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失去了組織聯繫。15年後，重新與中共建立了聯繫，並祕密會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從此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投入了隱蔽的情報戰線，不畏艱險地在國民黨心臟部門進行一場特殊的戰鬥，源源不斷地將絕密軍事情報提供給中共中央，並在敵人堡壘內部瓦解敵軍，為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屢建奇功。
“為國捐軀，軍人的本分，怕什麼，我去。”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於重慶銅梁縣永嘉鄉達昌池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之家。1926年初，郭汝瑰考入黃埔軍校入伍生訓練部學習。1930年冬，郭汝瑰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32年3月回國，考入中國陸軍大學第10期學習，1935年考入陸大研究院深造。1937年5月，郭汝瑰調離陸軍大學，到常德任國民黨十八軍十四師參謀長，從此，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
抗日戰爭開始後，郭汝瑰所在的十四師於8月開赴蘇州加入淞滬戰場陳誠指揮的左翼兵團。十四師的任務是警戒白茹口至江陰一帶江面。8月下旬，郭汝瑰協助師長霍揆彰，率領十四師會同友鄰部隊在羅店與日軍反覆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
9月初，十四師將羅店方面的防務交給十二師及六十七師後，全師兩旅4個團在月浦後面15華里的南、北塘口，顧家角及其以南地區擺成一線，為七十九師的縱深配置，待其後撤，再阻擊日軍的進攻。此時，十四師四十二旅旅長曾粵漢，在日軍的狂轟爛炸面前，日不思飲，夜不安席。霍揆彰怕他誤事，請副師長凌兆堯接替，凌面有難色，不願前往。霍揆彰又把目光投向郭汝瑰。郭汝瑰正色道：“為國捐軀，軍人的本分，怕什麼，我去。”便與曾粵漢對調職務。
簡單的移交完畢後，郭汝瑰找了一頂鋼盔帶在頭上，踏着被炸彈、炮火反覆刨犁過的浮土，直奔四十二旅前線指揮所。
日軍總是先炮擊後衝鋒，如果守軍頂住了，就再炮擊，再衝鋒。郭汝瑰配備一個團正面阻擊日軍衝鋒。另一個團做預備隊。如果第一線陣地失守，立即命令預備隊反擊。日軍不斷突破陣地，但都被預備隊的反衝鋒奪回。每天要反覆數次。
連日慘烈的戰鬥，陣地早已失去了原來的模樣，並逐漸後移。但郭汝瑰的旅指揮所卻硬頂着沒退。右翼的四十旅、左翼的六十七師胡璉旅的指揮所已被炮火夷為平地，兩旅把指揮所遷了過來，3個旅長共用一個指揮所。
艱苦卓絕的拼殺一直堅持到9月19日，當四十二旅接到撤退命令向第四軍移交防務時，全旅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而且多是傷員和炊事員。36挺重機槍全被日軍的“三七”炮打壞，經拼湊，只有4挺可用。堅守南塘口的官兵，浴血奮戰十天七夜的英勇事蹟，感動了上海人民，他們組織了不少慰問團前來慰問。宋慶齡、何香凝組織的慰間團專程來到四十二旅，特別送給郭汝瑰一件毛衣。以慰勞和激勵他奮勇殺敵，抗戰到底的鬥志。
十四師在太倉經過修整補充後，又奉命守南翔戰青陽港。郭汝瑰在淋滬前線整整打了兩個月，不久羅廣文接任四十二旅旅長，郭汝瑰復任十四師參謀長。
謀略雄才受到蔣介石的特別賞識
