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抓賭案。在“民國法制”的規範之內，戲劇性地走了一個過場，由“抓”到“放”完全符合法制程序，但其實質是高層關係中的一次考核。
我國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禁賭令見諸唐代，以後歷朝皆重申之。民國二年(1913 年)所制定的《京章》(北京地區治安條令彙編)之中，亦有禁賭之款。犯賭禁重者“拘禁”、“感化(類似勞動教養)”;輕者罰款或取保永不再犯。禁賭之令由京師警察廳負責執行。
民國初年某日，京師警察廳警察總監吳炳湘(1874-1930，安徽合肥人)“散衙門”後回到總布衚衕私寓。不久，門房忽報總統府侍從武官求見，吳炳湘在外書房接待了來客。該人少將官階，手持密件面交，聲稱內裝總統手諭，系袁世凱所親封。吳炳湘打開一看，只見手諭明示：今晚某名妓寓所有政府大員等六人聚賭，事屬違禁，着警察總監依法嚴辦。袁氏的近臣段芝貴(拱衞軍總司令)、陳宧(參謀部次長)之名赫然在目，吳炳湘感到此事十分棘手。因為袁世凱的特務系統有好幾個，步軍統領衙門、軍警政執法處、總統府武官處、京津保軍警聯合稽查處等機關均負有監視文武大員的密責，此案交辦得如此清楚，時間、地點、“人犯”都很具體，肯定有詳實的情報。
人所共知，六大員均系袁世凱跟前的紅人，不但是大權在握的現任要員，而且是深受袁氏信賴的高官，這個賭如何去“抓”？抓住後又如何“依法嚴辦”？如果事先通個信叫他們跑掉，固然可以不失同僚的面子，但手諭系袁世凱所親封，也就是説只有袁、吳二人知曉，如走漏風聲，定是吳炳湘所為，故此方案行不通。如真去“抓”，萬一衝突起來，又不好收場。而且“抓”來後如何處理，又是個難題。吳炳湘左右為難，不知怎麼辦。
此時有家人進前回話説：“永增軍裝局給大人量禮服……”一聽見“量禮服”幾個字，吳炳湘突然計上心來。原來，1913 年“二次革命”時，浙江督軍朱瑞宣佈“中立”，目的是左右逢源。袁世凱鎮壓了“二次革命”後，命朱瑞來京覲見，朱身穿軍大禮服在武官處候見時，一承宣官進前説：“朱督軍不是外人，請便服覲見。”説罷將朱瑞讓入了更衣室。朱瑞穿上袁世凱給他準備的馬褂、長袍、布鞋後大吃一驚，因為衣鞋合體、分毫不差。原來袁世凱早就派特務打進朱家，把朱瑞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故才能給朱瑞做下這套合身的便裝，其意是告誡朱瑞，“不要在我袁某人面前搞小動作”。
吳炳湘受到量衣服的啟發後，立即進行了抓賭的佈置：首先命外城警署派警官把六大員的跟班、馬弁、司機、家人請去喝酒，一齊灌醉。等到夜已深，六大員賭得正起勁，全副武裝的警務執法隊突然衝進院來，軍靴踏地聲、刀槍碰擊聲響成一片，一警官推門而入，高聲喝道：“總統手諭，着段芝貴、陳宧……聽令。”事出突然，六大員不知所措，當聽到“着警察總監依法嚴辦”時，都傻了眼，只好乖乖地跟警官登上了“警車”。不過“警車”並沒有把他們拉到拘留所，而是送回私邸。下車時押車的警官還向他們敬禮道歉。被灌得爛醉的馬弁、司機、家人被“警車”拉到外城警署後，糊里糊塗地在早已準備好的“保釋書”上按了手印，充當了主子“具保釋放”的保人。履行完法律手續後，他們便被客客氣氣地送回家中。
次日凌晨，吳炳湘即派專員前往總統府內史廳(相當於祕書廳，掌管大總統切身政務機要)，送上執行總統手諭過程的呈文。文中詳細報告了抓賭的經過，並説六人均有悔改從善之誠意，現已交保釋放，並附有保釋人畫押的文書。一早，六大員一起到總統府請罪，袁世凱滿面春風地説：“何罪之有？只是告誡你們不要傷了身體罷了。吳炳湘辦事情也太認真了，明日你們可一齊到他家去賭。”言罷大笑。
段芝貴當時被稱為“小段”，與吳炳湘有同鄉之誼，同是“老段”(段祺瑞)門下的皖系。事後與吳炳湘相見時抱怨説：“奈何不先通個信，免去一場虛驚。”吳炳湘笑着説：“若先通個信，你們都跑了，我去抓誰？如何向總統交差？況且花酒席上恐怕……”説到此處吳炳湘戛然而止，只是慘然一笑。
袁世凱抓賭的目的是一箭三雕，一是告誡六大員不要在背後搞小動作;二是看看吳在執行自己的命令中是否搞小動作;三是檢驗一下自己的權威。吳炳湘執行的手段也是一箭三雕。一是向袁表示執行總統的手諭絕不打折扣;二是向外界表示本總監執法如山;三是向六大員表示本總監是通天的人物，要想“混”還得厚結吳某人。
此案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抓賭案。在“民國法制”的規範之內，戲劇性地走了一個過場，由“抓”到“放”完全符合法制程序，但其實質是高層關係中的一次考核。在這張試卷上，吳炳湘答了一個滿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