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於1908年6月14日的《紐約時報》，袁世凱時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權力極大。這是袁世凱首次正式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面對外國記者，袁世凱回答了中美關係、中日改革的比較等問題。 對比後來的稱帝等行為，人們難免會對這名老牌政客的宏論打上問號。 (《民主與法制時報》特約撰稿 托馬斯·密勒)
1908年：袁世凱作秀答美國記者問
袁世凱審慎攬權心懷機謀
袁世凱當上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後，行動謹小慎微，並且總是隨身帶着雙膠鞋。與此同時，他的外國軍官們也在穩步擴充和訓練着“北洋六鎮”，或稱新軍。這支新軍是袁世凱向慈禧太后做出擔保，並因此獲得許可創建的。接着發生了日俄戰爭，泛東方主義的浪潮開始覺醒。大清國的新生力量也開始崛起。袁世凱注意到了，他在審慎地估量着這股新生力量的強弱和走向，並給自己設想了一個可能發揮領袖作用的合適位置。然而，他同時也一直都預備好，那就是當遇到哪怕是一絲反對的跡象時，就迅速橫跨一步以躲避打擊。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太后賦予他的權力(她曾依靠他逃脱1898年的宮廷陰謀);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勵着進步的因素，並費盡心機地招攬更多有才幹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讓這些人為他自己的個人前程效力。
袁認識到國內外輿論會造成各種政治機遇，並聰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時，比他職位更高但卻是更加膽小的官員們還在猶豫不決。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國裏除了慈禧太后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爭鋒。袁在帝國上下正形成越來越大的勢力和影響。時值中國的國際處境越來越趨向危急，滿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謀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調任為軍機大臣，並被任命為外務部尚書。
袁世凱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養也相當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來負責清國對外關係的：大清國有可能依靠其外交關係而帶來國家命運的轉折，也寄希望於外交關係能有助於推動清國正發生着的並切實可行的改革進一步取得進展。
袁世凱同意接受採訪
我接到一封官函，説袁閣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採訪。我到了那裏後，被領進客廳。這個客廳是歐洲風格的裝飾，正像大多數清國高層人士的住宅那樣。我知道袁不會講西方語言，正在納悶誰來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呢？但很快，隨我之後進來了一位清國人，我一時沒認出他是誰，後才發現他是童凱生(譯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時，他身着西裝在給《南華日報》當期刊編輯。《南華日報》在上海發行，是當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當我問到他衣着的變化時，童先生笑着説：“是啊，你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麼開化，這裏的人們總是比較保守一些。”
過了一會兒，袁世凱走了進來。早就聽説袁非常沉溺於他那艱苦的工作，並且這工作也極大地耗損了他的體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別注意觀察他的容貌，指望能從中發現一些跡象。但讓我驚訝和感到滿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見到時好許多。 實際上，現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壯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鋭的眼神顯示出了他身體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
在接下來的交談中，袁説他每天清晨5點鐘起牀工作，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休息，其間只有短暫的用餐和休息時間，除非偶爾有別的任務讓他離開日常工作。大清國缺乏能幹的官員，這是清國政治中一個最大的缺陷，也使得大清官員中有限的幾位先進人物都被委以重任，並不得不過度操勞。袁自己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他似乎不以為苦，倒更像是樂在其中。
正像常常發生在清國官員身上的情況那樣，袁通過詢問我的近況來開始我們之間的交談。他問我這次是從哪裏來北京的？當我告訴他我剛剛到過滿洲時，他就針對我在那裏的情況問了一大堆問題，而這也是我非常樂意談論的事。
袁閣下大談中美關係
我非常願意與袁討論，因為這讓我有機會了解在東方危機的問題上袁自己的觀點。但正當我準備記錄時，袁卻把話題轉到了美國總統競選上。他説雖然他是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崇拜者，但同樣也相當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發表了對大清國很友好的講話，這給清國上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熱切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機會成為下一屆美國總統，並説很多清國人都有這種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脱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瞭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説道：“我一直期待着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裏，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清國人，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和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