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之一，兩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開放對外貿易最大的和重要的港市，且歷久不衰。特別是到了清朝幹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獨留粵海關，於是廣州成為中國海外貿易的唯一大港而處於得天獨厚的地位。對外貿易的港口同時是文化交流的樞紐。開放對外貿易的廣州，中西文化在這裏互相接觸、互相激盪、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特別是19世紀，近代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接踵東漸廣州，並傳播至全省和全國各地，影響深遠。近代西方科學技術東漸廣州，內容豐富，不一而足。本文擬以西醫學東漸為個案進行探索。
西醫學傳入廣州，早已有之。從象崗山南越王墓發現的盛放在漆盒中的乳香，説明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以後到了16世紀至18世紀中葉，西醫學傳入廣州者也不乏其例。但到了19世紀，西醫學傳入廣州以至全國，其規模之龐大、醫術之精深、知識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卻是空前的。而其最終的效應是在廣州和中國建立了一個略同於歐美國家近代化的西式醫療和醫學體系，包括開辦醫院、臨牀醫術、創建醫校和傳播醫學理論，等等。
一、西醫院的開辦
“西學東漸”的內容十分廣泛，就其狹義而言，至少包括文化和精神生活方式(語言、宗教、思想、科技、藝術、文藝等)。西醫學東漸應屬科技東漸廣州，是以開辦醫院為張本的。據數據記載，最早來廣州開辦醫院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他於1815年(嘉慶二十年)來廣州，得十三行的會隆行行商鄭崇謙的幫助，在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診所，接種牛痘(詳後)。
這應是廣州開辦西醫院之始。1832年(道光十二年)，着名英國醫生郭雷樞(Thomes Richardson Colledge)將他於1827年(道光七年)在澳門開設的一所眼科醫院遷來廣州另立診所，名為廣州診所(Canton Dispensary)。該診所除了治療眼疾外，還兼治腳病及各種疾病患者。
它標誌着西醫傳入中國的途徑由澳門移向廣州，打開西醫傳入廣州以至中國各地的新局面。1836年(道光十六年)，郭雷樞向教會呈遞《關於任用醫生作為對華傳教商榷書》(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呼籲和請求教會多派學醫的傳教士來華，以醫療方式輔助傳教。他的呼籲得到各國教會的重視，不斷派出傳教士醫生來廣州開辦醫院，行醫傳教。
1853年(道光十五年)12月26日，美國傳教士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受美國公理會國外差會派遣來到廣州，在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租用一幢中國商人的房子，於11月4日開辦了眼科醫局(Ophthalmie Hospital)，亦稱“新豆欄醫局”，內設有接待室、診斷室、配藥室、手術室和觀察室，能容納200名病人候診，規模相當大。“醫局開業第一天沒有人敢來求醫，第二天只有一個患青光眼的婦女單獨來到診療。”第三天情況開始好轉。以後便源源不斷地有病人光臨，到一第季度末，就接待治療女病人270人，男病人655人。
由於伯駕免費接收貧窮病人治療和其醫術高明，使醫局就診病人日益增加，地方也不敷使用。次年春天，得怡和行行商伍紹榮幫助，將豐泰行7號免費借給伯駕擴充醫療場所。經擴充的醫局改名為仁濟醫院。此時，醫務相當繁忙，據説每天清早從四面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與官員、侍從、馬伕、轎伕等，將街道擠得水泄不通。來求醫者千百計。據統計，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來醫院診病者達到2152人次。計診治眼病者47例，其它病者23例，並有數例女性癌症者。伯駕曾親自記述過這間醫院診病的繁忙情況，説：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裏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
