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人足之大小不僅取決於男人的好惡，甚至攸關文化興衰和國家命運，纏足與放足就不再是一項個人權利。
在現代人看來，中國古代婦女纏足是個“歷史之謎”，至今仍難理解。纏足，何時產生？何以流傳千年？
主流觀點把纏足看作一種病態或變態行為，認為纏足折射出的是一種“變態的文化現象，畸形的審美觀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當長時期裏的古代社會也因此而被認為是一個“變態的社會”。
然而，讓我迷惑不解的是：纏足成為一種通行的社會習俗有千餘年曆史，小腳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美的體現，纏足是實現這種美的手段，都是不爭的事實。在千餘年的時間裏，一個民族中的多數男子都喜歡小足，多數女子都纏足，是否可以簡單地説他們是病態呢？很顯然，一個民族集體“患病”千年，是説不通的。
收益與風險的博弈
司馬遷的《史記》稱：“臨淄女子，彈弦，呫纏”。其中呫纏可能指纏足，或許僅限於少數風月場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詩中有一句“小頭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寫的是纏足女性。杜牧詩中“細尺裁量約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則刻畫婦女用布帶纏足的情況。但是，五代以前，纏足並不流行。湖南馬王堆古墓出土的漢代婦女是天足，五代時，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纏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廣”功不可沒。《道山新聞》記載説：“後主宮嬪窒息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過纏足，姑娘的體態更加輕盈，如弱柳扶風，備受皇帝讚賞與寵幸。為了爭寵，后妃們競相模仿，纏足便在皇宮內流行起來。
只要許多人捲入其中，那麼，從眾的情形就將是強烈的。一旦模仿作為一種策略被採納，那麼，它就可能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慣例或者習俗。由此，皇宮內流行的纏足，被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家眷所模仿，進而蔓延到普通階層。
從文字記載和地下發掘物來看，在北宋已有相當一部分婦女纏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輟耕錄》雲：“元豐(宋神宗年號)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為恥。”另外，從福州黃升墓中出土六雙女鞋，其中一雙穿在死者的腳上，五雙為隨葬品。平均長度為13.3至14釐米，寬度為4.4至5釐米，死者腳上還裹着210釐米的裹腳布。這已經是較為標準的纏足，與明清兩代的纏足已十分接近了。
纏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歡迎，並非現代一些人所説的“陋習”、“醜惡”。連蘇軾、辛棄疾這樣傑出的男士都有歌詠和欣賞纏足的篇章。蘇軾的《菩薩蠻詠足詞》是專門為詠纏足而作：“塗香莫惜連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説應難，需從掌上看。”
許許多多男人對纏足入了迷，沉醉其間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詩人楊維楨用纖足妓女的鞋子“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清代詩人袁枚在《答人求妾書》中説：“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鬟，先俯察裙下。”
纏足惡俗，攸關國體
不過，現代女子均為天足，纏足現象已然絕跡。流傳千餘年的習俗，為何消亡？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模仿和偏見引致的。清朝末年，體制僵化，政治腐敗，在與海外殖民者的戰爭中，屢戰屢敗，割地賠款，民不聊生，起義不斷，可謂內憂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會精英從夜郎自大到虛心尋找與國外差距。
在尋找差距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兩種“偏差”：一是隱瞞信息。特別是一些官吏，為了逃避戰敗的責任和處罰，將與外敵戰敗的原因歸為纏足，認為小腳是中國“野蠻”和“落後”的主要象徵之一，是“國恥”。1896年，康有為在奏摺中説：“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靈。一般地，由於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們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標進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尋找與國外差距的過程中，考慮到成本問題，也在尋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標。恰好，被視為西方先進文明的掌握者傳教士，因為考慮傳教的成績，而採用的逆向選擇策略，給那些尋找替代性考核指標的中國官員和精英，提供了指標。
據考證，纏足被刻意進行由美轉醜的現代“製作”，傳教士是始作俑者。他們通過興辦教會學校和成立“不纏足會”來推廣不纏足之舉。當然，這些舉措的作用有限。於是，傳教士打着“科學”與“文明”幌子，製造事前的信息不對稱，將纏足行為置於一個非科學的、反動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認為“現代”而“文明”的人們劃清與纏足的界限。
傳教士把纏足看作是應在醫療領域中予以觀察的行為，試圖直接建立起纏足與“疾病”表現症候之間的關聯性，從而確立起了一種評價纏足的“衞生話語”。當時的醫生陳微塵説：纏足女性由於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週，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生遲滯之弊”。
當時像《萬國公報》這樣的教會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評纏足是導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禍首，有的説纏足是害所謂“節片淫亂症”的表現，有的認為纏足應為中國瘋癲和災荒的頻繁發生負責。這種輿論迅速在知識界傳播開來，成為主流聲音。
一種典型的演化是將纏足與弱種退化相聯繫。張之洞譏纏足使“母氣不足”，袁世凱則説纏足“其於種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長之原，有隱相關係者”。進入晚清後期，纏足與國弱民窮的關聯性就不是“隱相關係”，而是直接的因果關係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纏足，就會把一國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