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背景：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着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於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説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914年11月7日佔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併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併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所謂的“和平會議”，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之一，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取消“二十一條”等正義要求，但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羣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説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不合法條件。但結果，北洋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居然準備在《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上簽字。最終，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1919年4月30日還是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五四運動，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其根本原因是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