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年(1523年)，中國東南第一大港寧波，市舶司衙門設宴招待兩撥來自日本國的朝貢船隊，他們分別來自兩大有勢力的大名：大內氏和細川氏。
當時日本羣雄鼎立，派船隊到大明朝貢，必須持明朝廷頒發的“勘合”，才算合乎資格。最新的勘合本在足利氏手中，然被崛起的大內氏奪去。而另一強藩下手較晚，只能從足利氏那兒取得弘治年間頒發、也已過期的“勘合”。兩支船隊抵達寧波後，市舶司官員發現細川使團的“勘合”已經作廢。照規矩細川使團應連人帶貨回日本。而細川使團副使宋素卿是華人，深知在大明官場，沒有用錢辦不了的事情，於是通過重金賄賂，讓市舶司太監賴恩承認細川使團的合法性，並讓他們優先進港驗貨。
在招待宴會上也讓細川使團首席。這種公然違規的安排，激怒了大內使團，於是在宴會場上，兩個日本使團大打出手，大內使團殺死了細川使團正使鸞岡瑞佐，放火燒了宴會廳和細川使團的所有船隻，而且把事態進一步擴大，將一個姓袁的明朝軍官綁架，奪船揚帆而去。
這就是明朝歷史上有名的“爭貢事件”。即使在隋唐時期，日本人師法中華，但從來不臣服，宋以後更是如此。那麼為什麼有勢力的藩主要爭着朝貢明朝呢，無他，乃是因為有鉅額利益可圖。中國曆代王朝，對外國基本上採取用利益羈縻的政策，只要你來朝貢，承認我是老大，那麼一切好説。朝貢外交的核心就是用銀子買面子。“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天朝盛威後面，是以大把大把的銀子為代價的。
這種死要面子的“朝貢”外交關係，是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與外夷交往，“厚往薄來”，天朝只需要夷邦“貢方物”這個説法，就願意和來朝貢者做虧本買賣。早在隋朝，楊氏統一了中華，隋煬帝楊廣為了炫耀國力，在張掖開設萬國貿易會，用厚禮引誘西域的商人來天朝做買賣，還下詔西域商人所經過的地方郡縣要殷勤招待。大業六年玩得更離譜。據《資治通鑑》介紹，是年，“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鉅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
先命整飾店肆，檐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鬚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可見，東都洛陽的老百姓很講政治，估計也經過了朝廷的外事紀律培訓，告知只能擺闊，不能示窮，所以牛皮哄哄地對胡人説，中國很富呀，吃飯不要錢。
這實在太違背常識了，人家走南闖北的中東生意人，可不是腦殘，問洛陽市民，你們中國也有穿不起衣服的窮人，為什麼用錦帛纏裹在樹幹上呢？估計這個問題沒有預案，所以洛陽的市民回答不上來。
隋朝短命而亡，然而隋煬帝的這番外交思路，被後來王朝的統治者幾乎完完整整地承襲。到了明清兩代，更是如此。明朝建國後，明太祖下詔稱“貢奉之物不必過厚，存其誠敬可也。”亦即來天朝的使節朝貢的禮品不必豐厚，只要表示一下你們敬重我的意思就行了。但賞賜給朝貢者的禮物，則往往數倍於朝貢品的價值。明成祖時，朝鮮國王李芳遠朝貢積極，態度恭順，龍顏大悦，一次就派使節去朝鮮賞賜李芳遠本人“白金二千兩、文綺表裏二百匹、紗羅絨錦五十匹、馬二十匹賜芳遠”，賞賜王妃“文綺表裏八十匹”。因為明清兩代長期禁海，外國與中華不能自由貿易，而對朝貢船隊網開一面，允許其搭載本國貨物來中華售賣，並採購中華貨物回國，一個來回獲利甚多。
對周邊的國家來説，既然朝貢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那傻子才不願意去積極朝貢呢，反正天朝皇帝要面子，咱們給足面子就行了。於是朝貢者絡繹於道，天朝的國庫也非取之不竭的聚寶盆，總有扛不住的時候。明初就規定“三年一貢”，但是如朝鮮、琉球這些對大明帝國一向很忠誠的國家，覺得三年一貢太漫長，積極活動。最終，朝廷根據朝貢者對天朝的長期表現，採取“一年一貢”、“兩年一貢”或“三年一貢”的分別對待，朝鮮爭取到“一年一貢”，幾乎就是“最惠國待遇”了。
這也是日本使節“爭貢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誰都想佔天朝的便宜。這種“厚往薄來”的虧本買賣，當然不會對紫禁城裏的皇帝及其嬪妃的生活有啥影響，虧了的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僅老百姓，有時候連官員的日子也要受影響。如東南亞各國的貢品多是蘇木、胡椒等特產，多年來胡椒存在朝廷庫房裏，太多無法消耗，在明宣宗時，有一段時間竟然下詔，南北兩京的官員發工資，用胡椒等實物抵扣。———我估計許多官員拿着大包小包的胡椒回家，心裏有苦説不出，只能暗下決心堤外損失堤內補，從百姓那裏撈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