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衞：死後被拋屍揚灰
在一個月黑風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嶺四面響起了陸軍的“試炮”巨響。
工兵在水泥墓上鑽好炮眼，放好引信，轟然一聲，炸開了這個石墓，露出棺材。撬開棺蓋，馬崇六看到汪精衞的屍體穿着長袍馬褂，頭戴禮帽，肩上還披了一條紅色綬帶，屍體並未腐爛，只是臉色青灰，已有黑斑點點。馬崇六叫工兵實行“抄身”，發現棺內除汪的一堆朽骨和陳璧君親手蓋上的“魂兮歸來”的白幡外，只有一本汪精衞手抄的詩稿，雖已發黴，但字跡還可辨認。
稿本中的多數詩作，先都曾在一些報刊上發表過，只有最後一首題為《自嘲》的絕命詩，字跡歪歪斜斜，不具年月，料是汪死前之作。詩道：心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怨尤。縱有先輩嘗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
馬崇六“驗明正身”後，就下令用吊車將棺木吊到卡車上，向清涼山火葬場駛去。這裏士兵們立即平整土地，填滿墓穴，運走垃圾，將一座事先以積木式拼裝好的翹角亭子，放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不知不覺，無聲無息，汪的墳墓，就此消失，這裏依舊成了遊覽風景的地方。
裝着棺材的汽車，由馬崇六押車開到火葬場。場內人員都已調開，全由工兵操作。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爐，但見一團火球，飛舞燃燒，40分鐘不到，全部燒光。一副價值連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為灰燼了。馬崇六命令開動強烈的鼓風機，向爐膛吹去，頃刻間塵灰飛濺，汪精衞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見了。
汪生前所作的詩中，曾有“劫後殘灰，戰餘棄骨”、“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的句子，本是得意時隨手寫寫的，想不到，到頭來一語成讖，竟成事實！
戴季陶：在廣州自殺身亡
戴季陶曾嘲笑陳布雷的自殺行為，但他於1949年2月11日，面對窗外的風聲雨聲，他自感油盡燈枯，步了陳氏的後塵。據説是由於本人不堪忍受孫科的污辱的原因而吞食安眠藥。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解放南京。對於竭盡一生精力為國民黨蔣介石效犬馬之勞的戴季陶來説，可謂是痛苦化作傾盆雨，無可奈何東流去。他一生枉費心機，最終以自殺了卻了沾滿血腥和罪惡的一生。
可笑的是，戴季陶曾極不贊成陳布雷自殺身亡的做法，但僅僅3個月後，戴季陶重蹈陳的覆轍，於1949年2月11日自殺於廣州省政府東園招待所。
曾經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國民黨政府覆滅前夕，政壇上的眾叛親離、各懷鬼胎；戰場上的軍心渙散、一敗塗地；經濟上的紊亂不堪和民怨沸騰，相互錯綜，組成了萬馬齊喑的破敗圖畫。陳布雷，這位國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中央政治委員會祕書長，在國民黨的種種腐敗現象和接二連三的慘敗面前，在他畢生為之慘淡經營所謂事業付水東流之際，抵擋不住歷史發展的滾滾潮流，又痛恨自身不是神仙沒有扭轉乾坤之力，自吹鬍子瞪眼睛卻無濟於事之時，一種絕望痛苦而又油燈已盡的消極想法充塞大腦。在為“國事”憂心如焚又愛莫能助的極端痛苦之中，以一種蔣介石讚賞的“愚忠”自殺成仁。可惜即使陳式人物頗多，愚忠縱可嘉，也無法為破爛的蔣家王朝抹上絲毫的光輝。戴季陶也許又是一種愚忠。
與陳布雷相比稍多帶一點喜劇色彩的是，戴季陶曾分別於1948年9月上旬及10月中旬兩度服了過量安眠藥，都因及時予以搶救才苟且殘延，大有“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傳奇色彩。可惜，1949年2月11日他再一次下定決心自殺時，因心臟過度衰弱，醫生縱有高超醫技也無法起死回生了。
譚平山：病逝於北京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譚平山領導的民聯積極參加反蔣、反內戰活動，呼籲早日成立聯合政府。之後更是公開反對蔣介石賣國、內戰和獨裁政策，蔣介石對此又惱又恨，企圖除去譚平山。為此，他於1947出走香港，與國民黨政府決裂。1948年1月，譚平山在香港參加發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5月，他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身份同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開新政協的號召。