1937年12月，日軍攻下南京，以為中國政府會求降。希望破滅後又認為攻佔時為中國臨時首都的武漢，很可能成為中國屈膝投降的契機，決定調集軍隊，溯江西上。1938年6月15日日軍攻陷安慶後，再陷要塞馬當，突破了長江封鎖線。25日又攻佔九江，拉開了進攻武漢的序幕。
經過整補的國民黨軍隊，以40餘個精鋭師在武漢三鎮擺開了與日軍決戰的架勢。蘇聯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隊也先後到達武漢。武漢戰役的準備工作在新任武漢衞戍總司令陳誠的統率下空前緊張熱烈起來。這時霍揆彰在武漢成立五十四軍，
轄十四、十八兩個師，郭汝瑰被任命為軍參謀長。該軍系陳誠嫡系，兵員、槍械、彈藥均極優良，還由德國顧問幫助訓練，一邊練兵，一邊修築工事。
當時蔣介石和陳誠等按照德國顧問的設計，正在構築環繞武漢三鎮的環形防禦體系。按其構想，保衞武漢的幾十個師將在這條環形防線上重演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陣地戰。
其實郭汝瑰對德國顧問構築的環形工事深感疑慮。他特去面見武漢衞戍司令部參謀長郭仟，坦誠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武漢保衞戰又搞了一個環形背水陣，完全沒有吸取南京戰役的教訓。表面看各處都有堅固工事，但幾十個師放在環形線上，一點被突破，全都將潰不成軍而被逐一殲滅。何況德日兩國早有往來，如果日軍要了解我軍陣地部署和陣地構築情況也易如反掌。”
時隔不久，武漢衞戍司令部召開高級將領作戰會議，軍師以上的將軍們都出席了。陳誠在會上作了戰前鼓動講話。郭懺參謀長和劉雲翰參謀處長宣佈了早已擬定好的作戰方案。接着各部隊長官彙報各部工事構築進展情況。會議近尾聲時，陳誠又講：“近來聽到不少對武漢作戰的不同意見，其中有些頗有見地，在坐各位不妨暢述高見，使我武漢會戰方案更臻完善。”
眾將官都默不作聲，誰也不願對德國顧問制定的作戰計劃評頭論足，更怕承擔不起修改計劃的責任。
惟有郭汝瑰一邊站起來，一邊説：“我有一點不成熟的意見，也未形成文字，講出來供大家參考。我認為目前的方案不是修改完善，而是必須推倒重來。若按目前方案實施，實際上是步南京戰役之後塵。”
此語一出，會場氣氛頓時振奮起來。他又接着説：“如果我們沿武漢三鎮構築環形陣地，一點被突破，必全軍崩潰。同時又和南京戰役一樣，背水立陣，幾十個師蝟集武漢核心陣地與日軍死打硬拼，一旦失利，我全軍將士就有被趕下河吃水的危險。”
陳誠一邊傾聽，一邊思忖，郭汝瑰的設想雖然還有待完善，但基本輪廓已勾勒出來，尤其是不重核心而重外圍的構想，極富爭取戰略主動意識。他仔細玩味其中的玄機，禁不住輕聲自語：“保衞武漢，不戰於武漢，好主意，好主意！”
參加會議的中央軍和雲南部隊的將領紛紛發言，認為郭汝瑰的構思大大拓展了戰場的空間，作戰時間也相應延長，以空間換時間符合持久戰原則。隨着作戰規模擴大，兵力也相應增加。日軍的兵力和消耗同樣也會增加。日軍補給線長，必然顧此失彼，而我軍則以逸待勞。何況戰場遼闊，地形複雜，只要最後階段把握時機，保存有生力量，武漢戰役就勝利了。
最後，陳誠果斷地説：“戰役方案要重新研究。”並要郭懺、劉雲翰、郭汝瑰等留下，參加制定新計劃。
不久，軍事委員會下發了蔣介石批准的《對武漢附近作戰之意見》，內稱：“武漢已成為我抗戰之政治、經濟及資源之中樞，故其得失關係甚巨。唯武漢三鎮不易守，而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無險可守盡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雜湖沼，尤非久戰之地，故欲確保武漢，則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上策。否則據武漢三鎮而守，於近郊而戰，則武漢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僅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敵之圍，勢如甕口之鼈……”
