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對中國平民兄弟，在日偽統治下的淪陷區的核心——南京城裏，在戒備森嚴的日本駐中國總領事館的盛大宴會上，憑着一腔殺敵復仇的愛國熱血與勇敢機智的行動，製造了震動海內外的驚天大案。這段塵封近70年的歷史事件驚心動魄，令人蕩氣迴腸……
1939年6月10日晚7時半，日本駐南京總領事堀公一在其官邸舉行盛大宴會，隆重招待日外務省次長以及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頭目。另外，汪精衞偽政權中的幾個政要也應邀參加。
不料宴會剛開始，忽聞有人怪叫：“酒裏有毒！”立時舉座皆驚，亂作一團。堀公一命令書記官對酒宴用的陳酒徹底檢驗，又急令醫院速派醫務人員趕來搶救。約過了15分鐘，陸續有人喊身體不適，且口齒不清，步履蹣跚。既而有人倒地，赴宴的人幾乎都是嘔吐不止。總領事館裏混亂不堪。兩個貪杯的日本書記官中毒甚重，當晚斃命。此事震驚日寇，消息很快傳遍了大江南北。
1939年6月12日(星期一)的重慶國民黨《中央日報》第二版用一則簡短的消息報道了此事：
敵外務省政務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滬赴寧，敵駐寧總領館於十日晚七時設宴歡迎……計二十餘人。所食黃酒中為暗置強烈毒質，敵偽暢飲後立即中毒，均暈倒地上，一時秩序大亂。
6月18日(星期日)的《中央日報》第二版報道稱，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毒酒案發生後的第三天，日寇即開始了對此案的偵破。他們將目標鎖定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兩個中國僕役詹氏兄弟身上。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倆與其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蘭英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貧民家庭。其祖籍為皖南徽州，在明朝初年就移居南京，歷經數百年，已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長炳，1910年生;弟弟詹長麟(又名詹長林)，1913年生。
詹長麟自小就機警靈活。他在1928年剛15歲時，就參加國民政府警衞第一旅，任旅長兼南京警備司令俞濟時(1990年病逝於台灣)的小勤務兵。1932年初，詹長麟19歲，隨軍參加了一·二八抗戰，經歷了戰火的考驗，鍛鍊了膽識與辦事能力。後來他退伍，回到南京黃泥崗薛家巷14號的家中，搞紡織謀生。
1934年4月，詹長麟得到一次機遇。他由父親的一位茶友王明和先生的兒子王高科介紹，到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應試當僕役，每月可得14塊銀元的工資。當時招收的中國僕役有4個條件：一是不懂日語;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質;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腳要麻利。詹長麟基本符合這些條件。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親自對詹長麟面試，十分滿意，讓詹長麟任自己的僕從，為其打掃房間，端茶送水。詹長麟做事勤快機靈，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長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先生介紹他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原來是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一手策劃與部署的。日本先後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侵佔了中國的東北地區，並瘋狂地向關內地區擴張，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深重。隨着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國民政府也在各方面進行抗日備戰的工作，其中包括至關重要的對日情報工作。介紹詹長麟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署。
就在詹長麟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10多天的一個晚上，一輛黃包車停在詹家門口，一個頭戴禮帽、眼架墨鏡、身着藍布長衫的年輕人來到家中，説有事情找他，把他帶到了著名的鼓樓飯店2樓4號房間。
詹長麟走進後，只見一個同樣是戴禮帽、架墨鏡、穿藍布長衫的青年人跟進房間來，隨手關好門，便滿面笑容地説：“你叫詹長麟吧，在日本總領事館幹得怎麼樣，酬勞還多麼？你曾經參加過一·二八抗戰，在停戰期間，因你母親生病，八十八師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團團副黃永淮(1944年4月下旬，在河南省於莊犧牲。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其為革命烈士。——筆者注)讓你回家探母，這件事你還記得嗎？”
