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者蔣介石均與他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孫中山稱之為“革命聖人”，而蔣介石則稱之為革命“導師”，由此可見，他們兩人對張靜江都十分敬重。
張靜江(1877―1950)，譜名增澄，字靜江，又名人傑，號印光，浙江吳興南潯鎮人，出身江南絲商巨賈之家。1902年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國任駐法商務參贊一職並開始在國外經商，自與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結識後便開始從經濟上給予支持。在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主持建設委員會工作。晚年逐漸淡出政治，轉而信佛，故又名“卧禪”，佛名智傑。1950年9月3日病逝於美國紐約。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者蔣介石均與他有着非同尋常的關係，孫中山稱之為“革命聖人”，而蔣介石則稱之為革命“導師”，由此可見，他們兩人對張靜江都十分敬重。那麼張靜江為何在國民黨內有如此顯赫的地位呢？
“革命聖人”――孫中山心目中的張靜江
張靜江的一生大致以1928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主要從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熱情激昂的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張靜江不但從經濟上資助孫中山進行推翻滿清帝制的活動，而且和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在法國巴黎創辦《新世紀》週刊，從思想上大力宣傳革命，與中國同盟會在日本創辦的《民報》遙相呼應。1928年之後，為了實現孫中山的實業建國計劃，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規劃全國建設事業的建設委員會，張靜江擔任主席(一年之後改稱委員長)一職，直至該機構在1938年1月合併到經濟部，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負責全國經濟建設事業的核心人物之一。
遺憾的是，由於受時局所限，當時並沒有一個能夠實施全國經濟建設的良好國內環境，因而建設委員會的事業在宋子文所主持的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蔣介石所控制的國防設計委員會(1935年之後改為資源委員會)的排擠下逐漸衰落下去。抗戰爆發後，由於建設委員會被併入到經濟部，張靜江感到前途渺茫，便離開大陸遠赴美國，以異國寓公的方式度過餘生。
張靜江在離開家鄉南潯之前並不出名，只是一個富家子弟，但他行俠仗義，深受鄉人誇獎。由於南潯張家資產頗大，是南潯“四象”之一。南潯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隻小金狗”的諺語，據《湖州風俗志》載：“象、牛、狗其形體大小頗有懸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財之程度，十分形象。民間傳説一般以當時家財達百萬兩以上者稱‘象’，五十萬兩以上不足百萬者稱‘牛’;三十萬兩以上不足五十萬兩者叫‘狗’。”
張家與張靜江的外祖父龐家均被列為“象”。而其祖父張頌賢與外祖父龐雲矰，“均為絲商巨賈，個性又都開朗豪爽、冒險進取、熱心公益，人傑(張靜江的字――引者)自幼受薰陶”，兩人對張靜江一生的影響很大。20歲時，其父張定甫用10萬銀元為其捐得江蘇候補道銜，這使張靜江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1902年，張靜江以駐法使館商務參贊的身份隨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此次法國之行徹底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張靜江在巴黎獨資經商，開辦通運公司，專營古玩瓷器，兼營絲茶綢緞。1905年8月張靜江與孫中山在赴法的輪船上相遇，之後便成為終身摯友，一直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籌資助款。
孫中山與張靜江相遇時，由於張靜江對孫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舉十分欽佩，曾問孫中山：“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餘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告，餘當悉力以應。”他還與孫中山約定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當時孫中山因與之是萍水相逢，對其言語並不信以為真。
分手之時，張靜江留給孫中山一封信，讓他到美國後去找紐約市第五街566號他所開辦的通運公司，領取資助革命的活動經費3萬元。孫中山將信將疑，至美國後把信交與黃興，讓其辦理，以探真假。結果錢分文不少，如數領取。此舉令孫中山大為驚奇，認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後，每遇革命款項不濟，孫中山便想到了張靜江的匯款之約，而張每次均能按時如數將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於款項不支，反清起義無法舉行，張靜江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經營的一個茶店賣掉以資起義。
因此孫中山曾言：“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孫中山對於張靜江資助革命的義舉十分感激，曾讓胡漢民回信以示謝意。張靜江隨即覆信：“餘深信君必能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殊於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於作長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張靜江對於革命充滿着必勝的信心與滿腔的愛國熱情。
1906年3月，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張靜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之後便積極介紹浙江南潯的富豪們加入到革命的陣營中，如將大哥張弁羣(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舅父龐青城(上海中國銀行董事)等人介紹給孫中山，並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民國成立之前，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四象八牛”成員。這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經費來源。