9月，譚平山與沈鈞儒、郭沫若、蔡廷鍇等人離開香港，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他們化裝登上了一艘蘇聯郵船，經過16個日夜的顛簸，到達東北解放區。1949年2月，譚平山和李濟深、沈鈞儒等35位民主人士，由東北到達已經解放的北平，並參加了新的政協籌備工作。從此，譚平山來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身邊，積極投入到為新中國的建立和鞏固的戰鬥之中。
新中國成立後，譚平山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及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常務委員和副主席等職。在諸多的工作之中，譚平山主要的工作是在人民監察委員會。從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全國上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譚平山擔任主任的人民監察委員會全力投入了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此時的譚平山雖然年紀大了，身體也大不如從前了，但他仍然是神采奕奕，和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一起日夜操勞。1953年，已經67歲的譚平山患上了高血壓，由於年事已高，以及身體的緣故，譚平山就不再負擔繁忙的行政事務工作了，但他仍然堅持總結過去，追求真理。
1956年4月2日，譚平山在北京病逝。蓋棺論定，譚平山在他複雜、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儘管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他的歷史功績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他仍然不失為中國革命史上有影響、有貢獻的革命家
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前遇刺
孫中山因肝癌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孫中山的逝世極大地打破了原有的權力平衡，國民黨陷入一種羣龍無首、數雄角逐的局面。比較有資格和實力的分別是汪精衞、胡漢民、廖仲愷和許崇智等，汪、胡是孫中山的左膀右臂，都屬於元老派，許崇智是軍界泰斗。汪與胡比較而言，雖説兩人政治資格難分高低，但汪精衞手中沒有兵權，胡漢民身邊卻圍繞着不少軍隊頭目，尤其是粵軍將領，如李福林、梁鴻楷等傾向於胡漢民，所以汪、胡兩人相比，胡佔優勢。
至於許崇智，雖説權傾一時，但在很多人眼裏他只是一介武夫，他本人對奪取政治上最高領導權的願望不是太強烈。剩下的只有廖仲愷，無論是從社會威望、革命資歷，還是從軍事後盾上，胡漢民與廖仲愷都是不分伯仲的，如果胡漢民想爬上權力頂峯的話，遇到的最大強勁對手便是廖仲愷。
以胡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勢力一直都從事着反對國共合作，破壞國民革命的勾當。隨着國民革命運動的不斷深入，派別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升級，而廖仲愷是孫中山事業的忠實支持者和信仰者。
1925年5月，廖仲愷發表了《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一文，毫不遮掩地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本性。對駐在廣東省內的軍閥部隊各據防地、霸佔税收、開煙館、設賭場，飛揚跋扈、欺壓人民的狀況深惡痛絕，堅決主張改組軍隊，統一財政，雖屢遭阻撓，但仍堅持不懈。
同年6月，在國民黨中央召開的全體會議上，胡漢民僅撈得個外交部部長，可謂位卑人輕。同時，這也意味着以胡為首的右派在與廖仲愷為首的激進派的較量中，陷入了劣勢，這就刺激了右派的憤恨情緒。從7月開始，國民黨右派分子鄒魯、孫科、伍朝樞等人開始集中攻擊廖仲愷，散佈種種謠言，企圖搞垮廖仲愷。
右派分子來勢洶洶，但廖仲愷絲毫不為所動。8月，廣州城的氣氛已十分緊張，刺殺廖仲愷的謠言盛傳開來，然而廖對這些傳聞一笑置之，泰然無懼。
