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黃山的住所是一棟二層小樓，一層的客廳裏放着幾隻普通的沙發和木椅，牆上掛了一些照片，沒有名人字畫，晚餐四菜一湯，除一盤燉得極爛的蠶豆外，再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總之，在見識了雲岫樓後，康國雄覺得“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週日午後，重慶汪山，還在上國小的康國雄照例在自家花園裏等着將要到訪的軍官。
此時的中國，抗戰烽火正烈。拱衞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遷播至渝而頻遭日軍轟炸，來自東、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僅能在川內享得“未淪陷”的安寧。
散步的路上，軍官在離康國雄幾步之遙的前方不緊不慢地走着，遇行人多處，軍官會説“請讓一讓，讓委員長過去。”有人閃到路旁後就勢喊一句“委員長萬歲”，領着康國雄的蔣介石便向路人揮揮帽子並還以微笑。康國雄記得，第一次陪蔣介石散步後，剛剛和宋美齡拉過手的妹妹告訴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當康國雄被押上單位的批鬥台時，童年這段經歷已變成一項卓犖不羣的罪名——“蔣介石的乾兒子”。康國雄無法理解如此頭銜的來歷，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樣衰落了，在這個世事難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帶頭喊出了“打倒康國雄”，不過此人立即被揭發曾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任職。“他也不是好東西！”於是領喊口號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國雄坐起了“噴氣式”。
“他們讓我承認，”康國雄用回憶解釋，“我説‘我不是！’”
修建於1925年雲岫樓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初遇蔣介石的1941年，康國雄12歲。一天，蔣介石、宋美齡在汪山康家別墅後的山坡上野餐。康國雄聽僕人説委員長來了，就拉着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陣狂吠。蔣介石見狀忙讓侍衞把狼狗牽走，並叫兄妹倆過去聊天，還給了每人一塊點心。臨別時，蔣介石説下次來汪山再找他們玩。
從此，蔣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經過康宅，行至門前，或者派侍衞官進去請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喚“國雄！國雄！”一來二去，康國雄也摸清了蔣介石的規律——週六從重慶市裏回黃山官邸“雲岫樓”，週日下午從黃山來汪山散步。蔣介石到達之前，山路兩旁會出現幾個站崗的憲兵，看見憲兵，康國雄通常主動到前院花園等候。
待熟絡了，蔣介石也曾邀康國雄去雲岫樓玩，只是在少年康國雄看來，委員長的官邸實屬“簡陋”。蔣介石在黃山的住所是一棟二層小樓，一層的客廳裏放着幾隻普通的沙發和木椅，牆上掛了一些照片，沒有名人字畫，晚餐四菜一湯，除一盤燉得極爛的蠶豆外，再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總之，在見識了雲岫樓後，康國雄覺得“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康國雄説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園別墅，還有重慶市區僅房屋面積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館。在這座勝過“委員長官邸”的豪宅裏，“不少東西都是進口的”，啤酒、絲襪、外國化粧品等時所罕見的高檔貨在康家淪為尋常物，客廳的照明設備是嵌在牆裏的暗燈，“開燈之後只見燈光不見燈”。房屋的寬大更可以使蔣介石的住所降為蝸居，比如在公館內的一間大廳裏，康國雄二哥結婚時一下襬了20桌酒席也未顯侷促。至於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國雄只記得家中僅僕傭就有40多位。每天吃飯前，為保證全家都知道開飯了，必須有人專職在飯廳搖鈴，聽到鈴聲，其他僕人再去請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趕上洗衣服的時候，十來個同時幹活的傭人在院子裏排成長長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熱鬧。
雖然富有，康家還是要孩子遵守那個時代的規矩。康國雄説自己很少被允許坐家裏的汽車，上下學都是搭公交車，或者乾脆走着，因為在舉國傾力抗敵的1940年代初，乘私車上學的富家子弟會被同學們大聲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這樣”，在康國雄的記憶裏，“那時候好像就沒有資本家敢讓孩子坐私家車上學。”
關於家裏的情況，康國雄也曾被蔣介石片片段段地問及，不過直到兩人認識挺長時間之後，蔣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國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麼關係？”有一次蔣介石問康國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國雄答。蔣介石這才恍然明瞭，“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傭
在當時的重慶乃至中國西南，康心如是個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因為他是四川“美豐商業銀行”總經理、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和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
康心如是老同盟會會員，並曾和後來長期任《大公報》總編的張季鸞共同辦報。1922年，32歲的康心如與美國金融家合作於重慶創建“美豐銀行”，成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五年後，康心如將美國人的股份全部收購，由此使“美豐”轉為華資銀行。康心如對發展民族實業極為熱心，故利用“美豐”的雄厚資力在重慶建設了自來水廠、電力公司等不少基礎設施。時至抗戰爆發，大量人口從淪陷區湧入重慶，城市的水、電需求隨之猛增，而相關供應得以足力支撐，可説康氏厥功至偉。1939年7月，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成立，身兼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的康心如，因當選議長又開始在政界顯露頭角。