總的戰略方針確定之後，蔣介石立即調兵遣將，以長江為界，分為兩大戰場。參戰部隊由原來的40個師，增至124個師，加上海空軍，總數達100萬。長江南岸因是主戰場，佈置了27個軍的兵力，由武漢衞戍司令部總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
日軍的進攻路線果不出郭汝瑰所料。擅長登陸作戰的山下兵團沿江而上，以一部從瑞昌登陸，8月27日瑞昌陷於日軍之手。但由於守軍頑強抵抗，至9月10日，日軍侷促於瑞昌以西十公里範圍內。惱羞成怒的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崗村寧茨中將以炮兵、裝甲兵加緊向金雞嶺進攻，守備江防的羅廣文四十二旅，用一個野炮營發起了奇襲射擊，把日艦打得調頭逃跑，不敢西進。失去海軍支持，日軍攻勢大減。陸上孫桐萱、湯恩伯各軍節節抵抗，給敵大量人員殺傷和物資消耗。
整個戰役正按郭汝瑰的設想有條不紊地進行，他的臉上禁不住偶爾流露出得意之色。
1938年10月25日，日軍攻佔武漢。歷時4個多月的武漢大會戰，中日雙方動用了開戰以來的最大兵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線進行了無數次大規模的惡戰，結果日軍沒能殲滅國民黨軍隊124個師中的任何一支部隊，日軍付出慘重代價之後，得到的僅僅是一座開戰之初就計劃要放棄的空城。中日戰爭開始轉入對日本最為不利的持久戰階段。
作為獎勵，郭汝瑰晉升為第二十集團軍和洞庭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部隊退守常德、桃源一線。
1942年冬，郭汝瑰被兼任國防研究院副院長的陳誠調到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員，院址設在重慶最高處的佛圖關。研究院的任務是培養能指揮海、陸、空三軍，類似隆美爾、凱薩林、倫斯德特一樣的全能將才。該院共有研究委員和研究員41人，全是蔣介石欽定的“軍界精英”。
郭汝瑰的想法是：中國軍隊和盟軍協調作戰，利用盟軍的海空優勢在印度洋上的安達曼羣島登陸，擊敗日軍，從而勝利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
在離國防研究院半里之遙的佛圖關半山腰，蔣介石開設有一個“中央訓練團”。每逢週一研究院全體成員都要去那裏參加由蔣介石親自主持的總理紀念週活動。一年之中，郭汝瑰聽過蔣介石30餘次講話，並一同進過餐，也被單獨召見過。
蔣介石和陳誠對郭汝瑰更加器重，派他任駐英副武官，到英國考察國防機構的組織情況，以便日後參與國民黨統帥部工作。
郭汝瑰是在為蔣介石運籌帷幄，又是在助毛澤東決勝千里
1945年3月，剛回國的郭汝瑰就被軍政部長陳誠安排任軍政部軍務署副署長，後升任署長。陳誠兼國防研究院院長，又以郭汝瑰兼副院長。
在國民黨軍隊中，軍政部長的權力僅次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軍務署又是軍政部最有實權的部門，操縱着各軍師大小、強弱的實權。定為何種編制關係各軍師利害，所以競相與軍務署講朋友，拉關係。然而，郭汝瑰卻無心於這些應酬和奉承。隨着他地位的升遷，他越是看清了國民黨的內幕，也越想了解解放區的情況和共產黨的主張。
就在此時，一個負有特殊使命的共產黨員任廉儒找到了郭汝瑰。他與郭汝瑰初會於18年前。郭汝瑰見到好友任廉儒後把他十幾年來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全部吐了出來，還提出了想找黨組織的願望。任廉儒徵得董必武同意後，約定郭汝瑰去面見董。
