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夜，蔣介石因突發心臟病，在台北北郊的士林官邸病逝，享年88歲。第二天，蔣介石逝世的消息便傳遍了全世界，而有關蔣介石的治喪活動也由此拉開了序幕。此時，台灣在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下已經歷了二十餘年，蔣的個人崇拜無以復加，但事實上此時不僅“反攻大陸”的迷夢已然幻滅，台灣當局的國際地位也正在風雨飄搖中。蔣介石的喪事，不僅將台灣地區的威權崇拜與領袖神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也預示着這一難以為繼的神話將會迅速走向破滅。而這場喪事留下的慈湖陵寢和中正紀念堂兩大建築，也在隨後的政治風雲中經歷了起起伏伏的命運，見證了台灣地區從威權政治走向自由多元的時代變遷。
蔣介石病逝後的次日早晨，其遺體便由士林官邸移往石牌的榮民總醫院。由於家屬的要求，蔣介石的遺體沒有取出內臟，而僅被進行了時限兩月左右的簡單防腐處理，隨後於4月9日上午移往國父紀念館的正式靈堂。蔣介石的靈柩在國父紀念館停留了七日，期間向民眾開放瞻仰遺容和弔唁致祭。
瞻仰遺容和路祭迎靈：全台動員的蔣介石喪事
安放在銅棺內的蔣介石遺體，身着長袍馬褂，胸前有一條紅色綬帶。在綬帶上綴有三枚醒目的勛章，分別是採玉大勛章、國光勛章和青天白日勛章。採玉大勛章是國民政府和台灣當局的最高勛章，中綴玉質青天白日國徽，只有元首可以佩戴。國光勛章和青天白日勛章則是一般勛章中的最高等級者。這三枚勛章據説是蔣介石生前最喜愛的三枚。
此外隨葬品還有四本書——《聖經》、《荒漠甘泉》、《三民主義》和《唐詩》。這一看似有些混搭的組合，代表了蔣介石所宣稱的三種信仰：基督教、三民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對此，美國作家布萊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一書中對蔣介石思想的分析或可幫助我們理解：“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教育 很少的緣故。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他自己是個革命者，而革命的含義包含很重要的幾個方面：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外國在華特權;通過重新樹立對傳統和儒家思想的尊敬來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應有地位。儘管他也有社會理想，但與其他目標相比，這些理想被置於次要地位。”
蔣介石的“採玉大勛章”
在國父紀念館停靈期間，有眾多民眾從全台各地前來瞻仰蔣介石遺容，一時間國父紀念館門前人頭攢動，場面空前。據説在排隊的人羣中，最長有等待了七八小時才得以進入靈堂的瞻仰者。在開放瞻仰期間，單日進入國父紀念館的瞻仰者最多時達50萬人。為了方便民眾瞻仰弔唁，當局決定14日靈堂開放至午夜24時。在這數天時間裏，作為長子守靈的“行政院長”蔣經國，一邊在靈堂內接待來訪要員，一邊又數次前往慈湖陵寢工地查看，可謂勞累異常。
蔣介石作為二戰四大盟國領袖中最後一位去世者，其曾經擁有的國際威望和影響力，自然是超越了其人生最後二十多年裏作為小小台灣島的領導人這一尷尬的實際身份的。儘管如此，上世紀70年代的台灣當局所謂“國際地位”已搖搖欲墜。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同年中日也實現邦交正常化。與此同時，台灣當局卻遭遇了“外交”上的“斷交狂潮”，從1971年到1975年間，就有43個國家與台灣“斷交”。在這樣風雨飄搖的時局中，蔣介石喪事上的國際聲音和麪孔，也難免略顯褪色。
時任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在台灣當局“外交部”次長蔡維屏陪同下向蔣介石靈柩致敬。
在已與台灣“斷交”的日本，曾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的前首相岸信介(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外祖父)是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的日本政客。他在蔣介石逝世後的一番言語，頗為值得玩味。他在4月6日這樣説道：“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我們不可能忘記蔣先生為日本所出的力。雖然日本軍方在中國造成了一場風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國，不把任何人當作戰犯。他反對蘇俄分裂日本，並運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們的天皇制度。他協助日本防止戰後的混亂，並協助日本奠下復興的基礎。”
