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二戰史研究中，“慰安婦”問題是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隨着對倖存受害婦女調查取證工作的展開以及對相關史料發掘的深入，有關“慰安婦”問題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戰時日軍強迫亞洲婦女作為軍隊性奴隸這種違背國際法和人權的暴行事實逐漸被揭露，並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和聲討。第二，對戰時日軍“慰安婦”制度的起源、管理、實施狀況、危害等研究得更為深入。但是，綜觀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該問題的研究狀況，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即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仍然侷限於對原“慰安婦”受害事實的陳述上和對日軍性犯罪的揭露方面，而“慰安婦”在受到性傷害後的生存狀態、生活境遇如何，關注、挖掘得相當不夠。因此，使得目前的研究範圍稍顯狹窄，往往憤慨有餘，理性思考不足。
這裏所説的生存狀態，通俗一點説，就是原“慰安婦”受到性傷害後，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包括她們結束“慰安婦”生活後的經濟來源、身體狀況、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子女養育狀況以及她們的心理狀況等方面。研究的重點在於日軍的性傷害對她們以後生活的影響。研究的對象不僅包括目前倖存的前“慰安婦”，還應包括在戰爭中、戰後忍辱含垢活下來的受害婦女，雖然目前有的不健在了，但是也是研究的對象。對於前“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具有現實的政治意義。
戰爭傷害罪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戰爭對受害者所造成傷害的持久性和延續性，這種傷害不因戰爭的結束而自行終止，從某種意義上看，對於受害一方，其所受傷害帶來的痛苦不僅持續一生，甚至會貽害下一代。二戰期間，日軍在亞洲國家犯下了種種慘絕人寰的暴行，其中，有計劃、有組織實施的臭名昭著的“慰安婦”制度是本世紀最殘暴、最野蠻的性暴力犯罪。戰爭中，日本政府和軍隊為滿足士兵的性需要和保持部隊的戰鬥力，強行徵集抓捕數以萬計的亞洲婦女充當日軍的性奴隸，這些受害婦女是研究和聲討日本政府和軍隊戰爭罪行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受害羣體，其中，受害的中國婦女人數最多。對於戰時充當日軍“慰安婦”的婦女人數，目前尚未發現有明確的檔案記載，學術界對此也看法不一。日本學者估計戰時在日本軍隊中的‘慰安婦“有8萬人，韓國學者認為有8—20萬人，朝鮮學者認為，至少有20萬人。在中國國內，有學者認為，“當時日本軍隊中‘慰安婦’的總人數，最高限應為30萬人，最低限應為20萬人……在這些日軍慰安婦中，數量最多的不是朝鮮人，而是中國人”。〔〕也有學者認為，戰時日軍虐使的“慰安婦“人數“不少於36萬—40萬人。……按國籍來分析，‘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朝鮮‘慰安婦’的人數在16萬左右，日本‘慰安婦’的人數為2萬—3萬人，台灣、東南亞一些地區的‘慰安婦’各有數千人，澳大利亞、美國、荷蘭、西班牙、俄羅斯等國的‘慰安婦’各有數百人，而中國（大陸）的‘慰安婦’人數最多”。“中國被日軍擄掠充當‘慰安婦’的人數總計在20萬以上”。〔〕雖然上述估計數字差異很大，但是共同的一點是，他們都認為中國“慰安婦“的人數最多。一位在戰後協助美軍處理軍需情報的日本人也認為：中國“慰安婦”的數字，佔日軍在亞洲戰場徵用佔領區婦女當隨軍妓女的67.8%，即每100個慰安婦中，就有約68名中國婦女。