1945年5月的一天晚飯後，郭汝瑰換上一身便服，前去青年路羅升之的公館會見董必武，董必武同郭汝瑰進行了親切的交談。董必武詢問了郭汝瑰對其頂頭上司陳誠的看法後，又要他談談對國民黨的看法。郭汝瑰一一作了回答。董必武表示贊同。當問及對共產黨的看法時，郭汝瑰激動地回顧了在黃埔軍校時聆聽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員講課，接受社會主義教育的情景。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蔣介石在美援的支持下，一面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一面集結重兵向解放區進攻。
這年10月2日，郭汝瑰又被委任為總參謀長辦公廳副廳長。上任才幾天，又被委任為國防部第五廳廳長。1947年3月，陳誠向蔣介石保薦郭汝瑰出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
反對內戰的郭汝瑰不願意出任第三廳廳長，因為第三廳主管作戰。
等到郭汝瑰和任廉儒研究到任與否及利弊時，任廉儒淡淡地笑着説：“任還是該去上的，作戰計劃你儘管做，一式兩份不就成了另一回事了嗎？”
郭汝瑰，於1947年3月5月去第三廳就職。
郭汝瑰每次作戰計劃都用楷書抄正送蔣介石審閲：同時也準確無誤地抄了一份轉到董必武的聯絡員任廉儒手中。
郭汝瑰是在為蔣介石運籌帷幄，又是在助毛澤東決勝千里。這是中國戰爭史上的傳奇。
一場大難與郭汝瑰擦肩而過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取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決定性勝利之後，蔣介石數百萬精鋭部隊已喪失殆盡。國民黨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分崩離析的絕境。郭汝瑰再次通過任廉儒向黨表示希望到解放區去的願望。
任廉儒請示後，專程到南京轉告郭汝瑰，經過再三研究，黨組織認為，解放軍渡江和掃平江南是勢在必行。但蔣介石必鞏固西南作最後掙扎，到時那裏肯定會有一場惡戰。因此，黨希望他設法掌握一支部隊到西南去，到關鍵時刻率部起義，以瓦解國民黨軍隊，影響作戰進程，其作用和影響將會比現在去解放區大得多。
於是郭汝瑰決心再冒風險，帶部隊到西南去。
1948年12月24日趁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郭汝瑰急忙遞上請求引咎辭職的報告。1949年1月3日，他又到南京頤和路顧祝同的寓所拜望這位總參謀長，請求讓他任一個軍的軍長。顧祝同一聽，大感驚詫。他誠懇地勸郭汝瑰趕快打消這個念頭，説現在正當軍事上節節失利，別人當了軍長、師長，都在設法脱身溜走，你怎麼現在還想當軍長，還想往火坑裏跳？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實在想帶兵，最好搞個兵團副司令，綏靖區副司令之類職務，掛個名算了。別再當軍長去受罪罷。
郭汝瑰卻犯了難：當副司令沒有實權，怎能帶兵起義，或瓦解隊伍？故非當軍長不可。但又怕引起懷疑，同樣完不成黨交給的任務。然而，話到此時已是騎虎難下了，既不能接受顧祝同的勸告，也不能撤回已提出的要求，只好冒險再作爭取。於是，再度懇切陳詞：正因為時局危殆，才要求去帶兵，此所謂時窮節乃現。這些年説自己壞話的人不少，總以為當參謀長只會紙上談兵，不能直接帶兵打仗。現在是臨危受命，置生死於度外，才不負黨國的期望，才不負總長的栽培。郭汝瑰的一席話竟把顧祝同説服了，他表示要替郭汝瑰向蔣介石説説看。後來幾經周折，蔣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下野離開南京的當日，任命郭汝瑰擔任七十二軍軍長，重建這支部隊，並立即開往四川。