8月18日，在國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坐在廖仲愷身旁的汪精衞給他寫了一張條子，告訴他有人將對他不利，他當即表示：“為黨為國而犧牲是革命家的夙願，何有顧忌！”19日，又有人以確切消息告誡他，廖仲愷慨然説道：“值此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終日不能忘懷者，為罷工運動及統一廣東運動兩問題尚未解決！”這一天，他又為黃埔學校籌集經費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20日上午8時，廖仲愷偕同何香凝驅車赴中央黨部參加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六次會議。當汽車到達黨部大門前時，廖仲愷先下車，在門前登至第三級石階時，突然自騎樓下跳出兩個暴徒，向他開槍射擊，大門鐵柵內也有暴徒同時發槍，共射20餘發。他身中4彈，俱中要害，當場倒地，不能作聲，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即與世長辭，終年48歲。
張靜江：客死紐約
張靜江辭職後，意態消沉，漸漸離開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輕的僚屬和親戚，總要勸其：“不要做官，沒有做頭！”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爆發，上海炮火連天，死傷遍地。張靜江遂決心從此吃素唸佛，以示對弱肉強食的侵略行徑的仇視與厭惡。1936年8月，印光法師抵上海，張靜江專程登門拜訪，聆聽法師講道。離別時，張靜江突然大哭，自覺大徹大悟。
張靜江雖皈依佛門，但凡心未斷，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舉一動。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壇頓時一片混亂。陳果夫於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幹商議，認為中央必須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時以靜江先生為最宜”。於是，陳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張靜江接到南京。
很少過問政事的張靜江，再次坐鎮中樞，支撐蔣家王朝度過危局。在最關鍵時刻，張靜江最後一次充當了蔣介石“帝師”的角色。
抗戰全面爆發後，張靜江攜家眷離開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1月，建設委員會撤銷，張靜江的委員長自然當不成了。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舉行，張靜江因病沒有出席，仍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8月，張靜江全家又離開香港前往歐洲，繼而又到了美國，寓居紐約。此時，他的癱瘓症日益加重。
1942年12月，在張靜江的紐約寓所召開了第一次“世界國際社團同盟”大會，旨在向各國政府呼籲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國國際社團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張靜江被推為大會主席，由李石曾代為主持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閉幕儀式。這是張靜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享有在國際上從事公眾事業的榮耀。
張靜江的病情不斷惡化。1945年，雙目失明，僅以收聽廣播和吃齋唸佛苦度殘生。其間，抗戰勝利給他帶來短暫的欣慰。1948年，蔣介石就任總統，聘張靜江為總統府資政。但此時的張靜江已是風中殘燭，生命是岌岌可危。
1950年9月3日，張靜江病逝於紐約，他雖然晚年備受冷落，死後卻極一時之哀榮。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都紛紛電唁，並給張的家人匯寄治喪費。16日，台灣當局明令褒揚。中央黨部特設靈堂公祭，蔣介石為之題寫“痛失導師”的輓詞並臂佩黑紗親自主祭。
1956年，在張靜江80誕辰紀念會上，蔣介石又為其題詞：“毀家紓難，以從事革命，踔厲無前，以致力建設，俠骨豪情，高風亮節，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蔣介石：病逝台灣島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這是一箇中國人傳統的祭祖掃墓、悼念亡靈的日子。病入膏肓的蔣介石未能逃過這一天。
台北夏令時上午11時50分，蔣介石撒手歸天。在蔣彌留之際，宋美齡及蔣經國、蔣緯國和孫輩們均隨侍在側。蔣死時，黨、政、軍要員們接通知後趕到“士林”官邸，緊接着，宋美齡、“副總統”嚴家淦及“五院院長”、蔣緯國、倪文亞、田炯錦、楊亮功、餘俊賢相繼在蔣之遺囑上籤了字。
次日晨7時，國民黨召開中常會臨時會議，做出兩項重大決定：(一)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位“總統”。(二)不準蔣經國辭“行政院長”職，要他“銜哀受命，墨■從事”。