〔〕由此可見，戰時被日軍擄掠為性奴隸的中國婦女人數相當可觀。她們當中，有相當部分被日軍殺害或折磨至死，只有少部分倖存下來。但是這部分僥倖活下來的婦女的命運卻未因戰爭的結束而有所改觀，相反，卻帶着戰爭留下的傷痛和恥辱忍辱含垢地活着。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她們也許會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幸福的家庭，穩定的工作，可愛的孩子……但是因為這場戰爭，她們從此落入了痛苦的深淵，一輩子生活在噩夢之中。
1998年3月，我曾與幾位日本學者到山西省盂縣採訪過幾位倖存下來的受害婦女。事隔50多年，當這些日本學者説着日語出現在這些受害婦女面前時，有的婦女竟嚇得直打哆嗦，連頭都不敢抬。可見，日軍對她們心靈的傷害有多重。當中有一位姓楊的婦女，18歲就被駐守羊馬山炮台的日軍小隊長小田看中，強行霸佔為己有。從此她成為了小田的性奴隸，慘遭蹂躪。後來，好不容易才逃脱小田的魔爪。但是，她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從此記憶時好時壞。由於這段丟人的經歷，她無法在家鄉呆下去，只好嫁到了南社鄉。在南社鄉，她生了一個孩子，可惜，由於發育不全，只活了十多天就夭折了。從此，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後來她和丈夫只好抱養了一個孩子。由於她喪失了勞動能力，全家僅靠丈夫種田維持生活。現在女兒成家了，由於負擔重，也無力照顧他們。現在老兩口僅靠四畝薄地，種點土豆、玉米過活。由於常常無錢買化肥，因此每年也打不了多少糧食。現在，她患有嚴重的頭痛和婦科疾病。她的遭遇，僅僅是眾多受害婦女的一個縮影。正如台灣一位學者所言，“受害者在慰安所的時間雖然只是她們數十年歲月的一小部分，但是過去的遭遇對她們的健康、婚姻、心理以及社會適應卻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因此，無論從抗戰史、婦女史，或是社會學、法學的角度研究“慰安婦”問題，都不能不關注她們的一生。
作為封建的道德倫理觀念遺存十分濃厚的國度，貞操視同婦女的生命，婦女失去貞操，被認為是最丟人、最恥辱的事情，一輩子都會被人歧視。何況是被日本人強姦和蹂躪？“慰安婦”作為一個特殊的羣體，無疑，各種世俗觀念都將在她們身上體現和反映出來，可想而知，她們將要承受何等沉重的心理壓力？1946年10月國民政府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奉命調查南京大屠殺案中日軍的罪行，總計調查各類案件2784件，但是，承認被敵人強姦的案件只有53件。〔〕北京市檔案館公佈的河北、平津地區敵人罪行種類統計檔案，共調查統計了762項案件，但是，承認被敵人強姦的案例只有4件。〔〕這與實際被日軍強暴的婦女人數相差很遠。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受害婦女的沉默。她們寧願一輩子忍受心靈的煎熬也絕不向任何人吐露內心的屈辱。如果研究者把關注的視角向後延伸，將會發現戰爭結束後，這些受害婦女的命運仍然相當堪憐。1937南京大屠殺中，日軍曾擄掠320名南京婦女到東北充當“慰安婦”，1945年，日軍潰逃時，她們當中的一名婦女乘機逃到了豐滿水電站，並找了一個挖人蔘的男人，兩人在大山裏一起生活。幾十年了，她一直沒有回過南京，也不敢對人吐露她的經歷。她説：要是“村裏人知道我當過隨軍妓女，一定會用石頭把我砸死；現在雖説開放，也不行。”〔〕山西盂縣一位姓尹的受害婦女，曾經被家人逼去跳井。另一位姓南的受害婦女因不堪輿論的壓力，上吊自殺了。1940年4月，日軍35師團23聯隊在河南新鄉擄掠82名當地婦女充當隨軍妓女。文革中，這些不幸的婦女全都被戴上了日本漢奸的帽子，另外還有397名婦女因此受到牽連並被批鬥致死致殘，143名丈夫被迫和妻子離婚，231名女性自殺或自殺未遂，56個嬰兒不明原因死亡，株連14563名旁系親屬。〔〕因此，在這種輿論壓力下，倖存下來的受害婦女，如果可能，她們都選擇了背井離鄉、隱姓埋名的生活。研究原“慰安婦”的生存狀態，從不同個體和社會對待她們的觀念和態度中，可以折射出社會意識、觀念的變化，瞭解“慰安婦”的心路歷程。