1859年(咸豐九年)1月，新來廣州的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重新組建並修葺被火燒的仁濟醫院重新開張，改名為博濟醫院(今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在嘉約翰的主持下，依靠廣州青年醫務人員的合作，醫院成績斐然，聲望日高，成為近代醫學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西醫院。在博濟醫院工作的一些外國傳教士醫生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相繼到佛山、肇慶、陽江等地開創西醫治療事業。而另一些傳教士醫生在廣州又創立新的西醫院。如1894年(光緒二十年)，嘉約翰多方努力，得到親友和教會的幫助，在廣州下芳村購買土地17畝，創辦惠愛醫院(今廣州市芳村廣州精神病院的前身)。此為中國首家西醫精神病院。
從此，廣州以及中國的精神病患者從數千年的巫術、符咒的迷霧桎梏中解脱出來，接受科學的醫術治療。1899年(光緒論二十五年)，美國傳教士女醫生富馬利(Fumarri)來廣州，在西關開辦道濟醫院，後因“道濟”二字與廣州話 “刀仔”有諧音之嫌，接受中國駐美公使樑誠的建議改為柔濟醫院(今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1901(光緒二十七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南關開設宏濟醫院(後改為兩廣浸信會醫院，遷至東山)。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法國教會派醫生在廣州長堤開設中法韜美醫院。至此，外國傳教士醫生在廣州開辦的西醫院達5所之多。
有鑑於在廣州開辦西醫院成功的經驗，外國傳教士醫生紛紛經廣州到全國的通商口岸如廈門、寧波、上海、天津以至政治中心的北京開辦醫院。例如，1839年(道光十九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扺達廣州，然後轉扺上海，在上海市南邊建立“中國醫院”，後經多次搬遷，改名為“山東路醫院”，最後定名為“仁濟醫院”
。此是上海第一家西醫院。據雒魏林自己所述，來該醫院就診者很多，而且是越來越多。據統計，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來診病者達到10000多人次，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增到15 000多人次。“求診的病人中不僅有上海的居民，還有許多來自蘇州、松江和其它附近城市，如崇明島來的病人”。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他還到浙江省舟山開辦一所小的西醫院。至1861年(咸豐十一年)9月13日，雒魏林以英國高級醫生的身份到英國駐北京公使館工作，不久便在公使館旁邊租借了一棟房子作為西醫療所(也是他的住所)，為北京的病人看病治療。第一年來就診的病人就達到22144人次，使他都為之驚奇。他報告説：
各階層的人和官員，帶着妻子、孩子紛紛到我這裏來診治，其中還有商人、老闆、工人、農民、甚至許多乞丐。他們都集聚在我的醫院裏，欣然同意接受我們的治療，這是令人驚奇的。
18六4年(同治三年)，雒魏林回英國，剛從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德貞(John Dudgeon)來北京主持北京的西醫院工作。1866年(同治五年)秋，德貞因為身患半身癱瘓、年屆69歲的清廷內閣大學士賈楨醫病痊癒，為清廷官員從心理上接受西醫治療打下基礎，從而為西醫在全國的傳播和西醫院在全國各地的開辦敞開了道路。於是，19世紀全國紛紛開辦西醫院。現將1805-1884年(嘉慶十年至光緒十年)全國各地開辦的西醫院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從上表首先看出，19世紀陸續來廣州及至沿海地區或內地的傳教士醫生共30人，在廣州等地開辦的醫院(診所)共46所，其中廣州佔11所，居全國首位。其它則分佈在澳門、香港、廈門、福州、汕頭、寧波、舟山、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內地只有武昌、衡州和北京三地。其次，當時到廣州等地開辦西醫院的傳教士醫生以美、英兩國為多。再次，這些西醫院的治療以眼、皮膚科和簡單的外科切除手術為多(詳後)，很少看到有內科治療的病歷記錄檔案。
