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是中國貫通南北東西的陸路交通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1938年4月至9月間發生在徐州一線的60萬國軍抗擊30萬日軍的這場戰役，史稱“徐州會戰”。徐州會戰對中華民族的整個抗戰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重大轉折。
日寇首嘗正面對決的敗績
徐州會戰，日軍為了打通華北與華中兩大戰區之目的，從三個方向出動了當時侵華日軍近乎一半的兵力。這次會戰，國軍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揮下，經全體官兵的浴血奮戰，鉗制和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中國軍隊以傷亡6.5萬餘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2.6萬餘人。中國軍隊堅守達5個月之久，實現了以空間爭取時間的目的，從而為中國軍隊在武漢的集結、佈防贏得了寶貴時間。
“徐州會戰”也是抗戰開始後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而且對手是日本的王牌師團，開了正面戰場勝利之先河，使日軍遭到自新式陸軍組建以來的第一次慘敗。
擴大了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
徐州會戰，使國民政府及統帥部進一步認識到日軍並非不可戰勝，從而進一步堅定了持久抗戰的信心和決心，對形成強大的一致抗日民族的自信心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遏止了失敗主義思潮的蔓延，使中國人民從中看到了抗戰的光明前途。
徐州會戰的勝利，也擴大了中國抗戰的國際影響。以台兒莊大捷為代表的徐州會戰的消息，蘇、美、英、法、德、意等歐美主要國家都給予了充分報道和評論。1938年4月9日倫敦路透社電訊説：“最國中國軍獲勝之消息傳來，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現已證明日軍潰敗之訊確為事實。英人心理，漸漸轉變，都認為最後勝利當屬於中國。”德國也報道説：“徐州方面中國抵抗力之強，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觀察者亦不能不承認日本必遭失敗。”這些輿論對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爭取外國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改陣地防禦戰老套路
徐州會戰之前，中國軍隊所採取的基本上是單純的陣地防禦戰，自己往往處於被動地位，加之武器裝備不如日軍，所以屢戰屢敗。徐州會戰中，中國軍隊開始改用攻勢防禦新方針，即將陣地戰的守勢與運動戰的攻勢及游擊戰的襲擾密切結合。在預選的戰場地區，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陣地，吸引和消耗敵人；以一部分兵力遊擊敵後，破壞交通，襲擾據點，牽制敵人；以主力兵團迂迴敵軍側背，實施強有力的攻擊，從而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於被動中爭取主動。
李宗仁作為徐州會戰的最高指揮官，以自己成功的戰役戰術行動，給當時最高統帥部業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戰略”作了完美的註解。他曾在其《焦土抗戰論》中指出：“從戰略方面説，若日本侵略者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則彼強我弱，故敵人利在速戰速決，但吾人必須避我所短，而發揮我之所長，利用我廣土民眾，山川險阻等條件，作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發動敵後區域游擊戰，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陷於泥沼之中”。南京失守後，面對日軍三路大軍以猛虎撲羊之勢，撲向徐州，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隊難與敵軍相火拼，他抓住敵軍驕狂之弱點，運用自己數十萬之哀兵，與敵展開運動戰。
徐州會戰雖然未能全殲敵軍，但通過主動殲敵一部達到防禦的目的，從戰略上來講是正確的。
日軍陷入“戰略空間陷阱”
徐州會戰之後，日軍在戰略的主導能力上，開始完全失控，速戰速決的戰略成為空想。日軍逐步陷入中國的戰略空間陷阱之中。
徐州會戰以中國軍隊的撤退而告終，但這一撤退是防守後的撤退，它使日軍圍殲中國軍隊主力的計劃全部落空，挫傷中國軍民抗戰意志的目標未能實現。而中國軍隊的防禦作戰和主動轉移卻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戰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戰的作戰原則。
李宗仁和張自忠兩位將軍，也是因為“徐州會戰”而一戰成名，成為國軍將領中名垂青史的愛國抗日名將。特別是在兩年之後的1940年5月16日湖北宜城的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的張自忠將軍（大將軍銜），成為中國自抗戰以來犧牲的最高軍銜的人，時年僅49歲。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准張自忠將軍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