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敵後抗日遊擊戰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正面抗戰的一種補充形式，其規模、影響和作用都不能同中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同日而語，在其中後期還出現大量製造國共摩擦和叛變投敵的情況。然綜觀其整個歷史，它仍然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牽制了一定的日軍，配合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
國民黨開展敵後游擊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襲擾敵佔區，迫使日軍分兵敵後，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作戰。這一戰略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據統計，在國民黨敵後游擊戰最興盛的1940年至1942年間，其山西遊擊區、大別山游擊區、冀察魯蘇游擊區等敵後根據地，共吸引日軍10個師團以上。日軍大批兵力被滯留後方，極大地加劇了其戰略意圖和兵力不足的矛盾，阻滯了其戰略計劃的順利實施。在抗戰中前期，這些敵後遊擊部隊多次主動向敵人後方發動進攻，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在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以及浙贛戰役、宜棗會戰中，山西遊擊區和大別山游擊區每次都對京漢鐵路和長江交通線發起進攻，並佯攻武漢、安慶，對正面作戰起到了極大的配合作用。
國民黨軍敵後抗日遊擊戰的開展，還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敵後戰場國共兩黨的抗日遊擊戰和抗日遊擊根據地，呈現一種犬牙交錯的狀態，彼此互為犄角、相得益彰，而且，相互間還有配合，包括戰略上的配合和戰役戰鬥中的配合。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在華北發動百團大戰，就得到了敵後國民黨軍的策應，蔣介石曾專門電令華北敵後各部積極策應。太行山的龐炳勛部、呂梁山的閻錫山部、中條山的衞立煌部，都發動了進攻行動。對於國民黨的積極配合，共產黨方面也給予充分的肯定。《八路軍軍政雜誌》第二卷第十期上的《論百團大戰及其勝利》一文中説：“這次戰役雖以正太路為中心，但北至大青山、古北口，東至海濱，西起管涔山，南至中條山都有軍隊參加或配合動作。”劉伯承也談到：“此次百團大戰勝利消息傳出後，各地友軍不斷函電慰勉，最近在晉南及中條山一帶的中央軍，在衞司令長官英明指揮下，積極出動，一致配合作戰，消息傳來，令人感奮不已。”儘管國民黨軍對百團大戰的支持和配合是有限的(主要是前期配合)，但仍然值得稱道。
毛澤東在抗戰初期也説過：我軍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友軍的協助是很明顯的，沒有正面戰場主力軍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地開展游擊戰爭：沒有同處於敵後之友軍的配合，也不能取得這樣大的成績”。
在國民黨敵後抗日戰場上，有許多將士英勇殺敵為國捐軀，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山東省府委員兼第六區行政督察員範築先、陸軍第3軍軍長唐淮源、第98軍軍長武士敏、第24師師長寸性奇、沂水遊擊司令劉震東、東北遊擊司令唐聚五、皖北遊擊副總指揮雷忠等高級將領，都先後戰死沙場。國民黨敵後游擊戰衰敗的原因
國民黨敵後游擊戰與共產黨的敵後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結果大相徑庭。共產黨軍隊在抗戰初僅4萬多人，通過長期的敵後游擊戰，在抗戰結束時發展到100多萬正規軍和200萬民兵。與之對比，國民黨敵後游擊戰遭到如此嚴重的失敗，實在是值得深思。
無論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許多年之後，國民黨人始終習慣於把中共在抗戰期間的壯大，歸結為一種陰謀，斷言中共在敵後所以能夠壯大，純因“遊而不擊”所致。但十分明顯的是，國民黨在敵後的游擊隊，許多即使遊而不擊，也不能生存下來，更談不上發展了。
總的來説，國民黨敵後游擊戰在國民黨總體抗日戰略中，始終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其指導思想和戰爭實踐都存在着致命的弱點。正是這些弱點導致了它的最後衰敗。
其一，是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如何看待敵後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國共兩黨始終存在着根本的分歧。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文中明確指出：必須把抗日遊擊戰放在戰略高度來考察，它是大而弱的中國戰勝小而強的日本的主要方法。中共中央制定了一整套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方針原則，使游擊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上升到戰略高度。
而國民黨從來沒有把它放在戰略高度來認識，而僅僅是作為正面戰場的補充形式來利用。在武漢失守以前，其游擊戰主要用於襲擊敵後、破壞交通、阻滯敵人的進攻速度，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南嶽軍事會議以後，蔣介石對游擊戰爭的作用有所重視，但仍未超出“配合”思想，不承認游擊戰爭的獨立戰略地位。國民政府軍委會從一開始就把敵後遊擊部隊納入到正規部隊的指揮系統之下，堅持敵後游擊戰要服從於正面戰場的作戰。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一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後遊擊部隊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説抗戰初期，國民黨開展游擊戰主要是為了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話，那麼到了抗戰中後期，其游擊戰爭除了力圖牽制部分日軍以外，更多的是包藏着反共的禍心，企圖與共產黨爭奪地盤和民眾。白祟禧在談及“冀省游擊戰”時曾説：我軍“於太行山東南要地實施遊擊，支持達5年之久，牽制敵人，防止中共政權組織，對抗戰貢獻殊大。”這充分説明了國民黨敵後戰場兵力部署的兩面性。
其二，軍隊素質差，難以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游擊戰爭遠離了大後方，獨立作戰，補給困難，更需要有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更需要有人民的大力支持。國民黨敵後游擊隊成份複雜，思想混亂，素質又差，難以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在抗戰中後期，國民黨抗戰精神大大消退，政治腐敗不斷加深，國民黨敵後游擊區同人民羣眾的關係日漸惡化。有些部隊甚至魚肉百姓、欺壓民眾，遭到人民的極大痛恨。如大別山區的李品仙部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當地人民怨聲載道;山東的沈鴻烈、秦啟榮部縱兵搶掠，把魯中、魯南不少地方變成了“無人區”：更有甚者，居然勾結日寇，魚肉百姓，他們“遊安全之區、擊無辜之民”，抗敵不足，殃民有餘，老百姓憤恨地斥責他們為“遊吃隊”。敵後游擊戰是以根據地為依託的，國民黨的敵後遊擊部隊橫行鄉里、巧取豪奪，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無法獲得人力、物力的支援，成了無源之水、無水之魚，當然難以堅持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