二、西醫術的應用
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傳教士醫生以廣州等地的西醫院為載體，將西方近代先進的醫療技術應用於臨牀，為廣州以至中國居民治療疾病，取得了良好的療效。其中最為當時人所矚目者是種牛痘防天花病和外科開刀手術。
自從1796年(嘉慶元年)7月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琴納(Dr？Edward Jenner)發明以牛痘接種醫術取代原來中國人痘接種醫術預防天花病取得成功後，風靡世界，並東漸廣州以至全中國。1803年(嘉慶八年)8月，英屬孟買總督將一批牛痘苗寄給澳門東印度公司，並在澳門兒童身上試種牛痘，因牛痘苗過時失效未獲成功。1805年(嘉慶十年)，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高級外科醫生皮爾遜，利用葡萄牙人許威氐(Hewit)從馬尼拉運來的一批新牛痘苗，再次在澳門試種牛痘取得成功。此是牛痘接種醫術傳入中國之始。時正值廣東爆發天花流行，無數廣東居民紛紛湧向澳門皮爾遜的診所種牛痘，據統計，一年之內給數千人施種了牛痘。
當時，皮爾遜僱請樑輝、張堯、譚國和邱等人為助手，其中以南海縣人氏邱掌握接種牛痘醫術最為出色。皮爾遜在澳門施種牛痘成功後，“曾作了一小冊子，口授予斯當東譯成漢文”，書名為《英吉例國新出種痘奇書》，全書介紹了琴納發明牛痘接種醫術的方法、特性、器具和臨牀經驗等。此書後由香山縣(今中山市、珠海市)曾望顏翻譯帶到北京出版。
1810年(嘉慶十五年)，牛痘接種醫術傳入廣東。史稱：牛痘之方，英吉例蕃商哆哪於嘉慶十年攜至廣東，……迨十五年，蕃商刺佛復由小呂宋載十小兒傳其種至。洋行商人伍敦元、潘有度、盧觀恆，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屬邱()、譚(國)二人傳種之。寒暑之交，有不願種者，反給以資，活嬰無算。
嘉慶二十年(1815年)，會隆行行商鄭崇謙在十三行街的行商公所開設診所，請皮爾遜給廣州兒童接種牛痘預防天花。每9天由一箇中國種痘師給15-40歲的兒童及青壯年人種痘，由皮爾遜在旁監督施種。在廣州和廣東人的熱情幫助下，皮爾遜的牛痘接種醫術很快由廣州推廣到廣東農村以至全國各地。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接種牛痘最出色的邱，根據自己接種牛痘醫術的經驗撰寫和出版了《引痘略》一書，除了將皮爾遜在澳門和廣州接種牛痘醫術詳細介紹外，並把中國傳統的中醫理論及出痘後用藥物護理相結合、和將上臂種痘部位定為分少陽三焦經的消爍、清冷淵二穴，以經絡臟腑理論進行詮釋，大大擴展了接種牛痘的可信程度。又由於皮爾遜在廣州免費給兒童接種牛痘，和邱進而設“金”送給種痘兒童，並以之作為“留漿養苗”所費，這樣既吸引貧苦家庭的兒童種痘，又保證了疫苗源源不斷得到供應，從而使接種牛痘醫術得在廣州、廣東以至全國各地迅速傳播開來。
據陳援庵、廖育羣考證，1822年(道光二年)，李翹楚將接種牛痘醫術傳至湖南嘉禾縣;1823年(道光三年)，傳至衡陽和湖北清江縣;1827年(道光七年)，廖鳳池傳至湖南宜章縣;1828年(道光八年)至1829年(道光九年)，吳珍儒傳至湖南湘譚和安徽桐楓縣;1830-1834年(道光十年至十四年)，王新羣傳至湖南、湖北各地;1836年(道光十六年)，包祥麟傳至江蘇揚州和安徽蕪湖;1840年(道光二十年)，劉子傳至江西各地;1847年(道光二十八年)，傳至浙江杭州;1851年(咸豐元年)，傳至四川各地;1852年(咸豐二年)，天津設保赤堂種牛痘;1858年(咸豐八年)，山東泰州設局種牛痘。1862年(同治元年)，邱命其子邱昶到北京和廣西設局接種牛痘，授徒5人，史稱：
先君……不能親行者，悉令昶依法布種。京師有痘患，潘德畲方伯稔和牛痘之法昶已得傳，遂郵書來延。時以先君逾古稀未敢遠遊，欲卻其請，先君聞而訓飭曰：種痘活人乃我素願，京師痘患與吾粵痘患無異。豈可從我一已之待養而陰人好善之舉爾？爾依我所授幹苗法即日治裝往。昶因敬謹從命，扺都設局凡十閲月，種嬰孩數百人，授徒五人，以是傳之京師。……未幾，廣西孫茶雲司馬遣使招邀，亦如前赴約。兩年之內由北而西，所到之處皆普其法。先君於咸豐元年易簣之日，猶諄諄以牛痘一事，使昶永其傳。
從此之後的五十多年，接種牛痘醫術得以傳播全國各地，收到預防天花病的良好效果，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歡迎和讚揚。南海縣人氏伍秉鏞曾賦詩讚揚接種牛痘醫術之功效，雲：