七十二軍屬邱清泉第二兵團，淮海戰役時被解放軍包圍在陳官莊，原軍長餘錦源率部投降，跑出來一部分官兵。故蔣介石決定重建。
郭汝瑰接到七十二軍軍長的正式任命後，立即趕到上海華山路川鹽銀行辦事處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任廉儒。任廉儒緊握郭汝瑰的手説：“汝瑰同志，你接受黨新的任務，從蔣家王朝的心臟裏殺出來，到西南後再狠殺一個回馬槍，祝你早日成功。”二人相互拍手稱慶。
臨別前，郭汝瑰輕聲對任廉儒説：“我帶來幾件極重要的東西，請你交給黨。”説完，他十分謹慎地從皮箱底部的夾層裏取出一疊文件交到任廉儒手中，又嚴肅鄭重地囑咐道：“廉儒兄，這些文件是國民黨參謀本部最機密的作戰計劃，共計9份，包括江防計劃、江南作戰計劃，以及太原、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國民黨兵力配備序列。千萬要妥善地送到解放區，要是落到敵人手裏，那我的身家性命就……”
隨着國民黨國防部遷往上海，郭汝瑰便在上海四川北路一所國小內設立了第七十二軍軍部。因要在上海地界內補充兵員、槍械，他首先就去拜訪了新任命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二人原就熟識，郭汝瑰又是剛從機要中樞下來的要員，湯恩伯非常熱情，一口答應“盡全力支持”。
郭汝瑰先後從上海、南京、鎮江等地收容原七十二軍餘部千餘人，並保薦劉展緒、趙德樹分別擔任新三十四師和二三三師師長，還委任了一些團、營、連長，很快把七十二軍軍部的架子搭起來了。又憑藉他在國防部和聯勤總部的人事關係，順利地弄足了一個軍的車輛、槍械、彈藥、錢糧，加上胡璉原送他重建十八軍的一大筆錢(胡璉曾向蔣介石力薦郭汝瑰任十八軍軍長)，七十二軍的裝備和給養就十分富足了。
郭汝瑰準備儘快回四川，他命令新任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帶着已招募到的1000餘人，由浙贛路去宜昌，再乘輪船去
四川，並要求趙德樹：“每到一個地方就去傷兵醫院這樣給我喊：‘要回四川的，快來跟我們回去。’四川傷兵思鄉心切，知道有這樣的機會，一定會踴躍參加的。”
果然，在趙德樹帶兵回四川的途中，招到了整整3個團有作戰經驗的老兵。
1949年2月4日，郭汝瑰帶着參謀長許亞殷、軍需王希尚乘飛機回重慶。郭汝瑰把軍部設在南岸彈子石警官學校內後，便憑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利用各種方法擴充自己的部隊。僅用兩個月的時間，新建的七十二軍就招足了兩個師的兵員，加上同為陳誠派系的羅廣文撥給的一個師，七十二軍就擁有了3個師1個團，其中還有3個團是老兵，加上精良的裝備，充足的給養，七十二軍很快成為了四川的機動主力軍。
為完成帶兵起義的重大任務，郭汝瑰夜以繼日進行着緊張籌劃和積極準備，要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最後垮台敲響喪鐘。
七十二軍起義，粉碎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美夢
七十二軍籌建工作進展順利，5月，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令七十二軍移駐內江、滬州、宜賓一帶，這一調動正合郭汝瑰心意。因為以七十二軍4個師(加上後來成立的教導師)，互為倚角之勢駐守陀江和長江江防，東可以直逼重慶，西可以威脅成都。且處於宋希濂的川鄂防線和胡宗南的川陝防線的核心部位，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宜賓處於四川西南角，對起義十分有利。為保住這一有利位置，郭汝瑰千方百計避免七十二軍被調往他處。