目前，日本右翼勢力極力歪曲和否認“慰安婦”問題，日本新版教科書更刪去了“慰安婦”一詞，原慰安婦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索賠一事更是毫無進展。2001年5月30日，日本東京地方裁判所，又駁回了山西盂縣4位原“慰安婦”的訴訟請求。在日本政治日益右傾化的今天，原“慰安婦”索賠之路將會更加漫長而艱難。挖掘原“慰安婦”的生存狀態，不僅能給予日本右翼勢力有力的還擊，也將為法律上如何界定原“慰安婦”的受傷害程度提供可信的依據，從而更好地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為最終贏取訴訟勝利鋪平道路。
對於原“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國外學者一直都相當重視。據筆者掌握的情況，日本、韓國、挪威的學者一直把曾經在戰爭中受到性傷害的婦女的生存狀態列入調查和研究的重要內容。近年來，台灣學者也開始重視對原台灣籍“慰安婦”的生存狀態的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而大陸方面，據目前筆者掌握的情況來看，尚未有一篇關於這方面的論述。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對前“慰安婦”的生存狀態重視不夠以外，還由於資料的缺乏。二戰結束後，日軍銷燬了大量有關“慰安婦”的資料，倖存下來的原“慰安婦”迫於輿論的壓力，對自己的受害事實閉而不談，惟恐他人知悉，資料的缺乏嚴重地阻礙了對“慰安婦”問題分析的深入和研究領域的拓展。其次，缺乏一個全國統一的調查研究機構，研究和調查仍然各自為政，也導致對原“慰安婦”的整個生存狀態無法作出科學的統計和分析。而在台灣，由於成立了相對統一的調查機構—台灣“慰安婦”專案小組，因此，對“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才得以進行。
台灣學者在對原台灣籍“慰安婦進行調查和個案分析時，從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不僅對“慰安婦”的徵召狀況以及“慰安”事實進行調查，對徵召前之教育程度、家庭狀況、結束“慰安”後之生活情形與影響，如健康狀況、婚姻狀況、生育狀況、經濟狀況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統計、分析，對台籍“慰安婦”的生存狀態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為了便於説明問題，我們不妨以台灣“慰安婦”專案小組屬下的台灣婦女救援會發布的幾份台灣“慰安婦”調查分析報告為基礎，看看台籍“慰安婦”返回台灣後的生活狀況如何。〔〕
自從1992年日本國會議員伊東秀子在國會圖書館找到三份電報，證實台灣也有“慰安婦”，台灣婦女救援會隨即展開了調查。1992年6月底，婦援會發布了“台灣‘慰安婦’首度個案調查分析報告”，公佈了第一批13名受害婦女的情況。年底，又發佈了“台灣地區‘慰安婦’調查個案分析報告”，公佈了48位（包括第一批13位婦女）原“慰安婦”的情況（其中38位仍然倖存於世）。隨後幾年中，婦援會繼續擴大調查範圍，又於1997年發佈了“台灣地區原住民‘慰安婦’訪查個案分析報告”，公佈了14位原住民受害婦女的情況。上述52位受害婦女結束“慰安”生涯後的生存狀態如下：從婚姻狀況來看，原“慰安婦”的婚姻關係不穩定或不美滿，且以單身未婚與同居為主要的婚姻狀況。有二度至五度結婚者。
從工作性質來看，以替人洗衣、煮飯、打掃、做手工等為主要工作。
從生活形態來看，隨工作需要到處遷移漂泊以為生，生活孤獨，晚景淒涼。有的由於經濟能力低，已成為或正申請低收入經濟補助户。
從身體狀況來看，不孕為普遍的現象。在婦女救援會首次調查的13名原“慰安婦”中，有9名不孕，高達近7成的比例。多數婦女患有胃病、氣喘、心臟及肺氣腫病、婦科疾病等等。