1957年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到訪台灣，會見蔣介石夫婦。
此外，台灣的藝術界人士，也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了“追念總統蔣公全國美展”，以書法、篆刻、水彩畫、國畫、攝影、雕塑、油畫、版畫等八大類的藝術作品，來“表現蔣公之彪炳勛業與革命精神”。這些作品，大都出自名家手筆，成為了特殊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歷史記錄。
蔣介石的靈車由榮民總醫院駛往國父紀念館
台灣著名畫家李奇茂創作的紀念蔣介石的畫作，畫中蔣介石的身軀顯得尤其偉岸。
在蔣介石靈柩由榮民總醫院移往國父紀念館，以及從國父紀念館移往慈湖陵寢的過程中，靈車所到之處沿線，當局都進行了精心的佈置，沿途建築不僅掛滿了哀悼的標語，顏色鮮豔者還被要求迅速塗刷為素色，以配合哀悼之氣氛。途徑的路口和收費站等處，還製作了臨時的跨街牌坊等裝飾物。治喪委員會不僅在移靈路上動員大量軍人、學生跪拜“迎靈”，更沿途分設了眾多供桌祭品，開展所謂“路祭”。僅16日奉厝慈湖的路上，就有2700多處路祭點。在蔣介石治喪期間，從台北到桃園，大街小巷立時被切換到了“國喪”模式。
蔣介石靈車抵達國父紀念館
當時“蔣公”二字前均要空一格，這種格式被稱為“挪抬”。圖為台北街頭建築上的巨幅標語。“矢勤矢勇，勿怠勿忽”出自蔣介石遺囑。“蔣公”二字高出其他行首字一格，這種格式稱為“單抬”。在威權時代，任何出現蔣介石名字的地方几乎都要使用抬頭格式以示尊崇。
早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就已經對於自己百年後的安息之地做出了精心安排。自居為孫中山先生忠實信徒和正統繼承人的蔣介石，希望自己死後能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抗戰勝利南京光復後，蔣介石一邊派人平毀了中山陵附近梅花山上的汪精衞墓，一邊又在中山陵西側紫霞湖北岸選定了一處地勢高於明孝陵而又低於中山陵的地塊，作為自己的墓址。隨後，該處建起了一座由蔣親筆題詞的“正氣亭”。
不過，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蔣介石最終自然是無福享用這塊風水寶地了。但畢生對於“光復大陸”念茲在茲的蔣介石，仍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夠歸葬大陸。4月7日蔣經國在《守父靈一月記》中寫道：“處理治喪有關事宜，請示母親後，決定暫厝父親之靈於慈湖，以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以達成父親之心願。”
蔣介石喪事雖然浩大，但並不被稱為“葬事”，因為他的棺槨並未下葬。整個喪事既未依照《國葬法》舉行國葬，其移靈慈湖的儀式也不同於孫中山當年奉安大典，而被稱為“奉厝”。在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帝王陵暫厝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南宋皇帝在紹興的“攢宮”。南宋朝廷為了表示收復中原故土的決心，其帝王陵都稱為“攢宮”，並且埋葬很淺，以示暫厝於此，將來光復中原後要遷葬北宋皇陵故地。蔣介石棺槨在慈湖“暫厝”，也同樣是類似的政治宣示。
慈湖位於今桃園市大溪區福安裏，1959年由榮民工程處在此興建了蔣介石的一處行館，建築形式為一座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初名“洞口賓館”。由於該處山水形勝酷似蔣介石故鄉浙江奉化，蔣介石睹物思人，想起其母親王太夫人，因此於1962年親筆題寫“慈湖”匾額，將該處改名“慈湖賓館”。晚年的蔣介石十分喜愛這處行館，時常駐蹕於此，在山間湖畔靜思。
步入慈湖陵寢，進入大門後穿過小院，便是奉厝蔣介石銅棺的行館正廳。蔣介石的銅棺放置在大廳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正前方牆壁上是蔣介石的遺像，而銅棺前則立有一枚用黃色雛菊紮成的十字架。在行館卧室的書桌上，放着蔣介石生前所寫的一張便條，上面是“能屈能伸”四字。對於威望曾如日中天的二戰同盟國四大領袖之一，最終又偏居東南海島二十多年的蔣介石來説，“能屈能伸”四字與其説是蔣的自勉，倒更似一句尷尬而精準的人生寫照。
