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當年，陸小曼跟徐志摩在上海租房，開銷甚大，除了每月要繳將近兩百塊大洋的房租以外，還得給兩個丫環、一個老媽子、一個廚師和一個聽差開工錢，另外還得讓陸小曼抽大煙、喝洋酒、開舞會、看電影……那時候徐志摩同時在三所大學教書，掙的錢還不夠填補家用，更別説攢錢買房了。
這要擱咱們現代，肯定會有人罵這兩口子燒包——你們租着人家的房子，還僱什麼丫環、廚子、聽差和老媽子啊！這不是“作”嘛！
可在民國還真不是“作”，那時，人好像對買房興趣不大，卻把僕人當成生活當中的必需品，一邊租房一邊僱傭僕人的家庭多了去了。魯迅帶着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在北京西城磚塔衚衕61號院租房的時候，僱了兩個老媽子，一個負責做飯，一個負責買菜、洗衣和打掃衞生。曾經跟魯迅齊名的四川文學家吳虞在成都少城柵子街租房的時候，僱了一個廚師和一個雜工，廚師負責做飯，雜工負責收拾院子。後來吳虞去北京上班，仍然租房住，卻同時僱了三個僕人，其中一個是人力車伕，每天拉着他去北大教書。很多小職員也僱着僕人，張愛玲《桂花蒸·阿小悲秋》描寫抗戰期間上海一所公寓樓上的房客，幾乎每家房客都有至少一個女僕，但那些房客並不算有錢，有些人連菜都買不起。
早在北洋時代，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燕京大學等著名高校的教授們無一不僱聽差，買米買菜、跑東跑西、搬運行李、打掃衞生……全讓聽差去幹，自己袖着手在旁邊歌頌勞動。為啥？因為教授是“上等人”，自己動手就沒有派頭了，會被人笑話的。但是除了燕京大學給教授蓋了職工樓以外，大多數教授都是租房住，他們並不怕名下沒有房產而被人笑話。寧當老爺，不當業主，是當時的社會心態。
某些租住公寓的職員也流行僱聽差，什麼時候來了客人，趕緊躲進裏屋，讓聽差去開門，一會兒聽差捧着客人的名片過來打報告：“老爺，×先生來拜。”嘖嘖，倍兒有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