從心理感受看，雖然事隔五十年，但多數婦女仍然感到羞愧、怨歎、憤怒。
目前，在中國大陸倖存的原“慰安婦”約有150名，接受各調查機構、團體、個人調查的原“慰安婦”約有50名，但由於各種原因尚不能得出原“慰安婦”的整個生存狀態如何。僅依據筆者目前掌握的山西盂縣的24位原“慰安婦”的情況看，她們的生存狀態與原台灣籍“慰安婦”有許多相似之處。
從個人命運來看，有因無法忍受輿論壓力而自殺身亡的，有神經失常的。山西盂縣西煙鎮南頭村的南二樸，1942年春被駐守西煙鎮的日軍抓去作慰安婦，時間長達一年零八個月，其間曾懷孕生有一子，後夭折。1944年南二樸逃回南頭村。解放後，南因這段經歷曾經被關押兩年，後雖然放出，但經不住社會輿論的壓力，1967年上吊自盡。上面提到的山西盂縣的那位姓楊的婦女1942年春被日軍抓去作“慰安婦”，後被家裏人贖回，但因精神受到刺激，神經失常，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從經濟來源看，24位受害婦女普遍都以務農為生，無任何其他經濟來源。所處地為太行山區，土地貧瘠，收穫不豐。又因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因而與子女關係不和，大都與子女分開單過，因而生活相當艱難。
從婚姻狀況看，大部分受害婦女的婚姻關係極不穩定，離婚多次或數度被人拋棄的現象較為普遍。盂縣西煙鎮南村的趙潤梅和後河東村的尹玉林因曾經淪為日軍的性奴隸，遭到日軍的殘酷蹂躪，喪失了生育能力，二人前後兩次被丈夫遺棄。
從生育狀況來看，24名受害婦女中，有60%的婦女喪失了生育能力。從身體狀況來看，24名婦女全部患有婦科疾病，此外，還患有程度不等的頭痛、頸椎疾病、胃痛、關節痛、心血管病。在筆者親自調查過的4位婦女中，有3位做過腹腔內腫瘤切除手術。
這僅僅是盂縣這個局部地區受害婦女生存狀態的粗略概況。要想得出更加可靠的結論，尚需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目前，中國大陸“慰安婦”這種“青春不堪問，老境卻堪憐”（李敖先生語）的命運尚未引起人們的普遍的關注，因而與台灣、韓國的原“慰安婦”相比，她們也未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救助。目前台灣倖存的原“慰安婦”每人每月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15000元台幣的生活補助，另外，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每月也為她們提供15000元的生活補助。此外，她們還可以享受醫療、住院、健康檢查等補貼。韓國政府1993年通過政府立法，為每位受害婦女一次性提供約6100美元補助，及每月185美元養老金以及其它一些生活補貼。自1997年起，韓國政府又把每位受害婦女的生活補貼提高為每月50萬韓元。政府還為每位受害婦女提供免費醫療保險等。〔〕
對原“慰安婦”生存狀態的研究，由於檔案材料的缺乏，大量的是需要通過調查訪問獲取第一手的材料，因此是一個較為龐大而又繁瑣的課題，無論從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來看，還是從所需要的調查手段和方法來看，都不是某一專門的學科和學者所能完成的，因此，急需建立一個統一的多學科的調查研究機構。事實上，目前“慰安婦”問題已經吸引了多門學科學者的關注和的研究興趣，史學、法學、社會學、女性學的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對該問題都有論述，從今後的發展趨勢來看，建立一個統一的多學科的調查研究機構不是沒有可能。
目前已知的中國大陸倖存的慰安婦有150名，其中絕大多數仍然在保持緘默，尚未將自己的受害事實公之於眾，如果能夠關注她們的生存狀態，使她們能夠得到真正關心和救助，同時也使她們感到世俗觀念對她們從歧視到同情的變化，相信會有更多的受害婦女站出來揭露日軍的罪行，也將進一步推動“慰安婦”問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