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東北以及華北等許多城市活躍着神祕的“國際特科”組織，“國際特科”行蹤詭祕、大膽機智，在淪陷區探情報、燒倉庫、炸鐵路，給予日寇重大打擊。日寇首腦被攪得心神不安，關東軍司令東條英機暴跳如雷，嚴令屬下着力破案，但始終線索渺茫。紅色“國際特科”與正面戰場遙相呼應，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有力組成部分。但是，由於極其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歷史原因，這些隱蔽戰線的勇士一直鮮為人知，致使英雄無名，湮沒草莽……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大舉進佔東三省，蔣介石令張學良將幾十萬東北軍調進關內。日軍在很短時間就佔領瀋陽、四平、吉林、長春，又向黑龍江省政府所在地齊齊哈爾進攻。留守將領李杜、馬占山團結當地軍民，率部奮起抵抗，在嫩江江橋邊浴血奮戰——這就是著名的“江橋抗戰”。消息傳到哈爾濱，全市人民熱血沸騰。中共黨員、共青團滿洲省委代理祕書長楊奠坤來到哈爾濱，積極開展兵運工作。退守哈爾濱的東北行政長官張景惠準備投向日寇，其警備大隊長於鏡濤更屬鐵桿漢奸，許多下層軍官對他們極為不滿。楊奠坤與大隊部軍官周維斌等人商議，準備在12月7日晚12點起義，把隊伍拉出去抗日。但由於計劃不周，被於鏡濤察覺，12月7日晚，於以請各中隊長吃飯為由，將這些軍官集中一處喝酒，不許出入；又暗中將駐紮市內各中隊調動市外，使起義無法發動。隨後，日寇佔領哈爾濱。後來，這支隊伍的不少人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2年初，中共滿洲省委由瀋陽遷到哈爾濱，省委書記羅登賢分配楊奠坤代理軍委書記，派他到吉林省磐石縣開展抗日鬥爭。楊到磐石以後，與李紅光等一道將中心縣委原有的“打狗隊”改編為“磐石工農反日遊擊隊”，組織中朝農民聯合抗日，收繳地主武裝“大排隊”20多支槍；接着，又策反營城子士兵，組織“老七連”譁變，游擊隊由幾十人擴展為幾百人的抗日隊伍。日寇聞訊，率一箇中隊日軍和兩個連的偽軍撲來。游擊隊佔領有利地形，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仗。日寇傷亡慘重，倉皇逃跑。游擊隊及時轉移，站穩了腳跟。戰鬥中，楊奠坤腿部多處中彈，無法行動，縣委決定他回哈爾濱養傷。
磐石游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抗聯第一軍，李紅光任軍長，以後又發展成為東北抗聯第一路軍。李紅光犧牲以後，楊靖宇任總指揮。抗聯第一路軍在白山黑水之間，與日寇浴血奮戰，聲威大震，楊靖宇成為聞名世界的抗日英雄。為了世界反法西斯鬥爭，保衞紅色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決定在各國共產黨中抽調優秀分子組織“國際特科”。1932年冬，中共滿洲省委決定：滿洲軍委負責人王東周和傷愈後的楊奠坤由中國黨轉向“國際”，做國際情報工作，與中共脱鈎。王東周、楊奠坤、高成仁等成立了3人領導小組，王為組長，楊是副組長。工作直接歸共產國際的有關部門領導，不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聯繫。