郭汝瑰通過羅廣文鼎力相助和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內的陸大同學的支持，使西南軍政長官張羣正式委任他為“敍瀘警備司令”。取得了川南4個專區1個市、30餘縣的地方行政權力，曾想把七十二軍納入自己防區的胡宗南，再也無法調動身兼地方行政要職的七十二軍軍長了。不僅如此，這張“敍瀘警備司令”的委任狀，還給郭汝瑰提供了保護共產黨人和無辜百姓的機會。
那時，每個警備司令都兼任黨政軍聯席會議主席，而這個聯席會議是專門捕殺共產黨人的組織。每月由主席召集行政專員、地方法院、縣黨部、保安司令、縣長、部隊軍法處處長開會，審理屠殺共產黨的案件。郭汝瑰把滬州專員兼分區保安司令的軍統分子羅國熙置於肘腋之下，大小案件統交七十二軍軍法處去調查辦理，不但警備司令部從未殺過人，連軍警團聯合辦事處也沒殺過人這就有效地保護了當地的中共地下組織和外圍羣眾。
為使起義成功，郭汝瑰費盡心機，處理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問題，把七十二軍主要的帶兵軍官都變成了親信和可靠的人。三十四師師長已由親信柏恆擔任，一零四師師長傅秉勛是他的堂妹夫，大革命時期原是共產黨員兩人關係一直密切。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原是青年軍旅長，一次作戰失利又誤槍斃一個營長，本應受軍事法庭審判，是郭汝瑰以作戰廳長的身份，多方為其開脱才得以倖免。趙德樹為了報恩，總以郭汝瑰的馬首是瞻，人前人後均稱郭汝瑰為“大哥”。教導師師長肖烈原是個縣長，並無帶兵打仗的經歷，因此很敬重、佩服郭汝瑰，對他惟命是從。下面的團長、營長也都作了相應的處置和撤換，就連軍統必定插手的政治處，郭汝瑰也早早地安排了任廉儒之弟任逖猷和親信黃陰渠任正副處長，其他人一時擠不進來。
為了萬無一失，郭汝瑰反覆地把手下的軍官一一進行排隊分析，思來想去唯一覺得身邊的參謀長許亞殷還放心不下。在探知許想上山打游擊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戰時，便順勢派許去滬州西南角的長寧指揮所經營“遊擊據地”。參謀長一職由親信徐孔嘉接任，既為身邊拔去了一顆釘子，以減少毛人鳳等軍統分子對郭汝瑰部的注意和搗亂。
當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攻入貴州，鋒芒直指重慶時，蔣介石這才判明解放軍的主攻方向不是沿川陝公路進入四川，遂叫國防部電令郭汝瑰為二十二兵團司令直接指揮七十二軍、二十一軍、四十四軍和3個獨立師沿長江、沱江，在宜賓、滬州、內江一帶佈防，企圖阻止解放軍渡江，以屏障成都。
一天，郭汝瑰電令一零四師師長傅秉勛來滬州軍部，意欲商量起義之事。當晚，郭汝瑰、傅秉勛、徐孔嘉3個大革命時期的老戰友，促膝長談，無意中竟侃出一個驚天動地的設想——活捉蔣介石。
他們的設想是：重慶已是兵臨城下，蔣介石必將很快離開。讓傅秉勛挑選一個親信團，駐守江津的長江北岸，儘量靠近重慶白市驛機場，和重慶行營機要室保持密切聯繫，準確掌握蔣介石離開山洞林園住所的時間，等他的座車走到半路，事先安排好的爆破組便炸燬退回山洞的橋樑，同時以一個機槍班封鎖通往成都的必經之地壁山的道路。這樣蔣介石既回不了山洞，也去不了成都，勢必進入白市驛機場，靠近機場的這個團待蔣介石進入機場後，立即強襲空軍警衞營，這個營毫無戰鬥力，極易消滅。於是蔣介石就成了甕中之鼈。