這一時期，張靜江不但在經濟上支持革命，而且還資助革命者創辦革命報刊，宣傳革命思想，其中創辦《新世紀》週刊即為一例。1905年當孫中山在東京籌備成立中國同盟會之時，發行《民報》作為其機關刊物，在東京留學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與此同時，為與東京的《民報》遙相呼應，在歐洲宣傳中國革命的思想，使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了解革命，贊助革命，張靜江聯合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衞、褚民誼等人在巴黎發起成立“世界社”，同時創刊發行《新世紀》週刊，緊密配合國內外的諸多革命報刊，大力宣傳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主張，讓世界從輿論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中華民國成立後，由於嚴峻的財政經濟形勢，使南京臨時政府舉步維艱，難以維持，此時張靜江等人帶頭以商人名義捐贈鉅款，使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財政緊張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此舉令孫中山大為感動。孫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曾經將浙江南潯鎮宣佈為“南潯市”，可見南潯對孫中山的影響之大。
為了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籌建中華革命黨，並任命張靜江為財政部長，為此孫中山曾言：“張原屬富豪出身，黨內財務，唯張所為”，可見張靜江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當時因張在巴黎籌款，無法執行公務，由財政部副部長廖仲愷代行其職，但他卻始終將為革命籌款作為最緊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楊壽彭的信中説：“因軍事緊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處有款源匯濟，則急轉輸策應，無慢滯之患，一切進行當能如意也”，足見張靜江為革命籌款的急切心情。1920年2月4日，張靜江又遵照孫中山之命到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繼續為革命籌措經費，這樣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一步步地度過難關。由於張靜江對革命的巨大貢獻，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之後在大革命時期，張靜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躍，成為顯赫一時的國民黨著名人物。
1923年，張靜江因病在南潯家中休養，孫中山聞訊，特薦留德名醫李其芳為其做電療。他在推薦李其芳醫生的信上，曾勸説張靜江休養身體好轉之後繼續為國盡力，為黨做事，並説治好張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實為國民黨之大幸”，並親書“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對聯讓人送到浙江南潯張靜江府上，張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由於張靜江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從經濟上無償捐助革命，默默無聞，為革命盡心盡力，孫中山便稱張靜江為“革命聖人”，並手書“丹心俠骨”四字相贈。“革命聖人”的雅號由此而來。
革命“導師”――蔣介石心目中的張靜江
張靜江與國民黨歷史上的第二個重要人物蔣介石的關係也非同尋常。蔣介石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崛起之前，張靜江總是為其提供更大的發展機遇。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張靜江不遺餘力地支持蔣介石，實指望蔣介石能夠完成孫中山的遺願，完成國家建設的偉大事業。但事與願違。蔣介石執政之後，由於軍閥之間的混戰，使國內缺乏一種安定的經濟建設環境，不但如此，蔣介石還極力維護“四大家族”的利益，張靜江遂逐漸淡出中國政治舞台的核心，最後只落得到美國作個寓公，以度餘生。
蔣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陳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將，但是1916年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後，走投無路的蔣介石便開始結交張靜江，並與許崇智、張靜江、戴季陶結拜為兄弟。這一結拜之舉對蔣介石以後的政治生涯影響甚巨，特別是家有萬貫資產的張靜江，更是對其竭盡全力幫助。張靜江不但在生活上助蔣，而且還資助其去日本振武學堂學習軍事，以待將來更大的發展。張靜江利用一切機會把蔣介石推薦給孫中山予以重用。1921年，蔣介石在給張靜江的一封信中，非常謙虛地請求張靜江為其處世行事作指導：“關於弟以後之處世行事，請兄隨時指教，以冀有成。”他稱張為其良師：“季陶為我益友，而公則為我良師也。吾公患病，行動不便，又不能常親聆教，此弟所以孤陋寡益甚，終生無長進也。”的確如此，無論對於蔣介石早期的生活，或者以後的政治仕途，張靜江均竭盡全力加以幫助，由此蔣介石對張靜江十分敬重。
1918年春，孫中山在廣州任大元帥，張靜江為使蔣介石將來有所發展，便向孫中山推薦蔣介石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1922年夏天，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處於危難之中時，張靜江讓蔣介石到廣州中山艦上侍奉孫中山40餘日，從而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之後蔣介石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該書由孫中山題名、張靜江作序並資助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非常有助於蔣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張靜江扶持蔣介石步步緊隨孫中山，為以後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國民黨黃埔軍校成立，張靜江再次向孫中山力薦蔣介石。隨着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開始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力量，為其一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張靜江更是全力以赴支持蔣介石。