據説，4月5日早晨，台灣晴空萬里，但到蔣去世時，台北上空卻正好雷雨交加，大雨傾盆。
台灣民間傳説，蔣之靈魂乘風雷而昇天，他是應天主之召而去的。蔣經國則謂：“風雲異色，天地同哀。”江南卻反駁道，這些説法如同説蔣介石是烏龜精一樣荒謬無稽。唱頌歌也罷，詛咒語也好，實無根據所言，但蔣死於清明節，死時雷雨交加，確是個讓人產生聯想，引發話題的巧合之事。
蔣介石死後，台灣當局利用一切宣傳機器開展神化、聖化蔣介石的活動。蔣之死，被稱為“崩殂”，其墳墓稱做“陵寢”。從4月6日至17日蔣“大殮”的次日，台灣平時紅色套版的報紙一律改為黑色，電視停播彩色錄像和娛樂節目。主要的公家機關，紅地毯之上覆蓋上黑布。據古屋奎二稱：台灣“街頭布店自動免費提供黑色表章，紅色領帶和鮮豔服裝都見不到蹤影，連印章用的紅色印泥都改用了藍色”。“以致一夜之間大街小巷都消失了紅的顏色”。是蔣介石真的如此深得民心，還是台灣當局的強令所為？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沒有疑義的，蔣介石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陳果夫：沒錢買藥，貧困而死
陳果夫是比較清廉的，沒有積蓄，又患有嚴重的肺病。在台灣沒有錢買藥，至貧病而死。死後，蔣介石題：痛失元良。
陳立夫走後，陳果夫的家庭經濟也發生了危機。治療肺結核，需要鉅額醫療費，陳果夫既無財產，也沒有以前的地位，醫療費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這時，陳果夫的身體已每況愈下。早在抗戰後期，他的肺就已潰爛，只有在後背穿孔，每天從穿孔處排膿。赴台前夕，病情再度加劇，背後炎症流膿不止。
到台灣後，遍請台、港名醫會診，病情暫時得到控制。
在國民黨官僚中，陳果夫算是比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沒有什麼額外收入。有一年，農民銀行請他題詞，他寫道：“一文不取謂之清，深思熟慮謂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勤，注意時效謂之敏。”所以有人説，在國民黨上層，講求慎、勤、敏的雖不乏其人，而像陳果夫那樣“清”的人還真不多見。
當時，“農民銀行”看在老董事長的面子上，曾經借給陳果夫一輛小車，用於治病。後來“農民銀行”撤銷，車還可以繼續用，但汽油得自己解決。有車無油，也是枉然。
怎樣才能解決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陳果夫思前想後，只好放下架子，給當時台灣“交通銀行”行長趙建華寫了封信，索取自己作為兼職的車馬費。
趙建華接到信後，連忙將陳果夫的窘況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與陳果夫畢竟是多年的交情，蔣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陳果夫交出權力，並不想置其於死地，生活上還是應該給予照顧。於是，批給陳果夫5000銀元作為醫療費。另外，又特批了一筆費用，作為陳果夫日常的生活補助。有了這筆錢，陳果夫才解脱了經濟危機。
這年的9月，陳果夫病情加重。他咯血不止，用什麼藥都沒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續了一個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10月5日，是陳果夫59歲的生日，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倆專程前往醫院看望陳果夫。蔣氏父子的到來，使得陳果夫大出意外。
蔣介石關心地説：“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沒來看你。你目前身體恢復得怎樣，是用西醫還是用中醫治療？”陳果夫回答説：“醫生説，目前先西藥，等症狀控制住時，再用中藥補身體。”站在一旁的主治醫生向蔣報告了陳果夫的病情。
蔣介石“嗯”了一聲，便囑咐道：“果夫啊，你安心養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經濟上有什麼問題，你直接告訴我。”“謝謝‘總統’的關心，我很快就會好的。”蔣介石父子坐了十幾分鍾，便離開了醫院。
為了方便治病，1951年1月，陳果夫由台中遷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樓裏。
台北醫療條件比台中好，看病拿藥都很方便。但陳果夫住在這裏卻很不習慣。在台中，陳果夫情緒不好，還敢找朋友發發牢騷，發泄一下心中的不滿。在台北他就不敢了。這裏，蔣介石的耳目太多，稍有不慎，馬上就會反饋到蔣介石那裏去。所以住在台北，陳果夫感覺很壓抑，心情不好。有一次，一位老朋友從台中來看望陳果夫，當陳果夫談到自己的苦惱時，那位朋友説：“台中天高……”陳果夫馬上接道：“皇帝遠。”言畢，兩人會心地大笑起來。
