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飆馬”撞傷路人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近幾年，“官二代”、“富二代”都喜歡飆車於鬧市，其實古時候的的公子哥兒也有這種“習慣”，只不過當時沒有名車，有的也只是四條腿的寶馬。公子哥們在眾目睽睽之下，策馬奔騰，絕塵而過，從不擔心路人安危！
但是，縱馬鬧市，拉風是拉風，對公眾安全卻構成嚴重威脅。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就畫了一個快馬撞人的場景：在河邊的一條道路上，有兩個人縱馬馳騁，一名挑擔的農民（也可能是小商販）被撞翻在地，擔子傾倒在路邊，但騎馬的兩人並無停下來的意思，繼續疾馳而去。這場“馬禍”發生在行人稀疏的郊外，要是在熱鬧的街市上“飆馬”，就不知要撞翻多少人了。
宋朝的交通肇事如何處罰？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雖出自清代宮廷畫師手筆，卻假託宋朝背景，宣稱畫的是宋朝市井風情。那麼在宋朝，馳馬傷人的行為會受到什麼處罰呢？
針對交通肇事行為，宋朝政府已有專門的立法，叫做“走車馬傷殺人”罪。《宋刑統》規定，“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傷人者，減鬥殺傷一等；殺傷畜產者，償所減價。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殺傷人者，以過失論；其因驚駭不可禁止而殺傷人者，減過失二等。”
又議曰：“公私要速者，‘公’謂公事要速，及乘郵驛並奉敕使之輩；‘私’謂吉凶疾病之類，須求醫藥並急追人而走車馬者，不坐；雖有公私要急而走車馬，因有殺傷人者，並依過失收贖之法；其因驚駭力不能制而殺傷人者，減過失二等，聽贖其銅，各入被傷殺家。”
宋政府的這一法條，需要解釋一下。
唐宋時期行文中的“走”，不是“行走”之意，而是指“疾跑”。“走車馬”即是策馬疾馳或駕車疾行。
“無故”，指沒有公私緊急事務，“公務”指急遞公文、傳送敕令、消防官兵救火等公共事務，需快馬加鞭，不容逗留；“私務”指報喪、送病人治病、緊急追人等私人急事，也不可耽誤。
“人眾”，按唐宋法律的解釋，“眾謂三人以上”，有三個人以上即可稱“眾”。
也就是説，宋朝政府對市區交通實行“限速”制度，除非有公私緊急事情，任何人不得在城市街巷以及有三名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馬、駕車，否則，不管有沒有撞傷行人，均視同“危險駕駛”，給予“笞五十”（屁股打五十小板）的刑罰。就如今天超速駕駛，不管是否造成事故，都要對駕駛員扣分。
因“飆馬”、“飆車”而撞傷路人怎麼處罰？
如果因為“飆馬”、“飆車”而撞傷路人，則比照“故意傷害罪”，“減一等”進行處罰。宋代刑法將故意傷害罪稱為“鬥殺傷”罪，根據傷勢輕重給予不同量刑——以“見血為傷”，輕傷“杖八十”，導致耳鼻出血或吐血的，加二等；打掉人牙齒、毀壞人耳鼻、損傷人眼睛、折斷人手指腳趾、打破人腦袋，燙傷人肌膚，為重傷，“徒一年”；打掉人兩顆牙齒、折斷人兩隻手指以上，及揪掉人頭髮，“徒一年半”；“毆人十指並折，不堪執物”，致人終身殘疾，為嚴重傷害，“流三千里”；因鬥毆致人死亡，處絞刑；使用兇器故意殺人，處斬刑。
宋朝法律對“無故走車馬傷殺人”的處罰，將比照“鬥殺傷”量刑，不過會相應地“減一等”，比如“鬥殺傷”致人終身殘疾，依法應“流三千里”，而“無故走車馬”致人終身殘疾，則“流二千五百里”。
如果有公私緊急事務要辦，法律允許辦事人不受“限速”制度的限制，可以在街巷快馬加鞭。但是，如果因此致人受傷或死亡，則以“過失傷害罪”論處。宋朝法律對“過失傷害罪”的處罰較對“故意傷害罪”為輕，而且允許贖刑。贖金支付給被車馬撞傷亡的人家，相當於支付經濟賠償後達成刑事和解。
如果有公私急事而在街巷“走車馬”，由於馬匹受驚、不可控制而致人傷亡，則按過失傷害罪“減二等”論處，也允許贖刑，贖金會少一些，但同樣作為經濟賠償金支付給受害者家庭。
如果“走車馬”並沒有傷人，只是造成他人財產損失，則必須向受害者支付賠償，賠償標準按“減價”即財物因受損壞而發生價值減損的那部分計算，如果致使他人財物滅失則按市價全部賠償。
可以看出，宋朝政府針對交通肇事行為的立法，是相當周密的。不過執行情況如何，還需要再加考察。那時候有條件養寶馬、備豪車的，想來都不是尋常家庭，非富即貴；而敢於在鬧市“無故走車馬者”，恐怕也要以飛揚跋扈的“官二代”、“富二代”居多。這些人有錢有勢，撞傷了他人，法官對他們能夠秉公執法嗎？這還真是一個問題。
朱熹嚴懲縱馬傷人的“官二代”
我不敢説宋朝的衙內之流“走車馬傷殺人”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不過，許多事例表明，宋朝衙內如果觸犯了法律，他們的爹也未必罩得住。宋人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司馬光的話來説：“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
北宋時，“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縱橫”，少不得要幹些鬧市“飆馬”、“飆車”的勾當，其中有個李姓衙內尤其橫暴，其父乃是知永興軍（長安市長）陳堯諮的舊交。但陳堯諮赴永興軍上任之後，立即便嚴懲了這幫“官二代”，包括他舊交的兒子李衙內。南宋時，監察御史黃用和的族人“縱惡馬踏人”，黃用和也是嚴懲族人，並“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將踏傷人的那匹馬殺掉，以彌補受害者受到的傷害。
我再來説個故事。宋孝宗淳熙年間，朱熹知南康軍，當地有個衙內，“躍馬於市”，踏傷一小兒，傷勢嚴重，“將死”。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將肇事者送入監獄，等候審判。次日一大早，朱熹便交待具體負責審理這起肇事案的“知錄事參軍”（法官）：“栲治如法。”按照法律，無故於鬧市內“走車馬”者，先打五十板子再説。
到了晚上，知錄事參軍過來稟報，“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朱熹心裏不大相信，親自到監獄中查驗，卻見那肇事者“冠屨儼然”，哪裏像是被“栲治”過的樣子？原來肇事者已買通吏人，“栲治”只是虛應故事而已。朱熹大怒，立即將吏人與肇事者一同提審。第二天，吏人被“杖脊”，並開除公職。
這時候，有一名相識的朋友登門拜訪，對朱熹説：“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意思是説，那縱馬傷人的肇事者，是個“官二代”，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貴手，放他一馬？
但朱熹不買賬，説道：“人命所繫，豈可寬弛！若雲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
後來那名肇事的“官二代”受到什麼處罰，朱熹沒有細説，只説“遂痛責之”。若依宋朝立法，他受到的刑罰，將視那名被馬踏到的小兒的傷勢而定，但那名小兒最後是不是不治身亡，朱熹也沒有交待清楚。因為記錄這件事的是朱熹的個人談話錄，而不是司法檔案，所以許多細節都語焉不詳。假如那名小兒傷重不治，肇事者將按“鬥毆致人死亡”之罪減一等處罰，即判處流刑——流三千里。宋朝在執行刑罰（死刑除外）時又實行“折杖法”，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脊杖二十，再配役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