人事補天天無功，無心牖人人樂從。
牛痘自種始夷域，傳來粵海今成風。
等此批隙導大竅，化盡陰厄調鴻蒙。
爹孃未省吃惶恐，保你赤子碩且豐。
邱羣挑剔最純熟，兩臂按穴霏輕紅。
……
曲突徒薪計最早，汝獨不有羣兒童。
外科手術的應用也是西醫術東漸廣州以至全國的重要標誌。這一應用是伯駕開了先河。1835年(道光十五年)，伯駕在其開辦的“新豆欄醫局”(眼科醫局)給一位白內障眼疾者作切除手術，同時為其它病人切除膿腫、腫瘤和癌等項手術。伯駕曾經仔細地記述他做的一例手術的情形：
病例第446號。12月27日，何齊，女，13歲，肉瘤。
當時我正打算下班，看見一位中國人牽着他的女兒，遲遲疑疑地走進醫院門。乍一看去，他的女兒像長了兩個腦袋，太陽穴上隆起一個巨大肉包，一直重掛到下頜，一張臉悲慘地變了形。
伯駕讓病女孩的家長在手術單上簽名畫押後，為病孩做了切除手術，僅用8分鐘就取出了一個直徑16寸、重1.25磅的巨型內瘤，再經18天的治療便康復出院。由於伯駕開刀醫術精湛，無數病患者均很樂意動手術以消除惡疾。如有一位65歲的婦女患有雙眼白內瘴病，當伯駕要為她施行切除手術時，問她是否害怕時，她居然回答：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雙眼取出，再裝進去。
伯駕終於為這位婦女動了切除手術，醫好她的白內瘴眼疾。至1836年(道光十六年)，伯駕每週還專門安排一天時間全天為病人動手術，而且手術的範圍更廣，包括白內瘴、截肢、乳腺癌、肉瘤、臉內翻、臉下垂等。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伯駕為一位病人的右臉部切除一個重達8─8-磅重的腺體瘤。同年7月17日，他首次成功地為一位35歲的病人做了膀胱結石切除手術。後來伯駕離開醫務界後，新來的傳教士醫生嘉約翰，主持博濟醫院45年醫療，且用大部時間用於手術治療。1875年(光緒元年)，嘉約翰首次成功地給一女病者施行卵巢腫瘤切除手術和第一次剖腹術。據統計，他親自施行的手術達到1284人次。
伯駕和嘉約翰在廣州博濟醫院做外科手術時，也成功地傳入麻醉法。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伯駕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法，他曾詳細地記述這種麻醉法動手術的情況：
我聽到使用硫醚麻醉成功的新辦法時，使用一位好友給我的一架研製儀器，替一位35歲左右臂部生有脂瘤的中國人使用麻醉後手術，……吸入蒸汽三分鐘後，病人還能清楚回答醫生的問題，同時瘤被很快地割了下來，……病人説他知道是在做手術，但感覺不到刀和針……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又成功使用氯仿麻醉劑施行手術。醚麻醉醫術是美國醫生傑克遜(son)和莫頓(on)發明，並於1846年10月16日在波士頓市的馬薩諸塞綜合醫院內應用施行的首例外科手術成功。伯駕於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就在廣州做手術時應用這種麻醉法，距傑克遜和莫頓的發明不到一年時間，説明西醫術在廣州以至中國的傳播與世界先進醫學醫術的發展是同步的。同時，也説明廣州在19世紀西醫學東漸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西醫校的創立
西醫教學是西醫在廣州以至全國傳播中極為重要的途徑，其影響最為深廣。隨着上述西醫院的開辦和擴展，以及西醫術的廣泛應用，英、美等國家的傳教士醫生深深感到人手短缺的困惑。特別是伯駕在廣州開辦眼科醫局後，十分迫切需要培養助手來幫助他開展醫務，説：
如果有幾位受過良好教育、急切希望掌握西醫藥、同時打算全面學習的青年，能經常來醫院服務，這對醫院工作效率來説，則是非常有益的。
於是，伯駕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在博濟醫院內設立一個醫療班，招收3名廣東青年學生進行培養。此可説是西醫學校在中國創立之始。伯駕用英語給他們講些基礎理論，主要是教學生進行實際的手術操作訓練。其中佼佼者是關韜。在伯駕的培養和指導下，關韜學會了白內瘴、臉內翻、翼狀肉、腹腔放液穿刺等外科手術，並能作腫瘤切除、拔牙、接骨等治療，成為一名優秀的眼科和外科醫生。鴉片戰爭期間，伯駕回國，博濟醫療的醫療事務便由關韜主持。1856年(咸豐六年)，中英戰爭期間，關韜被清政府派遣到福建的清軍服役，任“五品頂戴軍醫”，成為中國第一個西式軍醫。