詹長麟聽了這番話後，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對方對自己這番經歷竟如此瞭解。之後這個人又對他講了許多國家形勢和愛國道理，並又問道，為什麼有人介紹你到日本領事館當僕人？詹説不知道。那人鄭重地説，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報，為國家效勞;而後才自我介紹説：“我是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外事組組長趙世瑞(1952年中風作古於台灣——筆者注)。
詹長麟吃了一驚，一時説不出話來。
趙世瑞拔出一支手槍放到桌上，接着説：“我們瞭解你。你做過軍人，有愛國心。我們把機密都告訴你了。現在有兩條路讓你選：一是祕密當我們的情報員，蒐集日本領事館的情報，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為我們工作，不肯為抗日工作，那你現在就在我面前，用這把手槍自殺。”
詹長麟努力讓自己鎮靜下來。他想到日寇這幾年對中國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動，想到他在一·二八事變中與日軍的拼殺，想到許多沙場捐軀的戰友，立即表示願意為首都警察廳外事組工作。從此，他就成了祕密派遣在日本總領事館“卧底”的特情人員，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成立於1932年4月1日，最初名叫“中華民族復興社”，本部(即乙處)設在南京市四條巷，同時在市內雞鵝巷53號設立辦公室處理機要(即甲處)。
“特務”是特別任務的代稱，工作範圍有情報、策反、行動等。詹長麟加入首都警察廳外事組後，特務組織給他取代號65，化名袁露，並讓他祕密接受了各種特工訓教。詹長麟在祕密受訓中瞭解到，特務組織內部結構極為嚴密，凡加入者即為終身職業，不許改變，一直到死為止。
詹長麟利用自己是日本總領事僕從的身份，每天為日本總領事收發信件、打掃房間、傳呼人員、採購物品等，可以偷偷看到日本總領事來往的信件，包括各種絕密的文件。日本總領事館裏的各種動向，甚至總領事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監視之中。他常常能獲得各種重要的情報。有時詹長麟看到從日本寄來的重要信件，就帶回家中，在密室裏把信件拆開記錄後，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總領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郵戳是詹長麟現蓋上去的。這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郵戳，蓋出來的印章與真的一模一樣，從來沒有露出過破綻。
詹長麟每次獲得情報後，就在家中用明礬水寫在白紙上，水乾了以後就看不出來了。其家附近有座關帝廟，首都警察廳外事組與詹長麟約定，將關帝廟作為他們的祕密聯絡點。詹長麟讓母親把他寫成的情報悄悄插到關公像後面的一個小洞裏，到時候就會有人來取走。同時，詹母也從關公像後面小洞裏拿到指示，帶回家交給兒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長麟就將收集的情報交給首都警察廳外事組指定的楊立民、黃泗清、潘崇聲、卜玉琳等傳遞上去。這4位聯繫人先後是他的上司，他們性格脾氣雖各異，但工作態度都十分嚴謹認真，沒有絲毫馬虎，執行任務雷厲風行，爭分奪秒，遵行“大老闆”戴笠的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種“當日事、當日畢”的作風。
1934年6月，在日本駐華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的策劃下，藉口所謂時任日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蹤事件，挑起了一場震動中外的外交風波。日方誣稱藏本英明是被中國政府的特工祕密綁架殺害了，並由此演繹成一場對中國的武力威脅，甚至企圖由此製造對華的戰爭藉口，就像1931年瀋陽九一八事變那樣。這就是民國史上著名的“藏本事件”。
在這緊要關頭，剛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才兩個月的詹長麟，把他在日本總領事館的所見所聞，及時報告給了首都警察廳外事組。這個藏本英明實際上是朝鮮人，很早就舉家遷居日本，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到外務省工作。長期的“支那事務”研究，使其不僅對中國情況十分熟悉，一口漢語也説得十分流利，是個典型的“中國通”。
藏本英明“失蹤”那天——6月8日晚上10時30分左右，詹長麟親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總領事館的一輛轎車，出中山門上陵園路往中山陵方向開去了。首都警察廳廳長陳焯命令督察處長金斌等人，根據詹長麟提供的情報和其他方面獲得的消息，很快於6月13日中午11時許，在明孝陵附近的一個山洞裏，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軍國主義的這次侵華陰謀破產。