3個老朋友的神侃本是一種設想，但如果傅秉勛認真幹起來，設想就可以變成現實。可惜混跡國民黨官場多年的傅秉勛，不僅沒有成為第二個張學良，而且通過西南長官公署把他的一零四師調去了成都，與郭汝瑰分道揚鑣了。
11月初解放軍楊勇兵團經貴州直取川南，陳錫聯兵團挺進川東。見大勢已去的蔣介石不得不於11月約日晚10時離開山洞林園，午夜乘車到達白市驛機場，夜宿中美號專機中。次日起飛時，由重慶海棠溪渡過長江的解放軍離機場僅10餘公里。蔣介石對他的江山真可謂難捨難棄了。而傅秉勛丟掉了一個為人民立功的機會，兵敗後逃往松潘，被解放軍俘虜後，在一條小溪邊自殺。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2日解放軍先頭部隊到達滬州羅漢場，在解放軍第十軍軍長杜義德打電話給郭汝瑰接洽起義的過程中，電話線路被嚇破了膽的電話局工作人員撤掉，不能繼續通話，無法弄清解放軍意圖。在這緊要關頭，郭汝瑰當機立斷，決定把七十二軍軍部及部隊全部撤出滬州，全軍退往宜賓，與駐宜賓的二三三師匯合，並集中所有部隊以保證起義成功，撤除泥江、長江的江防，敞開滬州大門，讓解放軍暢行無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搗成都，粉碎蔣介石集中胡宗南部隊在西南與解放軍決戰的企圖。
郭汝瑰離開滬州前，命令釋放了監獄裏的全部人犯，才率部向宜賓進發。6日到達南溪，乘船逆江而上。8日，除一零四師外，七十二軍的所有部隊到達了宜賓。
9日，郭汝瑰認為時間已十分緊迫，準備也基本就緒，是行動的時候了，於是召開全軍團長以上軍官會議，先作引導性發言：“解放軍已攻人四川，政府軍己完全垮了，失敗已成定局。這幾天，有人對我説這仗不能再打了，今天召集大家研究究竟打不打？這關係到我軍幾萬將士的生死存亡。打，就只剩下一個忠義的名聲，留下無數孤兒寡母，請大家儘管談，意見一致，才能步調一致。”説完，把目光投向趙德樹。
趙德樹見郭汝瑰不部署作戰，而問大家仗還能不能打，心裏己明白了八九分，於是站起來説：“仗確實不能再打了，一打，我們就完了，乾脆和了吧！”
於是郭汝瑰接着趙德樹的話説：“國家一敗如水。敗兵之將，誰還會與你議和？如果不打，只有起義。不管打也罷，起義也罷，都由我指揮，在這生死關頭，我絕不能丟下大家不管，是生是死，我都和大家一起。”
“還是軍長高明，知道起義，我們就起義。”趙德樹順勢把話挑明瞭。
團長張緯也表示了贊同。另一團長吳讓卻橫眉豎眼地吼叫了起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丈夫還沒死，就又想嫁人，我不贊成。”
經吳讓一問，大家都沉默了。郭汝瑰意識到會不能再開下去了，便對大家説：“這個問題重大，各位下去再仔細考慮考慮，我們再作決定。”接着宣佈散會。
就在這刀出鞘、箭上弦的緊要關頭，郭汝瑰又面臨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國民黨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在解放軍十八軍張國華部的緊追下，帶着殘部由南川、綦江退到宜賓的高店場一帶，準備渡江進宜賓城的宋部參謀長彭勵還給郭汝瑰部送來一台電影放映機，要求讓宋部進城。面對這一棘手的問題，郭汝瑰思索再三，寧可冒提前暴露身份的危險，也絕不能讓宋部的一兵一卒進入正在醖釀起義的宜賓城。於是一面命令用機槍封鎖江面，一面對彭勵以貴賓相待，宴席間特請了七十二軍的師團長多人作陪。然後請彭勵帶話給宋希濂：“大敵當前，部隊本來已很不好掌握，你們的隊伍過江就會把我的部隊攪亂，只好請宋主任繞道西撤。我盡力在此阻擊幾天。”
彭勵過江去向宋希濂轉告了郭汝瑰的意思，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郭汝瑰部固守宜賓，恐怕沒有這個力量。但郭部的師團長多和我是同學，我到宜賓後和他們交換過意見，郭汝瑰已在雷波、屏山等地屯積糧彈，如共軍向宜賓進攻，他們就準備把隊伍拖入大小涼山打游擊，由此情況判斷，郭汝瑰部大致不會向共軍投誠。”