1866年(同治五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內創辦南華醫學堂，後改名為博濟醫校。此是中國第一所正式的西醫學校。主要招收惠愛醫局的學生，也招收少數開業的中醫生。1868年(同治七年)招收學生12人，1870年(同治九年)又增收數名。每週二、六上課兩次，學制三年。嘉約翰親自教授藥物學和化學兩門課程。聘請留英學生、惠愛醫院的黃寬醫生講授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課程。至1879年(光緒五年)，此校改名為“南華醫校”，同時開始招收女學生。1886年(光緒十二年)，孫中山進入此校肄業。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在校學生達到31人。這所醫校至1912年停辦，計共培養了150名畢業生。他們大多數在廣州和廣東省內各地從事西醫業務，也有少數進入西醫學校擔任教師，對於華南和全國的西醫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富馬利在廣州西關創辦廣東女醫學堂(1905年改名為夏葛女醫學堂)，富馬利親任校長。至1920年，共培養畢業生160多人，分佈到全國13個省以至英、美、法、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從事醫務工作和擔任教職。
1903年(光緒十十九年)，美人端拿氏在廣州創辦廣州柔濟女醫院端拿着護學堂(後改名為廣州端拿高級護士職業學校)，專門培養醫院的高級護士人才。
上述在廣州創立的西醫學校，雖然是中國第一所或重要的西醫學校，但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近代化的醫校，只能説是近代化西醫學校的雛形，處於中國醫生培養的以師帶徒向近代醫校培養的過渡階段。雖然如此，但對於中國各地區西醫學校的發展和西醫人才的培養，則起了先導的和推動的作用。此後，全國各地就紛紛創辦西醫學校，培養西醫人才。據統計，到19世紀末，各地創立西醫學校達15所，現將西醫學校及醫院附設醫學教育的學校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此外，19世紀中國各地開辦的西醫院也有兼收少量生徒(平均4人)進行培養，作為西醫教育的補充。據美國傳教士醫生尼爾(James Boyd Neal)於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調查統計，有39所西醫院培養的西醫畢業生達到300人〔16〕。可見，在19世紀，以廣州為龍頭的中國西醫教育事業已初具規模。而且就其教育形式、教學內容和教學質量而言，與歐、美國家的醫學教育水準相比，也是相差不遠的。
四、西醫學的傳播
19世紀作為西醫學東漸最高層次是西醫學在廣州的傳播。它包括基礎理論、實驗手段、臨牀治療等在內的西醫科學理論體系。這種西醫學理論的傳播則是在廣州主持惠愛醫局的英國傳教士醫生合信開了先河。
合信在廣州主持惠愛醫局的治療和教學過程中，對中國的疾病進行調查，並考究中醫理論和中醫藥治療手段，從中發現“中土醫書所載骨肉髒俯經絡多不知其體用”、“不知病源”的缺憾，於是他在南海縣人氏陳修堂和江寧人管茂材的幫助下，於1851年(咸豐元年)開始翻譯介紹西醫基礎理論和臨牀治療經驗的醫學着作，向中國介紹西醫學各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他所翻譯的西醫書籍有：
《全體新論》，《博物新編》，《西醫略論》，《婦嬰新説》，《內科新説》，《醫學新語》。
合信的前五本書被稱為《西醫五種》和《西學新語》，是19世紀中國第一套漢譯的醫學書籍，它在廣州和上海出版並以漢學的形式向中醫師和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各界推薦了西醫科學，引起廣州和中國醫學界和知識界極大的興趣，幾年之內再版多次。特別是《全體新論》一書出版後，由於它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和圖文並茂，概述了西醫體系人體生理的結構和功能的解析，並從骨科學開始，比較各種動物的骨骼、肌肉、韌帶、腦髓、骨髓和神經系統，論及各種感覺器官以及低等動物器官的各種適應性，又用多側面的示意圖説明人體和動物的生理功能，如“眾血動行圖”、“入肝化生膽汁圖”、“心血運行圖”、“小腸吸液管運行圖”等，使讀者一目瞭然，於是，“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價”，很快就在全國各地以至日本不徑而走。幾年內再版數次。連為官者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也十分喜歡此書，撰文讚揚曰：