1925年6月，蔣介石在廣州遭到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的攻擊時，急忙電促張靜江赴穗助己。據當時蔣介石所言：“單槍匹馬前狼後虎，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處境也。”在張靜江的幫助下，蔣介石逐步鞏固了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張靜江由於在黨內的重要影響，當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為使蔣介石將來能夠牢牢地控制住軍權，張靜江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提名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領導北伐事宜。
翌年5月，蔣介石為在北伐期間使國民黨的大權不至於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極力推舉張靜江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兩個月後，張靜江為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威望，力辭此職，提名由蔣擔任，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靜江代理該職。兩人你來我往，通過張靜江的步步扶持，蔣介石便逐漸登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峯。蔣介石對張靜江的幫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張靜江之後，猶如枯木逢春，對自己的栽培之情，猶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於張靜江的大力支持，蔣介石對張靜江革命“導師”的稱謂看來並不為過。
另外張靜江不但對蔣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攜，對其婚姻大事也頗為關心。最為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和陳潔如之間的婚姻，張靜江可謂關懷備至。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該婚姻之“合”乃張靜江所為，“離”亦是張靜江所勸。當然張靜江為其婚姻的勸説“合”“離”的苦心也是為了其盟弟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蔣介石和張靜江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危機，主要是由於雙方對建國之後在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分歧。張靜江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按照孫中山的建國方略，把被革命破壞的生產重新建設起來，使國家變得富強，以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擺脱鴉片戰爭以來的弱國被欺的局面。而蔣介石則想一心一意“剿共”，進而武力“統一全國”，確立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
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使經濟建設缺乏一個安定的國內環境，對於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而言，無疑是個不利的因素。況且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對張靜江所主持的建設委員會也存排擠之意。因為雖然張靜江的建設委員會已經按照計劃成立，但是，國民政府並沒有按時為其撥付建設的經費，僅僅在其成立的時候，一次撥付10萬元了事，直到建設委員會裁撤。由於張靜江與蔣介石兩人在“剿共”和建設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張靜江於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上便被排擠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十年代中後期漸漸地離開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轄下的建設委員會也隨着其權力的下降而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漸變得微弱，以至於在後來僅僅管理屬於自己的幾個附屬企業，如淮南礦路局、首都電廠、慼墅堰電廠等。雖然名義上還管理着全國的電力工業，可是也只是發發電廠的營業執照而已，別的也就沒有什麼建設事業可言。
抗戰爆發後，由於國民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機構繁多，如直屬於行政院辦公廳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直屬於國民政府的全國建設委員會、直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資源委員會，除去這三個主要的負責全國經濟建設事務的經濟機構之外，還有以下幾個機構：隸屬於行政院的鐵道部、交通部、實業部等，這些部門建制重疊，互不相屬，彼此分權，職責不明，根本無法適應戰爭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國民政府決定將實業部、全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第三部和第四部、資源委員會等機構進行合併，成立經濟部。隨着資源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等主持國家經濟建設的機構併入經濟部，張靜江便由港赴歐，最終赴美。但在整個抗戰期間始終關注中國抗日戰爭的進展情況。
張靜江的後半生，一直在吃齋唸佛中打發時日，於1950年9月3日病逝於紐約。台灣方面聞訊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台北特設靈堂公祭，蔣介石於靈堂之上親書“痛失導師”的輓詞，並臂佩黑紗親自主祭。
蔣介石對於孫中山與張靜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將戴季陶與上述兩人做過比較：“吾謂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張靜江的地位之高。因為就蔣介石所言，能夠與“國父”相提並論者，唯有張靜江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