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湯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學生畢業典禮上。當時他是校務委員會主席，我是向主席獻花、獻禮的學生代表。由於我們是解放後正規畢業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相當隆重，就在當年“五四”大遊行的出發地——民主廣場舉行。當時全體畢業生作出一個決定，離校後，每人從第一次工資中，寄出五毛錢，給新校址建一個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遷到燕園時，學校的第一面五星紅旗是從我們的旗杆上升起！畢業典禮上，我代表大家鄭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湯先生手上。如今，50餘年過去，旗杆已經沒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題詞也已漫漶，但旗杆座卻還屹立在北大西門之側。
就在這一年，我進入了湯用彤先生的家，嫁給了他的長子，1951年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的湯一介。我們的婚禮很特別，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見。當時，我希望我的同學們離校前能參加我的婚禮，於是，趕在1952年9月結了婚。結婚典禮就在小石作衚衕湯家。按照我們的策劃，婚禮只准備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個大四合院，中間的天井能容納數十人。晚上8點，我的同班同學，共青團團委會的戰友們和黨委的一些領導同志都來了，氣氛熱鬧活躍，如我所想。這是一個“反傳統”的婚禮，沒有任何禮儀，連向父母行禮也免了，也沒有請父母或領導講話。
湯老先生和我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鬧。後來，大家起鬨，讓我發表結婚演説。我也沒有什麼“新娘的羞怯”，高高興興地發表了一通講話。我至今還記得大概的意思是説，我很願意進入這個和諧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並不是進入一個無產階級家庭，因此還要注意劃清同資產階級的界限。那時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簡直是“左派幼稚病”！兩位老人非常好脾氣，絲毫不動聲色，還高高興興地鼓掌，表示認同。後來，兩位老人進屋休息，接着是自由發言，朋友們盡情鬨鬧，玩笑。大家説什麼我已不記得了，只記得湯一介的一個老朋友，聞一多先生的長公子聞立鶴，玩笑開得越來越過分，甚至勸告湯一介，晚上一定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戰略思想，説什麼“敵進我退”，“敵退我攻”之類，調侃之意，不言自明。
我當即火冒三丈，覺得自己受了侮辱，嚴厲斥責他不該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來開這樣的玩笑！大家看我認真了，都覺得很尷尬……我的婚禮就此不歡而散。我和湯一介怏怏不樂地驅車前往我們的“新房”。為了“劃清界限，自食其力”，我們的“新房”不在家裏，而是在湯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黨校宿舍的一間很簡陋的小屋裏。
第二天，湯老先生和老夫人在舊東單市場森隆大飯店請了兩桌至親好友，宣佈我們結婚，畢竟湯一介是湯家長子呵。湯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們參加這個婚宴，但我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家庭的做法，結婚後第一要抵制的就是這種舊風俗習慣。我和湯一介商量後，決定兩個人都不去。這種行為現在看來確實很過分。一定很傷了兩個老人的心。但湯老先生還是完全不動聲色，連一句責備的話也沒有。
畢業後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調整後，湯老先生夫婦也遷入了寬敞的燕南園58號。校方認為沒有理由給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個温文爾雅的人，她很美麗，讀過很多古典文學作品和新小説，《紅樓夢》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別愛國，抗美援朝的時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飾全捐獻出來，聽説和北大的其他教授家屬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飛機。她從來不對我提任何要求，幫我們帶孩子，分擔家務事，讓我們安心工作。
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漸也不再提什麼“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經摔斷過，我很照顧她。他們家箱子特別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麼衣服，或是要曬衣服，都是我幫她一個個箱子搬下來。湯老先生和我婆婆都是很有涵養的人，我們相處這麼多年，從來沒見他倆紅過臉。記得有一次早餐時，我婆婆將湯老先生平時夾饅頭吃的黑芝麻粉錯拿成茶葉末，他竟也毫不懷疑地吃了下去，只説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澀”！湯老先生説話總是慢慢地，從來不説什麼重話。因此在舊北大，曾有“湯菩薩”的雅號。這是他去世多年後，學校汽車組一位老司機告訴我的，他們至今仍然懷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對人的善意。
湯老先生確實是一個不大計較名位的人！像他這樣一個被公認為很有學問，曾經在美國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的學者，在院系調整後竟不讓他再管教學科研，而成為分管“基建”的副校長！那時，校園內很多地方都在大興土木。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緩慢的腳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好，常説事情總需要人去做，做什麼都一樣。
可歎這樣平靜的日子也並不長。階級鬥爭始終連綿不斷。1954年，在《人民日報》組織批判胡適的那個會上，領導要他發言。他這個人是很講道德的，不會按照領導意圖，跟着別人講胡適什麼，但可能他內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據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當年哲學系系主任鄭昕先生告訴我們，晚餐時，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