詹長麟就這樣表面上當僕從，暗中蒐集情報。他兩面拿工資，每月共得24元。當時100斤一袋的洋麪粉只賣3塊錢，所以家裏的生活變得寬裕起來。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險，時時刻刻都提心吊膽，神經就像一根繃緊的弦。由於他機警靈活，又曾經受過戰火的考驗，所以在生死之間，顯得膽大又心細。或許當時特務組織正是由於這一點而看中了他。
一天，天氣很好。總領事館裏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裏空無一人。詹長麟見是個很好的時機，就悄悄地走進總領事的房間，先是在廢紙簍裏翻了一下，見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馬上又拉開辦公桌的抽屜，看看有沒有新的文件。這時，樓梯響了。詹長麟一驚，急忙把抽屜關好，然後手拿抹布在辦公桌上擦起來。走進門來的是總領事館警察署副署長悌澤，見只有詹長麟一人在房裏，頓時眼露兇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長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計，直挺挺站立着。悌澤滿臉怒容，揮手“啪”地一聲，在詹長麟的臉上重重地抽了一個耳光。詹長麟動都沒動，雖心中十分緊張，卻沒有絲毫表露。對方雖有懷疑，但沒有抓到什麼把柄，只得將其趕出房間，然後轉身從牆上取下羽毛球拍，鎖上房門，走了。詹長麟一連幾天內心都緊張不安，但表現上卻像沒事人一樣。他在此後就更加小心謹慎了。
1936年2月，詹長炳也被日本總領事館僱用當僕役;並也和弟弟詹長麟一樣，參加了首都警察廳外事組的軍事情報組織。詹長麟有了幫手，工作更得心應手了。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二人為人樸實誠摯，在日本總領事館中做事認真細緻，忠於職守，與上下相處得都很好;而且他們僅粗通文墨，不問世事，從無反日言論，因而深得日本總領事館先後幾任總領事的信任。而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對詹長炳、詹長麟兄弟的工作抓得也很緊。如果他們提交的情報少了一點兒，馬上就會受到質問。特務組織往往要他們從3個方面反省：一、忠誠：是不是忠於組織，有沒有退縮背叛。二、破立：有沒有突破自己的成績，有新的開拓。三、廉恥：有沒有貪生怕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8月，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關閉。詹長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廳外事組的命令，要他們在南京潛伏，伺機重回日本總領事館工作。
是年12月初，侵華日軍向南京進攻;13日，日軍佔領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屠殺了30多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同胞，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石頭城屍積如山，血流成河。
在這場大劫難中，詹氏兄弟也未能倖免。財產遭劫，房子被燒，半生心血毀於一旦，妻子也慘遭到日軍強暴。家恨、國仇和長期在日本人手下勞作的壓抑交織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日軍佔領南京後，日本總領事館恢復，因原在白下路的舊館被戰火燒燬，新館改設在鼓樓坡頂上的原日本駐華大使館內。由於日本政府一直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偽“維新政府”，因而一直未在南京恢復大使館，這樣就使得在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後，直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汪偽政府前，日本當局設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機構就是日本總領事館。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找到日本總領事館的總領事堀公一，得以重回任僕役。日本人給詹氏兄弟一輛自行車，併發給他們一個寫着“日本領事館使用人”的白袖章，他們戴這個袖章騎着自行車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隨處可見的殘暴景象讓詹氏兄弟義憤填膺，復仇的種子深深地埋在心裏。
1938年4月1日，撤退到武漢的國民政府將原復興社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詹長炳、詹長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潛伏組織劃歸軍統局指揮，稱為“軍統局南京區”，區長為錢新民。軍統局局長戴笠指示錢新民及部下50餘人留在南京，堅持地下鬥爭，並調南京區籌備處少將處長尚振聲任副區長。
詹氏兄弟重新回到日本總領事館任職後，時時尋找着打擊日寇、漢奸，為死難同胞報仇雪恨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終於到來了。
1939年6月初，詹長麟從日本外務省的一封來信中獲悉，日本外務省次長清水及隨員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總領事館視察。詹長麟當晚將這一情報傳送出去，立即引起了潛伏組織的高度關注。