宋希濂聽後，感到一陣輕鬆，認為解放軍必將先解決郭汝瑰的七十二軍，才會繼續追擊，那時他已經走得很遠了。於是放棄了進宜賓的打算。
送走宋希濂這位不速之客，郭汝瑰意識到已迫在眉睫的起義之舉，縱有一二個團長搗亂也無礙大局，惟有擔任宜賓城防任務的六九九團至關重要，團長廖雄覺在9日那天的會上未明確表態，對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必須再試探一下。他把這個任務交給參謀長徐孔嘉、教育長張繼寅、二三三師師長趙德樹。不出兩小時，4人一齊來到軍部，廖團長一見郭汝瑰便舉手敬禮，開門見山地説：“報告軍長，我決心起義。”
“好啊！你可不能後悔。”郭汝瑰雖十分欣喜，但語氣卻十分平靜。
“不後悔，什麼情況下，都不後悔。”廖雄覺堅決地説。
在場的5人都會心地笑了。郭汝瑰更是覺得幾個月來一直壓在心裏的頑石這才落下。他馬上取出早已寫好的信，交給徐孔嘉説：“孔嘉，你快到瀘州去吧。”
徐孔嘉欣然接受了這一神聖使命，和趙德樹找來的宜賓地方代表，當晚登船，夜航滬州。次日又和解放軍代表一同回到宜賓。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公佈了《起義告官兵書》，向全國發出了起義通電，並通令所管轄的瀘州、宜賓、樂山、資中、自貢4個專區1個市的33個縣同時起義，使成都失去了最後一道屏障，粉碎了蔣介石“川西決戰”的美夢。
解放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部進入宜賓城，召開了歡迎起義大會。郭汝瑰撥一個炮兵營及若干槍支彈藥，軍需物資，支持十八軍挺進成都。南北兩線解放軍很快抵達新津、簡陽、邛崍等地，完成了對成都的包圍。宋希濂部未進入宜賓城，繞道氓江、清水溪，還未到達西昌，於12月19日被通過郭汝瑰防區抄近路追擊的解放軍全殲於大渡河邊的金口河，宋希濂本人被俘，使蔣介石想將精鋭部隊退至西康，利用那裏的崇山峻嶺與解放軍周旋的計劃也完全落空。
40年後，台灣出版的《百戰軍魂》中有一段關於郭汝瑰起義的記述：“……黃埔嫡系，並經日本士官學校和陸大深造，受陳辭修將軍特別賞識、倚重(曾任參謀本部作戰廳長)的郭汝瑰將軍，帶着國民黨的最後本錢——七十二軍在瀘州(應為宜賓——作者注)陣前‘歸隊’(郭本是潛伏在國民黨軍事指揮中樞的共諜)，瓦解了國軍的最後佈置和士氣。”
原國民黨七十二軍，在郭汝瑰帶領下起義後，部分隨解放軍第十軍改編為海軍，部分參加了抗美援朝，部分調入南京軍事學院，部分復員回家。
郭汝瑰起義後，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1951年3月，郭汝瑰奉調去南京軍事學院任教，1980年4月9日，73歲的郭汝瑰重新加入黨組織。
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郭汝瑰正式被確定為副兵團級離休幹部，遷往重慶北部北碚區居住。此後歷任第四、五、六、七屆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黃埔同學會理事、副會長，四川分會會長，重慶分會名譽會長。
1997年10月17日，郭汝瑰因車禍住進了第三軍醫大西南醫院，10月23日凌晨，郭汝瑰與世長辭。
郭汝瑰留給我們的，不僅是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忠貞，不僅是軍人的勇敢和豐碩的戰功，還有他豐富、曲折、驚險、激情和不斷探索的人生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