他和胡適的確有一段非同尋常的友誼。當年，他從南京中央大學去北大教書是胡適推薦的。胡適很看重他，解放前夕，胡適飛台灣，把學校的事務都委託給擔任文學院院長的他和祕書長鄭天挺。《人民日報》組織批判胡適，對他的打擊很大，心理壓力也很大。當晚，回到家裏，他的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經驗，我們應該當時就送他上醫院，但我們都以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會好起來。沒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醫生説這是大面積腦溢血！立即送到協和醫院。馬寅初校長對他十分關照，請蘇聯專家會診，又從學校派了特別護士。他就這樣昏睡了一個多月。
這以後，他手不能寫，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輪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釋卷，總在看書和思考問題。我儘可能幫他找書，聽他口述，然後筆錄下來。這樣寫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餖飣札記》中。
這段時間，有一件事對我影響至深。湯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詩經》中的一句詩：“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我沒有讀過，也不知道是哪幾個字，更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他很驚訝，連説，你《詩經》都沒通讀過一遍嗎？連《詩經》中這兩句常被引用的話都不知道，還算是中文系畢業生嗎？我慚愧萬分，只好説我們上大學時，成天搞運動;而且我是搞現代文學的，老師沒教過這個課。
後來他還是耐心地給我解釋，“厲階”就是“禍端”的意思，“梗”是“災害”的意思。這句詩出自《詩經桑柔》，全詩的意思是哀歎周厲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國家將亡。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恥辱，從此我就很發奮，開始背誦《詩經》。那時，我已在中文系做祕書和教師，經常要開會，我就一邊為會議做記錄，一邊在紙頁邊角上默寫《詩經》。直到現在，我還保留着當時的筆記本，周邊寫滿了《詩經》中的詩句。我認識到作為一箇中國學者，做什麼學問都要有中國文化的根基，就是從湯老的教訓開始的。
1958年我被劃為極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在他眼裏，我這個年輕小孩一向那麼革命，勤勤懇懇工作，還要跟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怎麼會是右派呢？況且我被劃為右派時，反右高潮早已過去。我這個右派是1958年2月最後追加的。原因是新來的校長説反右不徹底，要抓漏網右派。由於這個“深挖細找”，我們中國文學教研室解放後新留的10個青年教師，8個都成了右派。我當時是共產黨教師支部書記，當然是領頭的，就成了極右派。當時我正好生下第二個孩子，剛滿月就上了批鬥大會！幾天後快速定案。在對右派的6個處理等級中，我屬於第二類：開除公職，開除黨籍，立即下鄉接受監督勞動，每月生活費16元。
湯老先生是個儒雅之士，哪裏經歷過這樣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而且這鬥爭竟然就翻騰到自己的家裏！他一向潔身自好，最不願意求人，也很少求過什麼人，這次，為了他的長房長孫——我的剛滿月的兒子，他非常違心地找了當時的學校副校長江隆基，説孩子的母親正在餵奶，為了下一代，能不能緩期去接受監督勞動。
江隆基是1927年入黨的，曾經留學德國，是一個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讓我留下來餵奶8個月。後來他被調到蘭州大學當校長，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殺了。我餵奶剛滿8個月的那一天，下鄉的通知立即下達。記得離家時，湯一介還在黃村搞“四清”，未能見到一面。趁兒子熟睡，我踽踽獨行，從後門離家而去。偶回頭，看見湯老先生隔着玻璃門，向我揮了揮手。
我覺得湯老先生對我這個“極左媳婦”還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談到我時，曾説，她這個人心眼直，長相也有福氣！1962年回到家裏，每天給湯老先生拿藥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務。這個階段有件事，我終生難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節，天安門廣場舉辦了盛大的遊園聯歡活動，集體舞跳得非常熱鬧。這是個復甦的年代，“大躍進”的負面影響逐漸成為過去，農村開始包產到户，反右鬥爭好像也過去了，國家比較穩定，理當要大大地慶祝一下。毛主席很高興，請一些知識分子在五一節晚上到天安門上去觀賞焰火、參加聯歡。湯老先生也收到了觀禮的請帖。
請帖上註明，可以帶夫人和子女。湯老先生就考慮，是帶我們一家呢，還是帶湯一介弟弟的一家？當時我們都住在一起，帶誰去都是可以的。湯老先生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他當時可能會想，如果帶了弟弟一家，我一定會特別難過，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為“極右派”這件事是怎樣深深地傷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細節，他也儘量避免讓我感到受歧視。兩老對此，真是體貼入微。我想，正是出於同樣的考慮，也許還有儒家的“長幼有序”罷，最後，他決定還是帶我們一家去。
