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法律，主要是《大明律》、明《大誥》、《問刑條例》、《大明會典》等。其中，明朝嚴懲官吏贓罪的法律規定，主要集中於《大明律》和明《大誥》中。首先，《大明律》將六種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的犯罪列為“六贓”，並繪製成圖置於律首，作為僅次於十惡的重罪予以懲處。其中監守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和坐贓四種罪名，均涉及官吏貪贓行為。
其次，明律關於官吏貪污、受賄、盜竊等罪的條文，也比唐律大為增多，規定更加細密全面。明律中專列“受贓”一卷，規定官吏受財、坐贓致罪等內容，量刑明顯重於唐宋元各律。如監守盜，不分首從，並贓論罪，一貫以下杖八十，四十貫處斬;而唐宋律規定三十匹絞，元朝規定三百貫處死。再如官員受財枉法，一貫以下杖七十，八十貫絞;而唐律規定十五匹絞，元朝規定一百貫以上杖一百零七。特別是對監察官利用職權受賄索財行為，明律還要比其他官吏加重二等懲罰。官吏一旦犯有贓罪，立即除名，永不敍用。
明《大誥》懲治貪官污吏的規定更加嚴厲。在《大誥》四編236條中，懲貪條文多達一半以上。有的按律免死，《大誥》則規定凌遲，並且家財沒官，家人遷往化外。如明律規定：官吏犯贓，計贓科罪，凡不枉法，均不處死刑;但《大誥》卻有眾多官吏因不枉法贓罪被凌遲或梟首。朱元璋還要求，對官吏犯贓案件，必須順藤摸瓜，層層追查。如《大誥》初編載：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貪污鉅額官糧，牽連坐罪者極廣，中央六部侍郎以下數百官員被處死，其他官吏及地主豪紳有數萬人被下獄治罪。
朱元璋重懲貪官污吏，往往不只限於案犯本人，而是懲一儆百。他曾創用“剝皮實草”之刑，將犯贓滿六十兩以上官吏，在本地衙門旁邊專設的“皮場廟”剝皮裝草，然後立於官府公堂，以警告繼任官吏。他還利用民眾懲治貪贓官吏，允許各地百姓監督、陳告、扭送贓官，並可越級訴訟，直至進京。
如明律規定，官吏徵收税糧和攤派差役作弊枉法，受害者可以捉拿該官吏，並自下而上陳告;若上司拒絕受理，也要依法論處。《大誥》還規定，對於違旨下鄉、動擾民眾的貪贓官吏，百姓可將其捉拿赴京。可以説明朝對官吏贓罪的懲處是重典治吏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酷刑治吏的代表。還可以説，明朝法律在嚴治官吏贓罪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消極影響和負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