對於這樣的實力角色，蔣介石自然不會輕視。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內稱：“心如先生大鑒頃奉，委座諭請先生於便中駕臨南岸官邸一談”云云，落款是“弟陳布雷敬啟”。康心如見蔣介石有邀，隨即回信應約並如期赴會。不久後的9月6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定重慶市為中華民國陪都。原來，以重慶為陪都的建議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蔣介石約見康心如則專為與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蔣介石對康心如還多予禮遇。1945年日軍投降後，重慶市民曾於9月3日舉行慶祝大遊行。當天，蔣介石以中國最高軍政首長身份坐在檢閲車隊的第一輛車裏，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且非國民黨員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輛車上，重慶市長賀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脱文人性情的銀行家，康心如總是刻意同官場保持距離，雖然與他交往的達官顯貴幾令康宅户限為穿。
抗戰開始後，有一天康國雄聽家中傭人問“訂好的酒席送哪裏”，康心如説送到歌樂山孔祥熙家，細打聽方知，康心如與孔祥熙素有交情，自從孔祥熙當上行政院長，康心如便不再與其聯繫。“現在他下來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給他做個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國雄説父親重情，但從不巴結權貴。
那些年裏，康心如每週六從重慶市裏回汪山別墅。傍晚，康國雄的母親通常會在客廳的方桌上擺好撲克牌和茶水，為了營造氛圍，還要特意點上幾支蠟燭。準備完畢，康心如在桌子的一側落座，曾任四川省財政廳長的劉航琛、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範紹增、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各佔一邊，然後便是“羅宋”、“梭哈”等各色賭法齊上，直到週日清晨才散去。當時劉、範的關係並不融洽，而康國雄卻沒看出兩人有什麼矛盾，他覺得這可能是父親不談政事只願玩的緣故。然而愛玩的康心如卻是贏少輸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寫的《杜月笙傳》中有一則傳聞，説在一次豪賭中，康心如竟把“美豐銀行”輸給了杜月笙，但那實在只是傳聞。
最與康心如交好的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會時，于右任就是介紹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裏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戰爆發後，時任監察院長的于右任遷居重慶，從此更與康心如往還不斷。于右任是草書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請“於大哥”為“美豐”題寫行名。或許是為了方便識讀，于右任把“美豐商業銀行”幾個字寫得甚為工整，而這也成為于右任少有的非草書珍跡。平時，于右任有空就會來康家坐坐，康國雄喜歡摸于右任的大鬍子，于右任則稱康國雄“康家娃”。由於偶爾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幾日，于右任對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戰勝利後，于右任在離開重慶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國雄大姑父的女傭阿英帶走。康國雄大姑父覺得兩人年歲懸殊，所以不太願意，但阿英本人卻樂得作于右任的如夫人，最終，于右任經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帶回了上海，後來還和阿英生了個兒子。
向延安匯款美豐不設上限
其實于右任與康家的關係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學日本，因擔任中國留學生總會總幹事得與孫中山相識，繼而加入同盟會。有一次，孫中山問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為同盟會辦報，康心孚説自己有個叫于右任的老鄉可堪此任。孫中山希望于右任能先來日本，康心孚隨後便給人在國內的于右任寄去路費，由此促成於右任與孫中山的初次見面。不久，于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紹下加入同盟會，隨後返回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于右任在其所做詩文中也曾提到，“餘識黨中諸前輩皆心孚介紹”。辛亥革命後，康心孚先到孫中山的總統府祕書處工作，後赴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運動”期間過度操勞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課的其他學校為此停課一天，以示哀悼。
由於兄長康心孚的關係，康心如和兩個弟弟康心之、康心遠後來深得國民黨人信賴。抗戰年間，于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要員不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長期住在康國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蔣介石在撤離大陸前曾路經重慶，為確保蔣介石的安全，重慶市長楊森更是特意徵用康心如的汽車和司機為蔣介石服務。