泰西合信氏着《全體新論》，繪圖最為詳明，首列全體，次列各體，計圖二百七十有一。粵東金利埠惠愛醫局有石刻本。餘因按原式分刻八幅列之坐右，以便省覽，且資持贈。欲究心醫理者，曉然於內外隱顯之本源，實足為望、聞、問、切之補助云爾。系以贊曰：
萬靈備具細驗全身，中邊分析表裏詳陳;
由形識性似妄實真，圖稱創見術遜仁人。
可以説，合信的西醫文獻翻譯對中國傳播西醫科學理論方面，厥功甚偉，篳路藍縷，殊為不易也。
在廣州主持博濟醫院和博濟醫校時間最長的嘉約翰醫生，是翻譯西醫學書籍向中國傳播西醫理論最多的第一人。他自1859年(咸豐九年)開始翻譯，至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共譯成中文的西醫書34種，其中最重要者計有：
《化學初級》4卷(The principles of Chemistry， 1871);
《西藥略釋》4卷(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1871);
《裹紮新篇》1卷(Essentials of Bandaging， 1872);
《皮膚新篇》1卷(Manual of Cutaneous Diseases， 1874);
《內科闡微》1卷(Manual of Symplomatology， 1874);
《花柳指迷》1卷(Treatise of Syphilis， 1875);
《眼科撮要》1卷(Manual of Eye Diseases， 1880);
《割症全書》7卷(Manual of Operative Surgery， 1881);
《炎症》1卷(Treatise of Inflammation， 1881);
《熱症》1卷(Treatise of Fevers， 1881);
《衞生要旨》1卷(Treatise of Hygene， 1883);
《內科全書》6卷(Manu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 1883);
《體用十章》4卷(Manual of physiology，HuXley and Yonman？s 1884);
嘉約翰翻譯這一系列西醫書籍是作為博濟醫校的教科書出版的，重點是集中在臨牀醫療技術的傳播，而且是注重於廣州和廣東地區常見的流行疾病如眼科、皮膚科等醫療技術，目的是為博濟醫院培養醫生。
在嘉約翰翻譯西醫學書籍行動的感召下，在廣州博濟醫院任助理醫師的中國人尹端模，也加入了翻譯西醫學書的行列，截至1894年(光緒二十年)，他共譯成《體質窮源》1卷、《醫理略述》2卷、《病理撮要》2卷、《兒科撮要》2卷、《胎產舉要》2卷共5種，成為參加西醫學文獻翻譯的中國醫生，為西醫學理論在廣州和廣東以至中國各地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為了及時將西方國家的最新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及時介紹到廣州和中國內地，嘉約翰於1880年(光緒六年)創辦中國第一種西醫學期刊雜誌《西醫新報》，自任主編，由廣州博濟醫局出版發行，每年出版四期。當時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對《西醫新報》的形式、內容作了詳細的介紹：
此係一種醫學雜誌，專為華人而設。報紙共八頁，大號雜誌格式，有封面及目錄，全屬中文。在發刊詞中，用簡潔文言，説明雜誌之益，醫志尤為需要，並述西醫比較中醫之優越。第一號有短論文十四篇如下;(一)論醫院;(二)中國行醫傳道會;(三)內科新説;(四)方便醫院之情況;(五)燙傷之治法;(六)真假金雞納霜;(七)初起之眼炎;(八)大腿截除術;(九)上臂截除術;(十)內瘤奇症略述;(十一)論血瘤;(十二)癲狂之治法;(十三)論內痔;(十四)論外痔。
可惜此雜誌出到第8期就停刊了。至1886年(光緒十二年)，嘉約翰的助手尹端模創辦了《醫學報》月刊，仍在廣州博濟醫局出版發行，但僅出數期即停刊。此是華人自辦的第一本醫學雜誌，對於報導西醫學的知識起了重要作用。
在廣州翻譯西醫書籍和出版雜誌傳播西醫理論和技術的熱潮影響和推動下，上海、北京等地也相繼翻譯出版不少的西醫書籍。1865年(同治四年)，任上海江南製造局附設翻譯館編譯的英格蘭傳教士醫生傅蘭雅(John Fryer)和一中國人趙雲益(江蘇崑山人氏)合作，以畢生精力翻譯西醫書籍，由江南製造局出版。自1865-1896年(同治四年至光緒二十二年)，他們兩人合作翻譯出版的西醫書籍有11種：
《儒門醫學》3卷，附1卷;
《西藥大成》10卷;
《法律醫學》24卷;
《西醫大成補編》10卷;