夏天轉眼來到了。台北是一個盆地，夏天海風吹不進來，較台中炎熱，空氣濕度也大。入夏以後，陳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牀一個小時，時間稍長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止，低燒不退，心臟也逐漸衰弱。他再次被送進了醫院。醫生用X光拍照，發現結核菌已侵入右肺，並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腦後。這等於説，陳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醫生的治療，只能是延緩他的生命。
8月28日上午，陳果夫體温驟然升高。下午2點以後，開始昏迷不醒，進入彌留狀態。延至4點52分，陳果夫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心臟停止了跳動。這一年，他正好60歲。
馮玉祥：在黑海遇難
親自步入美國社會後，馮玉祥才覺得美國也並非他想像的那麼好，美國也絕非是什麼“好人”，而是借刀殺人的劊子手。1946年10月16日，馮玉祥就曾對旁人講：“不要以為人家(美國)完全不贊成我們打內戰。恐怕我們越打得厲害，人家是從內心裏越快活。可是他們口裏還説，哎呀！怎麼又打起來了啊！”真是絕妙的揭露！對於美援，馮也是堅決反對的，他大聲疾呼：“不用美國的武器來殺中國的百姓，只要這一條做到了，我們中國好了，全世界也好了！”
雖遠在國外，馮玉祥對國內政局的發展還是特別關心，蔣介石在國內到處鎮壓革命活動，鎮壓進步人士，馮發表大量演講、文章來譴責蔣政權。
此外，馮玉祥還印發了《為什麼要反對援蔣》和《我為什麼與蔣介石破裂》兩個小冊子，並寫了《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去世後才出版)，來闡述他自己反蔣的態度和主張。
馮的這些活動，當然逃不過蔣介石特務們的眼睛，蔣介石也不會放過他的，他首先將馮玉祥開除出國民黨，後又吊銷了馮的護照，美國移民局馬上控告馮無居留權，要傳訊他。但他們的陰謀未得逞，在蘇駐美大使潘又新的幫助下，1948年7月31日，馮玉祥離開美國，搭蘇聯“勝利”號輪赴蘇，以便轉回祖國的解放區。
但不幸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8月22日，“勝利”號正向敖德薩港口進發時，輪上失火，馮玉祥被煙燻窒息，施救無效，與他隨行的一個女兒曉達一起遇難。一年後，中共中央在北京為馮玉祥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詞：“馮玉祥將軍逝世週年紀念謹致悼意！”周恩來致悼詞：“馮玉祥先生，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他經過曲折的道路，最後走向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馮先生生前曾進行反蔣，尤其在美國最後一幕與美帝國主義曾進行了正面的鬥爭。”有此評價，馮玉祥的在天之靈也該安息了。
孔祥熙：客死紐約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登兩篇文章：一篇為社論，標題《維護綱紀、伸張正義、豪門權貴如要回國做官，須先受審判》；另一篇為副刊文章，標題《孔祥熙欲投機乎》。由於兩篇文章中出現了“白華”、“天堂遺臭”及“皇親國戚”等詞，使孔祥熙大為震怒，便讓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島日報》毀謗，要求賠償不指定數目的損失費。此案開審時，雙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師出庭致詞，社會人士紛紛予以關注。
據一般人估計，雙方訟費可能超過七八萬元，如此鉅額開銷使該案成為轟動一時的一樁大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法院開庭後宣判，原告孔祥熙勝訴，被告人需賠償1萬元開堂費。
到了1960年10月，美國進行總統大選，台灣當局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肯尼迪的一個親信華爾脱-品克斯特為此發表了一項長篇報道，泄露出尼克松的競選費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給周以衡和諾蘭的。這下孔祥熙在美國的活動終於被揭底。
1966年，孔祥熙86歲高齡時終於從“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崗位退下來，與宋藹齡一起搬進新居看病養老。1967年8月的一天，孔祥熙突然暈倒，被家人緊急送進紐約的一家醫院。8月15日，他死在醫院，時年87歲。《紐約時報》對他的一生作了如下評述：
