道理。
黃巢似乎也明白這點奧妙，“士”這個階層，可得罪，也不可得罪。當你坐穩了江山，他們就成了豆腐，你想怎麼吃就怎麼吃。但是，你尚未坐穩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點坐不穩的時候，他們就有可能將你視作豆腐，給你搗點小亂了。
所以，“巢因民謠，有‘逢懦則肉師必覆’之語，遂戒軍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稱儒者，輒舍之。至福州，殺人如麻，過校書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滅火弗焚。”(清？趙翼《二十二史劄記》)當然，如果他果真以這樣的政策來籠絡知識分子，也許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後來當過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點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騰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來得及，也許不至於最後腦袋搬家。
我一直懷疑，這句順口溜式的民謠，出自這位三流詩人的筆下，顯然是為他千秋大業着想。最初還真是像模像樣地做出了一些姿態，第一次進洛陽，“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第一次進長安，“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
應該説，這是一個頗為不壞的開頭，要是黃巢能夠堅持下來，也許真能成氣候。但是，他率領的農民兄弟，和原來就不是地道農民的流氓無產者，以及與他一齊亡命過的鹽販死黨，以及與他通聲氣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從金碧輝煌的春明、通化、延興三門，進入長安城，到達皇城中更為富麗堂皇的朱雀、承天門時，眼前的紅男綠女，花花世界，弟兄們一個個眼睛都直了。
當然，首先將眼睛直起來的，應該是黃巢。
從陳勝吳廣起，中國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進城的農民弟兄，眼睛都會直的。毛澤東同志在全國解放前夕，讓全黨同志讀一讀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這一份擔心在內。再看看如今挖出來的鉅貪，若是查查他們的幹部登記表，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十之八九，都擁有極好的出身，極好的成分，但由於眼睛太容易直起來，最後終於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場上。
現在回過頭去看黃巢帶進長安城的數十萬起義軍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無以為生，鋌而走險者，有打家劫舍，盜掠成性者，有造反發財，投機倒把者，有匪梟亡命，殺戮為生者，這些勝利者總不能整日裏在長安城的百貨公司裏閒溜達吧？即使那一水兒被裹挾而從，失去了土地和家園，跟着黃巢廝殺過來的地道農民，又如何？總不見已上尊號為“承天應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的黃巢賞賜下來的金銀財寶，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了。
於是，“寇”性大作：“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史書上稱這些在統治者縫隙間輾轉作戰的農民起義軍，為“流寇”。是中國人成則為王敗則寇”的成敗觀的反映，不能責備史書作者的勢利眼。因為，在“流”的過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徑，歷史上所有的起義軍，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過的。但奪得政權後，不“流”的同時，也不“寇”，或少“寇”，坐穩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過這個“寇”字，也就只能永遠為“寇”了，歷史總是這樣懲罰那些太沉不住氣的進城農民弟兄。
遺憾的是，黃巢和他的起義軍，始終也未擺脱掉“流寇”狀態，一路征戰過來，所經之地，旋即放棄，都是雨過地皮濕地一掠而過，既不派兵駐守，也不建立政權，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個目標，這就註定了他最後失敗的結局。甚至拿下長安以後，居然不繼續派兵馬追趕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於登基，忙於封官，忙於找女人充實三宮六院。那麼，他的數十萬軍糧匱乏的戰士，有什麼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書省門口，貼小字報，寫了幾句打油詩，嘲諷新任尚書的尚讓。此人也是一個鹽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計一定是本部門的幹部或門衞所為，全部拉出來，一個個都挖出了眼珠，殺死，倒掛在尚書省的大門口。鹽販子覺得還不過癮，下令把長安城中，所有能寫幾句歪詩的人，殺了個精光，不會寫詩但識文斷字的人，一經檢舉，統統去掃大街，刷廁所。這一場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腦袋。
從這次整肅以後，曾經被大齊皇帝聘為翰林學士的，做樣子也好，不做樣子也好的那位詩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黃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則肉師必覆”的民謠，便成了一句徹頭徹尾的屁話。
於是，廣明元年(880)十二月，起義軍攻佔長安的入城式，在長安市史上，怕是最壯觀的一次，便成黃巢再也找不回來的美夢了。“白旗滿野，不見其際”，“舉軍大呼，聲振河、華”，“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
然而，以唐僖宗為首的統治集團，以及那些雖離心德，但也不願意看到黃巢取而代之的將領、節度、實力派，反撲過來。廣明二年(881)四月，在官軍的圍逼下，黃巢曾經一度退出長安，倒有點不怕摔了罈罈罐罐、誘敵深入的勇氣，但是，再次攻佔，首先他自己的流寇習性大發，“巢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無入城時的長遠之想了。
廣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諸侯勤王之師，四面俱會。”黃巢起義軍的形勢便走下坡路了。“時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鬥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百姓，鬻於賊為食，人獲數十萬。”黃巢從殺人到食人，大概從此開始，一開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給這位革命領袖後來的食人罪行，稍加開脱的話，也只能説，誘使他走上這一步的，唐王朝的統治機器，是毫無疑義的教唆犯。
人類的惡行，從來像癌症的基因一樣，潛伏在社會機體之中。恰逢盛世，社會如同健康的軀體，有足夠的抵禦邪惡的能力，縱使有個別或局部的惡，在受到抑制的條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夠有力量戰勝惡的挑釁，即使構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於使歷史倒退。
相反，一旦惡本質得到肆意釋放的機會，便如癌細胞的轉移擴散，整個社會處於失控的狀態下，黑暗壓倒文明，邪惡壓倒善良，腐敗壓倒良知，動亂壓倒秩序，那麼，這個社會只能產生腐朽的政治，腐舊的思想，腐敗的官吏，腐爛的制度，腐蝕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滅的，從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惡的敗類。
正是這樣的亂世，官方的敗類才能按肥瘦論價，賣活人給起義軍作食糧。隨後，黃巢更創造出來世所罕見的食人紀錄，自然與官方的啟發分不開。於是，這種反人類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勢，貫穿於整個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惡行之頻密發生，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黃巢雖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紀末、十世紀初的中國，墜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彥遣畢師鋒、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同年：“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鬥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
同年：“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
889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