《內科理法前編》6卷;
《內科理法後編》總論6卷，專論各種疾病10卷;
《西醫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
《顯脈表論》1卷;
《濟急法》2冊;
《保存生命論》1冊。
《身體須知》1卷。
在北京，翻譯和編着西醫書籍介紹和傳播西醫理論和醫術的，是英國倫敦傳教士醫生德貞獨領風騷。1873年(同治十二年)，德貞首先撰寫一組醫學文章在丁韙良主編的《北京聞見錄》(peking Magazine)雜誌發表，內容包括：“牛痘考”、“運血之遂道”、“論血之器”、“論心”、“脈論”、“哈維及其發現”、“論眼”、“法醫學”、“論金雞納”等，通俗地介紹了西醫基礎知識。後於1875年(光緒元年)結集成冊，以題為《西醫舉偶》(Miscellaneous Eassays on Western Medicine)在北京出版。同年，他編着的解剖學着作《身體骨格部位及臟腑血脈全圖》亦在北京出版。
1886年(光緒十二年)夏，德貞編譯的《全體通考》(Hu-man Anatomy)18卷，由北京同文館出版。這是一部大型的解剖學教科書。對中國醫學的發展起着促進作用。它使不少中醫師逐步意識到中醫對人體骨骼構造解釋的侷限性，從而認識到“治病如作室，必先清其基址，審其堂，然後庀材鳩工。至哉言乎，誠根柢功夫也”。進而使“中國學醫者由此悟入，將見施針，用藥不爽毫釐”。無形中傳達了一種新的醫學觀念，被當時中國醫學界稱之為“不朽之作”。
19世紀80年代末，德貞根據莫蘭特(Morrant)、貝克(Baker)、柯克(Krike)的生理學着作，編譯題為《全體功用》(physiology)一書在北京出版，全面向中國醫學界介紹了生理學的基礎理論知識。
1890年9月至1893年12月(光緒十六年至十九年)，德貞在《萬國公報》陸續連載他編寫的《西醫匯抄》數萬字的專欄文章，全面論及包括內科、外科、皮膚科、流行病、五官科的炎症、瘰症、痛症、瘢症、鼻證、耳症、口炎症、牙症、口症、流血、水症、虧血、風氣、瘧疾、黃熱症、小兒熱瘧症、熱病、熱症等西醫學中臨牀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並具體詳細地開列治病藥方，標明劑量、服法等。1894年3月至1895年4月《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德貞又在《萬國公報》發表《醫理雜説》的專欄文章，繼續介紹西醫學的理論和西醫的治療技術。這個時期，德貞的《西醫匯抄》和《西醫雜説》，對於在中國普及宣傳西醫學知識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國醫學界的讚賞，Wang & Wu，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汪、吳：《中國醫學史》)對此作了適當的評價：“論及這個時代出版的醫學着作，德貞的貢獻最顯着。”
以上西醫學理論和醫術文獻的翻譯出版發行的事實，説明展現在中國人面前的西醫學和西醫術，不僅僅是一門與中醫學迥異的治療手段，而是擁有一套完整的科技體系。可以這樣認為，至19世紀末，西醫學的新醫術研究體系和學説開始被整體地介紹到廣州以至全中國了。
從上述四方面歷史事實説明，在19世紀，西方醫術和醫學已經系統地、全面地東漸到廣州以至中國各地了。在這個過程中，廣州十分明顯地處於橋樑的地位，扮演了西醫東漸的最重要角色。它溝通了西方醫學與中醫學的關係，極有利於西醫學和中醫學的交流和促進西醫學和中醫學的發展。就醫學也屬於文化的範疇而論，廣州自然也是19世紀西方文化東漸中國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在溝通中西文化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大膽地説，在近代，西方文化是通過廣州而向中國內地輻射、潛移和傳播的，對於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中國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革命，戊戍政變、辛亥革命等政治運動，都是與西方思想文化東漸廣州以到全國的結果，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也都是在廣州領略和吸收西方民#主思想之後而起來向清朝封建政府發動攻擊和最後推翻其統治的。廣州是兩千多年的開放城市和革命英雄城市，當之無愧。歷史事實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