雖與國民黨淵源深厚，康氏昆仲卻對共產黨有着更美好的嚮往，並曾為共產黨提供了不少幫助。康心遠的太太王棣華在天津讀書時與鄧穎超是同學好友，因為這層關係，康心遠曾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捐贈過一批傢俱。由於康心之家聚集了于右任、邵力子、張季鸞、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會賢達，周恩來有時會前往拜訪，還曾借地作過統戰報告。共產黨人董必武、吳玉章等則經常向康心之尋求經濟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們都會帶些宣傳資料，如康心之在家，他們總能拿回一張數字體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則坐等片刻後留下資料離開。“當時敢和共產黨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國雄認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執掌“美豐銀行”和眾多實業的康心如，為共產黨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戰期間，因棉花、棉紗、棉布緊缺，國民政府財政部專門成立了“花紗布管制局”，禁止這些戰略物資的自由買賣，並對流通做嚴格限制。康心如通過“美豐”投資的企業生產、進口了一批“花紗布”和藥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後，康家將這批物資全部捐給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運送時裝了滿滿八輛卡車。然而由於沒有“管制局”許可證，八路軍的車隊根本無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制品運到延安，事實上，八路軍的卡車還未駛離重慶即被“軍統局”的檢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藉助國民黨內的關係，人情、金條並用地買通了軍事委員會輜重汽車團，最後將這些東西偽裝成國民黨物資順利運抵延安。此外，當時很多銀行對於匯往延安的款項都有數額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豐”不設上限，因此“美豐”就成了抗戰時期共產黨向延安匯款的首選通道。
周恩來説本應該保留美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康心如覺得他嚮往的美好就要實現了。
此前幾年間，由於國民政府的“金圓券”、“銀元券”改革，“美豐”被折磨得元氣大傷，至1950年4月，“美豐”已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維持經營，因而被迫停業。不過考慮到“美豐”投資的60多家企業尚在，康心如決定向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貸款週轉，以助“美豐”復業。
三次申請報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對“美豐”的未來不抱期望了。關於人民銀行為何不向“美豐”提供貸款，康國雄聽到過兩個故事。一是早年間，“美豐”曾有位職員拿了銀行的幾百大洋投往延安，共產黨建政後，這位職員成了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的主要領導。“美豐的老人們和我談過這事”，康國雄回憶，“他們説如果重慶人民銀行不是由他管，或許事情會好辦些。”另一則是從三叔康心之處聽來的。1950年，康心之應周恩來之邀來到北京，周恩來曾於家中宴請康心之，並在談到“美豐”時説，“我們當初認為，四川應該保留美豐”，然後又對身旁的鄧穎超感歎，“解放西南的時候，我們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沒來得及跟到重慶！”
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康心如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康國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蔣介石的乾兒子”，而康心遠、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繼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康心如唯一的願望就是為康國雄澄清問題。為此，康心如曾給好友章士釗、邵力子，以及曾任國民黨“軍統局”少將處長、後來起義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寫信，希望他們為康國雄作證。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為沈醉在其撰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提到，“蔣介石和宋美齡帶着康心之的小孩在黃山馬路上散步”，只是將“小孩”的父親錯記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後，由於章士釗認為“沈醉以前是特務頭子，轉他的信不合適”，康心如最終沒有采用沈醉的證明。邵力子的證明信是康國雄登門拜請來的，離開邵宅時，康國雄記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翹尾巴”，令他長久琢磨。
證明信最後被轉呈給周恩來，沒有下文。
又幾十年，白雲蒼狗，康心如、康國雄父子早已獲得平反，只是當年曾陪少年等軍官的花園別墅和亮着暗燈的豪宅，在經歷了借佔、索買之後，已被盡皆毀去。令康國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給了康心如一個蓋棺論定的評價，書中説“對大後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從多方面對他們開展工作。……重慶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產黨的朋友。”
蔣介石乾兒子康國雄“共產黨的黨史寫出我爸爸是共產黨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國雄把《黨史》遞過來，“你看，被稱為朋友的沒有幾個。”在寫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頁，書脊已被翻裂。
人物簡介
康國雄，男，1929年9月生，民國著名民族企業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從重慶巴蜀中學畢業，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1955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機械學院任教。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因所謂“蔣介石的乾兒子”罪名遭受審查和打擊。改革開放後，參與創辦北京朝陽區職工大學，任系主任、副教授。後兼北京黃埔大學副校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康國雄隻身闖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