於是，兩位老人，加上我們夫婦和兩個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門。那天晚上，毛主席過來跟湯老先生握手，説他讀過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繼續寫下去。毛主席也跟我們和孩子們握了握手。我想，對於帶我上天安門可能產生的後果，湯老先生不是完全沒有預計，但他願意冒這個風險，為了給我一點內心的安慰和平衡！回來後，果然有人寫匿名信，指責湯老先生竟然把一個右派分子帶上了天安門！帶到了毛主席身邊！萬一她説了什麼反動話，或是做了什麼反動事，老先生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這封信，我們也知道，就是住在對面的鄰居所寫，其他人不可能反應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語，處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預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開始惡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進醫院。那時，湯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嚴密檢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個孩子，不能出門。醫院還沒有護工制度，“特別護士”又太貴。陪護的事，就只能由婆婆和我來承擔。婆婆日夜都在醫院，我晚上也去醫院，替換我婆婆，讓她能略事休息。記得那個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論文寫作，兩週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醫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就和他聊一會兒天。他常感到胸悶，有時憋氣，出很多冷汗。
我很為他難過，但卻完全無能為力！在這種時候，任何人都只能單獨面對自己的命運！就這樣，終於來到了1964年的五一勞動節。那天，陽光普照，婆婆起牀後，大約6點多鐘，我就離開了醫院。臨別時，老先生像往常一樣，對我揮了揮手，一切彷彿都很正常。然而，我剛到家就接到婆婆打來的電話。她嚎啕大哭，依稀能聽出她反覆説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沒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節萬歲，就走了！”湯老先生就這樣，平靜地，看來並不特別痛苦地結束了他的一生。
過去早就聽説湯老先生在北大開的課，有“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印度哲學史”，還有“歐洲大陸哲學”。大家都説像他這樣，能夠統觀中、印、歐三大文化系統的學者恐怕還少有。和湯老先生告別17年後，我有幸來到了他從前求學過的哈佛大學，我把湯老先生在那裏的有關資料找出來看了一遍，才發現他在哈佛研究院不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學，並還對“比較”，特別是對西方理論和東方理論的比較，有特殊的興趣。湯老先生在美國時，原是在另一所大學唸書，是吳宓寫信建議他轉到哈佛的。
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較文學家白璧德的影響，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比較文學課。吳宓和湯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華大學時就非常要好，還在一起寫過一本武俠小説。我對他這樣一個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過如此浪漫的情懷很覺驚奇！白璧德先生是比較文學系的系主任，是這個學科和這個系的主要奠基人，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十分看重。在他的影響下，一批中國的青年學者，開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國文化。湯老先生回國後，就和吳宓等一起組辦“學衡雜誌”。
現在看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激進派與“學衡派”的分野就在於，一方要徹底拋棄舊文化，一方認為不能割斷歷史。學衡派明確提出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主張。湯老先生那時就特別強調古今中外的文化交匯，提出要了解世界的問題在哪裏，自己的問題哪裏;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東西是什麼，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東西是什麼;還要知道怎麼才能適合各自的需要，向前發展。他專門寫了一篇“評近人之文化研究”來闡明自己的主張。研究學衡派和湯老先生的學術理念，是我研究比較文學的一個起點。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同西方的比較文學是不一樣的。西方的比較文學在課堂中產生，屬於學院派;中國的比較文學卻產生於時代和社會的需要。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向西方學習的。中國比較文學就產生於這樣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事實上，“五四”時期向西方學習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藴，像吳宓、陳寅恪、湯老先生和後來的錢鍾書、宗白華、朱光潛等，他們都懂得怎樣從中國文化出發，應該向西方索取什麼，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
湯老先生離開我們已近半個世紀，他的儒家風範，他的寬容温厚始終縈徊於我心中，總使我想起古人所説的“即之也温”的温潤的美玉。記得在醫院的一個深夜，我們聊天時，他曾對我説，你知道“沉潛”二字的意思嗎？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積澱，真正沉到最底層;潛，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為人知的底層中發展。
他好像是在為我解釋“沉潛”二字，但我知道他當然是針對我説的。我本來就習慣於什麼都從心裏湧出，沒有深沉的考慮;又比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潛質;當時我又正處於見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淵之中，心裏不免抑鬱。“沉潛”二字正是湯老先生對我觀察多年，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給我開出的一劑良方，也是他最期待於我的。湯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這兩個字一起，深深銘刻在我心上，將永遠伴隨我，直到生命的終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