孔先生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屬説：“他是位很難共事的人。他喜歡空論和閒談，不下達明確指示。至於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銀行家一樣，是一位精打細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理財家！”
孔祥熙的葬禮在紐約5號大街的馬爾布學院教堂裏舉行。宋美齡與蔣緯國從台灣飛來參加葬禮。參加葬禮的有“院外援華集團”的中堅人物，如尼克松、紅衣主教斯佩爾曼、參議員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邁阿密海濱的百萬富翁威廉-波利。
9月3日，台北舉行了孔祥熙追悼會，蔣介石親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對孔給予了很高評價。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谷鳳翔在追悼會上代為宣讀。
何應欽：中風而死
1985年11月3日，貴州同鄉會新的會館啟用，這一天，96歲高齡的何應欽興致勃勃地參加了這一活動並剪綵。剪綵完畢，同鄉們爭相與他照相。何應欽端坐在太師椅上，開心地笑着，讓人擺佈，也不推辭。
隨着年歲增高，何應欽思鄉懷舊之情與日俱增。他很喜歡在家裏接待一些貴州同鄉來訪，每當這個時候，他會興致勃勃地談起故鄉，談起他兒時的趣事，彷彿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時代。祖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後，只要有人去貴州，他總是拜託他們回台灣時，不要忘記帶回家鄉的土特產。
有人從貴州探親回來，他必定要向他們打聽大陸親屬們的情況。
春去秋來，轉眼何應欽已是90多歲的高齡了，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常常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望着牆上的《泥幽風景圖》長久出神，喃喃自語。這幅畫是著名畫家張大千根據何應欽向他描述貴州老家興義縣泥幽鎮的風景，憑想像畫出來的。何應欽十分喜愛這幅畫。看着畫中家鄉那參差的房舍、崎嶇的羊腸小道，不覺心馳神往，故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這幅圖畫一般在眼前打開，他彷彿覺得自己已回到了故鄉。
何應欽出生於貴州興義縣（現為市）城南約42公里的泥幽鎮。他出生時的何氏舊居，至今仍較好地保存着。當地政府還撥出專款，對何氏祖居進行了修葺。一次，一位興義小同鄉回大陸省親，返台時，帶來了一本家鄉人贈送的興義市及泥幽鎮的彩色影集，他還帶話説：“鄉親們歡迎何將軍回故鄉走一走，看一看。”
何應欽一輩子反共，直至老年。家鄉人民帶來的照片，他看到了。傳過來的話，他也聽到了。但遺憾的是他把這些信息，都當作是“中共的統戰陰謀”。
儘管如此，何應欽無時無刻不思念着家鄉的山山水水，渴望見到故鄉親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時常把家鄉人民帶來的照片，拿出來翻看。照片上的泥幽街，是那樣熟悉，又是那樣陌生。看到泥幽石林，他就想起童年與夥伴們在那裏嬉戲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腸小道，他就想到當年隻身一人，踩着這條小道，離開泥幽，到興義考縣立高小。他就是從這條小道，走出泥幽，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應欽就會陷於深深的思鄉懷舊之中。但這種人之常情與他頭腦裏頑固的政治觀念相矛盾。
晚年何應欽的思想，一直在這種矛盾鬥爭中苦苦煎熬着。何應欽95歲時，當局專門為他成立了“何應欽上將九五壽誕叢書編輯委員會”，撥出專款為他出版了叢書12冊。何對女兒何麗珠説：“先‘總統’時代，蔣公給予我的最大榮譽是抗戰結束後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來台後，經國先生給予我的最大榮寵是參加了我的90和95壽誕祝賀。我這一輩子，得到了常人沒有得到的東西，也應該滿足了。”何應欽就是靠這，沖淡着自己的思鄉之苦。1986年4月的一天，何應欽在與友人打橋牌時，突感不適，馬上送進台北“榮民總醫院”，醫生診斷為輕度中風。
1987年初，何應欽的身體日漸衰弱，“榮民總醫院”用了最好的藥物和一流的醫療設備，儘可能延續他的生命。女兒何麗珠以及何的侄兒侄女們，在醫院輪流守護，希望他能活過100歲。
10月20日上午，何應欽的血壓突然下降，醫生進行了全力搶救。延至21日上午7時30分，終因心臟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享年9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