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曾同學於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後人合編為 《二程集》。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範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朱熹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説的出現，標誌着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從廣義上説，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説，並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後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於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後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準。
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説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脱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侷限性。
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