特科小組首要任務是擴大組織，發展成員，掌握日軍佈防和動態。初春的一個下午，楊奠坤約新發展的成員莊紫封與王東周會面。莊紫封左手拿着兩本書，從同發源百貨商場向偏臉子方向走，走到十五道街口，遠遠看見楊奠坤和一位精幹的男子迎面走來。那名男子穿半舊雪花呢大衣，戴着平頂皮帽，眼睛炯炯有神，注視着莊。楊奠坤告訴：“這是老王同志，你們談吧……”王東周同莊交換了一下眼神，説：“跟我來。”便向道里公園（即現在的兆麟公園）走去。王東周與莊紫封商定，首先建立起通信聯繫網絡。當時，哈爾濱一中有個公共放信處，放的都是學生來信，莊紫封擬定了幾個假名字，凡有外埠來信交換情報，就寄到那裏。莊紫封取走以後，交給王東周、楊奠坤處理。
過了一段時間，王東周把一位趙先生介紹給莊，約他到南崗大直街電車終點站石頭房子見面。趙先生瘦高，臉色微黃，原是警官學校畢業，現在鐵路工作，出言謹慎。二人約定：以後每週二下午下班都在石頭房子見面，趙先生把蒐集到的情報和外埠來信交給莊紫封，莊再轉交出去。楊奠坤陸續又介紹陳鴻鈞、張學彥、李丙五、張之倫、張逸仙等一批共產黨人和愛國志士參加國際情報組織。本是生意人的張逸仙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毀家紓難，變賣家產購置槍支彈藥，和一批愛國志士組織了“抗日救國第十一路軍”，任總參議。軍事鬥爭失敗後，去關內找過當時的國民政府，失望而歸，與楊奠坤聯繫以後，鐵心抗日。經過一番努力，特科小組在哈爾濱建立起多處祕密聯絡點，一個系統的情報網絡初步形成。日本關東軍在哈爾濱的一舉一動，都在特科小組的監視之中，也都在共產國際和遠東蘇聯紅軍總部的掌握之中。
1934年春天，楊奠坤與張逸仙、閻荊璞等5人祕密去蘇聯，到莫斯科郊外一所祕密學校學習。校長繆勒爾似乎是德國人，學校教官大都是蘇軍現役軍官，學習課程包括軍用化學、汽車駕駛、爆破、射擊等等。為了保密，蘇軍教官給他們每人都起了一個好聽的俄國名字，楊奠坤取名“瓦爾德爾”、張逸仙名為“古斯塔夫”、閻荊璞名為“馬克斯”、劉士恆名為“魏利”等等。學習結束時，已是冬天，楊奠坤等3人已先期回國。張逸仙和學員老浦一組，計劃偷越國境返回。他們登上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在隆冬裏跑了好多天，到達滿洲里附近中蘇邊境。下了火車，寒風刺骨，像刀子似的扎臉。蘇聯紅軍給他們發了皮大氅、氈靴。那氈靴直穿到大腿根，人好像是被架到了半空中，走起路來像是踩高蹺。
休息3天以後，蘇聯紅軍士兵領着他們去邊境看地形，告訴他們應該怎麼走，大約到對面扎賚諾爾車站的時間。半夜11點，張逸仙和老浦出發，蘇方又給他們發了禦寒的燒酒，一位軍官交給他們一隻信鴿，約好到扎賚諾爾放飛回來。蘇聯士兵持槍直送到不能再前進的地方，才握手珍重道別。兩個人在漆黑的夜間，深一腳淺一腳地在邊境枯草地上艱難跋涉，走了10多里路，一道未凍實的小溪橫在面前。張逸仙“咔嚓”一腳踩破了冰面，陷入水中，拔出腿來，已經變成了一隻冰靴子，頓時渾身冰冷，凍得牙直打顫。可此地空闊無人、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也無法脱靴整理，只好拼命往前跑。一直跑到天矇矇亮，登上一座小土山，見不遠處有一所紅房子，以為是扎賚諾爾，便放飛了信鴿。
俗話説：望山跑死馬，一點也不假。明明已經看到了紅房子，可是怎麼走也不到，一直走到上午10點，才接近那所紅房子。仔細一看，這哪裏是什麼扎賚諾爾車站，居然是“滿洲國”國際警察派出所！這還得了，這不是往死裏送嗎？幸好日本人沒設瞭望哨，還沒發現他們。兩人扭頭拼命往回跑，雖然又乏、又餓、又渴、又累，也不敢鬆一口氣，直跑到下午兩點，回到大荒野地，才覺平安。正想喘口氣，一眼看見草叢中有一具已經發黑的屍體，頓時毛骨悚然，又趕緊再跑，直跑到太陽落山，才跑到火車站。到跟前一看，這裏哪是什麼扎賚諾爾啊，這已經是扎蘭屯火車站了。在慌亂中，他們懵懵懂懂地越過了扎賚諾爾。稍事喘息，回到哈爾濱。張逸仙右腳3個腳趾頭已經發黑，只好到醫院做手術。