時任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在台灣當局“外交部”次長蔡維屏陪同下向蔣介石靈柩致敬。
在陳水扁執政後期的2007年，扁當局在“去蔣化”行動上動作不斷，撤去了駐守慈湖蔣介石陵寢和頭寮蔣經國陵寢的三軍儀仗隊，甚至一度傳出要將兩蔣下葬的聲音，慈湖陵寢也於當年12月封閉。不過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又於當年6月恢復了兩蔣陵寢的三軍儀仗隊並重新開放陵寢對外參觀。如今，慈湖蔣介石陵寢已成為陸客赴台遊的熱門景點。
作為東亞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威權統治者之一，針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曾瀰漫全台，而這種時代潮流在蔣介石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內達到最高峯。台灣“行政院”在蔣去世當年即發佈《紀念總統蔣公有關事項》，除了每年蔣介石的生日和忌日為法定假日，全台放假一天以外，還規定由“教育部”制定和推行《總統蔣公紀念歌》，並“以總統蔣公畢生豐功偉業之事蹟，經天緯地之思想，編為各級學校適當課程之教材，垂諸永遠” 。此外還要求各縣市都要建立蔣介石銅像，各地機關、學校、部隊之禮堂、會議室等處都要懸掛蔣介石畫像等等。而在這其中，耗資最巨的一項規定，便是興建中正紀念堂了。
1957年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到訪台灣，會見蔣介石夫婦。
嚴家淦、蔣經國頒發的《奉行故總統蔣公遺囑令》，稱頌蔣介石“秉大智大仁大勇之天縱，親承國父之面命心傳，畢生為救民救國救世而奮鬥，德業昭垂百世，精神永契人心。”
1975年7月，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決定以台北市杭州南路、中山南路、愛國東路和信義路合圍地塊為紀念堂基地，隨後向海內外公開徵集建築設計方案。經過評審，最終決定採用台灣著名建築師楊卓成的方案，並進行修改完善。紀念堂園區由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和大中至正牌樓等建築構成，中軸對稱佈局。整個園區面向西北，中軸線指向中國大陸方向。
中正紀念堂建於三層高的台基之上，平面為方形，與“中正”之意契合。屋頂為藍色琉璃瓦八角重檐攢尖頂，屋脊構成多個“人”字形，寓意“天人合一”。而藍色琉璃瓦和白色牆面則構成了“青天白日”的象徵性色調。堂內大廳正面為一尊六米多高的蔣介石坐姿銅像，基座上刻有蔣介石遺囑。而大廳天花板中央則是一座青天白日圖案的藻井。
中正紀念堂的建築設計師楊卓成，是台灣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中大屋頂建築的代表性人物。中正紀念堂的建築風格，無論是傳統民族風格的建築造型，白牆藍瓦的外觀色調，抑或青天白日的大廳藻井等等，都明顯可以看到1920年代南京中山陵的影子，八角攢尖頂的屋頂，也使人聯想到了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屋頂造型。而園區正面牌坊上的“大中至正”四字，無疑也點明瞭整組建築羣的核心思想：既是對蔣介石的無上神化與崇拜，也在強調“蔣中正”繼承“中山正統”之地位。
台北市議會門前擺放的供桌
左為中正紀念堂大廳內的蔣介石坐姿銅像和青天白日藻井。右為中正紀念堂正立面，建築外觀和色調與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有許多相似之處。
不過，伴隨着台灣“解嚴”和民主化，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迅速退潮。4月5日和10月31日已不再是法定節假日，學校不再強制教唱《蔣公紀念歌》，全台各地的蔣介石銅像也陸續被拆除，特別是在中南部地區的縣市中，許多地方已經幾乎找不到蔣介石銅像了。各地拆卸下的銅像，許多被運往桃園大溪的兩蔣文化園，形成了一處別有趣味的“銅像公園”，如同一個現代版“兵馬俑”陣。
南京鐘山風景區內的正氣亭
2007年12月7日，在陳水扁當局“教育部”的主導下，中正紀念堂牌樓的“大中至正”四字被拆卸，更換為“自由廣場”，還一度將紀念堂也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2009年7月20日，“中正紀念堂”匾額被恢復，但“自由廣場”則予以保留至今。作為蔣介石崇拜的最大象徵性符號，中正紀念堂“大中至正”的消失，也標誌着蔣介石崇拜的徹底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