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閭蘅是張學良五弟張學森之女，她1967年從美國留學回來後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又回台灣住了一段時間。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良關係最親密的家人，見證了張學良在台灣的幽禁歲月。
第一次看見大伯，從門縫裏偷看
張學良在日記中記載，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和趙一荻被祕密從重慶轉移到了台灣，自此進入了更祕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縣井上温泉，住的是日本人設計建造的木板房，舊式木板房裏只有簡單傢俱，冬天潮濕陰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處漏水。周圍都是台灣山地原住民，他們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井上温泉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路面損壞嚴重，如果遇到暴風雨，人和車都無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點，張學良又被突然轉移到高雄，祕密藏在壽山要塞的兵舍中。當時，“代總統”李宗仁要求“恢復張、楊自由”，毛人鳳等藉口不知“張、楊”在何處，推託不辦。儘管各界呼聲甚高，但沒有“蔣先生”點頭，自然無人去落實，故一拖再拖，終成一紙空文。而張學良、趙一荻被囚禁於台灣井上温泉已被外人知曉，為了“安全”就把他們緊急轉移至高雄。
張學良在金山觀海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温泉，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井上幽禁歲月。
井上温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關在山裏，那段日子生活很艱苦，沒有衣服穿，都是我大媽自己做的。那裏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裏，大伯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小貓打發時間，一點娛樂都沒有。”張閭蘅回憶起伯父的這段歲月，感慨萬千。
但是張閭蘅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有個大伯和大媽住在新竹縣竹東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山裏。
“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張閭蘅在台灣上國小五年級。有一天，接她上下學的三輪車伕給了一張紙條，紙條是媽媽讓閭蘅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
到了之後，她發現全家人都在診所，等待着張學良和趙一荻的到來，一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媽媽告訴閭蘅：“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從山裏來到台北。”但是這一次，小閭蘅並沒有和大伯、大媽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看見了背影。”張閭蘅説。
只有200米活動區域
張閭蘅上高中時，大伯、大媽從高雄搬回台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致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着董顯光(原“國民黨駐美大使”)，聽説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做客，這次，我們是隔着大玻璃窗觀望。”張閭蘅至今還記得那次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怎麼也想象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1965年，從美國留學返台省親，張閭蘅在家中與大伯、大媽第一次真正見了面。張學良和趙一荻搬到台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區總會來她家裏坐坐。
“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的憂鬱。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內心感受。”趙一荻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時如果大媽插話進來，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
有時，張學良也不會耐煩地打斷趙一荻的話：“行了，我們在聊天呢！”
在張閭蘅眼裏，大媽對大伯來説，是絕對的賢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談起她時，有時會説：“人家對我好，我就得對人家好啊。”
1967年，張閭蘅回到台灣。張閭蘅説，從1965年開始，大伯、大媽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碼來她們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羣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裏，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張學良的的自由活動區域只有200米，且只限於白天，黃昏以後便不能走出屋門。負責監視張學良的劉乙光規定：執行內部警戒任務的特務，白天須站在張學良住房10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則移至寢室窗外和門口;外圍憲兵白天在遠處站崗，夜晚則移到特務們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務的警戒範圍外，憲兵連的士兵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個包圍圈。藉此機會，張學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劉乙光的監視。
熱愛生活的“老頑童”
1962年，劉乙光調走。張學良為他舉行了“餞別”宴會，參加宴會的還有蔣經國、彭孟緝。酒席上，張學良語出驚人：“劉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説是仇人，因為他嚴格看管我;説是恩人，因為他曾救過我的命(那是在貴州桐梓時，張學良突發盲腸炎，在來不及請示獲准的情況下，劉乙光自作主張，將張學良送到貴陽中央醫院做手術。如果劉乙光不將張學良及時送醫，一旦病情惡化後果不堪設想)。現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筆錢，算是我的一點心意。”
“趙四小姐”趙一荻
張閭蘅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説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在張閭蘅看來，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羣、張大千、王新衡、大衞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
張學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衞。張學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張閭蘅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候未盡興還要拉着大家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
張閭蘅説，聽大伯講，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再想想現在，這叫什麼日子？當年是從天上掉到地上，沒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麼滋味一下子沒有了，什麼感受？
然而，生活中的張學良是一個睿智的長輩，一個熱愛生活的“老頑童”，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有一次他請客，席上有好幾位中年太太，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有人説：“大爺，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飯，您多幸福呀。”張學良馬上笑着回答：“嗯，你們都是美女，那醜人都到哪裏去了？”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環境、容貌都在改變，但惟一沒變的，是他性格中的開朗豁達與率真。”張閭蘅説。
與老部下在美國重逢
191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達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和趙一荻，終於離開台灣去美國探親。
同年5月23日，張學良的老部下呂正操及隨員多人，飛往美國看望張學良。這一切就是由張閭蘅負責安排的。
1991年5月29日上午，紐約曼哈頓公園大道的一棟公寓裏，兩個分離了整整54年的耄耋老人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在紐約見面那天，張閭蘅陪着呂正操乘電梯，張學良西裝筆挺地站在門口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
張學良和呂正操是同鄉，在東北講武堂時他是呂正操的老師。
“老校長！”呂正操見面仍按以前的習慣稱呼張學良。在東北軍時，老部下呂正操曾在張學良軍中工作10餘年。
“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個月零4天沒有見！”呂正操接着説。
“看着兩個老人差不多高，頭頂都光光的，卻像孩子一樣一直手拉着手不捨得放下，特別可愛，但我看了卻直想掉眼淚。”張閭蘅回憶説，兩位老人談了很長時間，其中張學良最想知道呂老是如何打游擊戰的，如何打日本人的。
張學良幽默地説：“我可迷信啦，信上帝。”
呂正操隨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張學良笑道：“你叫地老鼠。”
呂正操説：“地道戰也是人民創造的嘛，我個人能幹什麼，還不都是人民的功勞。八百萬軍隊被我們打垮了，最後跑到台灣。”
張學良隨即插話：“得民者昌！”
呂正操緊接着説：“那還是靠人民羣眾！”
1991年6月4日下午，張學良和呂正操又相約詳談一次。張閭蘅陪同他們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別墅做客。張學良給呂正操帶去了一包台灣產的鳳梨酥。
張學良説：“我看，大陸和台灣將來統一是必然的，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台灣和大陸總有一天會統一，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還説：“願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點力量，我過去就是作這件事的，我願保存我這個身份，到那一天會用上的。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箇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呂正操，《那年我見張學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