1935年春，張逸仙趕到天津，和楊奠坤等人成立特科小組，楊奠坤為天津組組長、張逸仙為副組長。在擴大組織工作中，張逸仙陸續聯繫了一批愛國志士加入特科組織，並佈局全東北，把楊省三派往大連，黃一民派往錦州，裴志亭派往安東，季書元派往張家口，馮子賓在天津留守。他還讓妻子張琴玲負責來往聯繫交通等等。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在歡慶來之不易的勝利的同時，國際特科為數不多的倖存者卻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共產國際在3年前已經解散，“國際特科”作為一個組織已經不復存在，在同日寇鬥爭中，特科戰士大部犧牲，倖存者尤其是後發展的沒機會加入黨組織的倖存者，手裏沒有任何可資證明自己身份的憑據。
被判10年、住了敵偽監獄3年僥倖生還的李澤民出獄以後，有一種世事滄桑的感覺，昔日的戰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敵偽抓獲的洪德錫，兩人一道去蘇軍總部聯繫，蘇軍總部對此一臉茫然……中共與蘇共之間的認知一直存在着歷史差異，“國際特科”組織及工作一度被諱莫如深。斯大林後期“肅反擴大化”，蘇聯紅軍情報部長柏爾青被捕，1938年被殺（直到蘇共二十大以後才平反）。活躍在國際情報組織的英雄佐爾格、繆勒爾等大批情報精英被捕、被殺。二戰結束，“國際”解散、組織瓦解，關係中斷，李澤民、洪德錫都是後發展的特科成員，與中共黨組織根本沒發生過關係，加上“國際特科”與中共組織已經脱鈎，找中共組織聯繫，也難以接洽。兩人無奈，只好各自謀出路，洪德錫就留在大連苦度時光。
僥倖逃出日寇魔掌的張逸仙、張琴玲夫婦，隱居在哈爾濱附近呼蘭縣教書。由於日本人知道張逸仙曾經是“抗日救國第十一路軍”總參議（偽滿康德皇帝登基時，對以前抗日人員予以大赦），不時前來偵探、騷擾。後來，張琴玲患肺結核，醫資匱乏，貧病交加，1942年僅30歲就死在呼蘭。張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偽監視，回到山東老家，後來轉居上海，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解放以後，他不僅沒獲得什麼榮譽，反而成為重點審查對象，上級組織對那段歷史反覆查問。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國際特科”組織終於得到了應有的評價，但張逸仙已經作古幾十年了——歷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筆。
前邊提到的組織者之一楊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光復，他以楊靖宇弟弟的身份從國民黨接手的監獄逃出，十分僥倖地與原來的中共組織接上了頭，後來轉赴東北，參加東北的解放戰爭。解放後，楊奠坤（後來改名楊佐青）曾任哈爾濱市委副祕書長，文革期間被打成“蘇修特務”，慘死在自己人的監獄中……文革以後平反。
1988年7月7日，抗戰爆發51週年紀念日，齊齊哈爾政府會同省及北京有關部門的領導，為“國際特科”齊齊哈爾行動組組長張永興舉行烈士紀念碑揭幕式。張永興1937年1月15日被日寇槍殺，這時已是英雄死後50多年了……“國際特科”在國內究竟有多少人員——這恐怕是誰也説不清楚的一個歷史之謎。僅日寇掌握的情報，就知道除了東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濟南、青島、上海、廣州等城市都有行動小組，有的組織還向朝鮮、日本境內延伸……本文披露的英勇的“國際特科”戰士的事蹟，只是九牛之一毛，旨在希望人們永遠記住這些為反法西斯戰爭作出巨大貢獻的無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