6月6日晚10時，錢新民決定，在丹鳳街22號軍統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長潘崇聲家召開祕密會議，研究策劃“毒酒案”行動計劃，並要詹長麟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8日，詹長麟看到日本總領事館發出不少請柬。他從這些請柬中，得知10日晚，日本公使兼總領事堀公一將要在領事館舉行一場大型酒會，歡迎清水次長及隨員三重。應邀參加酒會作陪的人員，日方有“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將、參謀長吉本貞一少將、副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將、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大佐、特務機關本部部長兼偽“維新政府”的最高顧問原田熊吉少將，以及谷田大佐、高僑大佐、公平中佐、巖鬆中佐、三國大佐、島本少將、三浦大佐、澤田海軍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偽“維新政府”方面的有偽行政院院長梁鴻志、立法院長温宗堯、綏靖部部長任援道、內政部部長陳羣、交通部部長江洪傑、司法部長鬍礽泰、教育部部長顧澄、外交部部長廉隅、財政部次長嚴家熾、實業部部長王子惠、南京市市長高冠吾等。總領事堀公一和領事內田及兩名副領事4人將作為主人主持宴會。這份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駐南京的日本“華中派遣軍”的首腦以及偽“維新政府”的骨幹分子。詹長麟立即將這一情報火速報告給“南京區”。
軍統局南京區得到這一重要情報後，決定發動一次史無前例的投毒行動，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臟上插上一刀，將日偽的核心分子一網打盡。行動若能獲得成功，必將給正在抗戰中的中國軍民一個極大的鼓舞，同時也給日寇漢奸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專門成立了投毒行動小組，由尚振聲任組長，政治助理書記卜玉琳負責聯繫，情報助理書記李再生、劉玉卿負責撤退事宜，交通組長趙希賢負責撤退工具，會計主任安少如負責挑選毒藥。詹長麟則被定為投毒的實施人。
行動小組對投毒行動作了周密的計劃與部署。詹長麟接受了任務後，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説：“把毒藥投入酒瓶，是整個行動最重要的一步，決定成敗。我完全能做到。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毒藥有沒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藥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賠進去也無用。”
藥品在6月9日通過哥哥詹長炳帶來，一個手指粗的藥瓶，玻璃外殼上面有USA(美國)的字樣，裏面裝着白色粉末。詹長炳告訴弟弟：“這是美國貨，劇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無疑。”
詹長麟又向他們提出一個要求，説：“我有個心願，就是在完成任務後，能夠安全地撤離南京。我還年輕，還要繼續殺敵。我還有全家老小。這不會影響我完成任務。”詹長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1939年時，詹長麟26歲，家住南京市吉兆營12號;哥哥詹長炳29歲，家住南京市許家巷。
1939年6月8日，日本總領事館向各方被邀請人士發出請柬的同時，立即為這次盛大宴會忙碌起來。詹長麟被分配去為宴會購酒。他在6月9日——開宴的前一天，到中華路三山街119號的老萬全酒家，買回4壇紹興老酒。回到領事館，他將酒由酒罈灌進酒瓶。
6月10日是舉行宴會的日子，也是詹長炳、詹長麟實施投毒的日子。這天早晨，軍統局南京區將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魚市街中華菜館吃了一頓團圓飯。大家心裏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離死別，就在眼前。但大家誰都不講話。吃完飯後，詹長炳、詹長麟像往常一樣，到日本總領事館上班;家屬們則由專人安排護送，從下關渡江去江北八卦洲農村隱藏。
6月10日晚6時左右，日本總領事館的酒會準時舉行。詹長麟按照預定計劃，事先就對人説：“我肚子疼，等宴會開了後，要去一下醫院。”宴會開始前，詹長麟負責温酒。為了投毒萬無一失，詹長麟在開宴前幾分鐘，才偷偷把毒藥倒入酒瓶，並且使勁搖動，讓毒粉均勻地溶解在酒裏。開宴時他見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經擺好，便沉着鎮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邊，按順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後退到一邊，緊張地觀察事態的進展。
可惜的是，當宴會開始時，被邀請的日軍高級軍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偽“維新政府”的政要卻都來了。於是日本總領事館決定由本館日本外交人員補充空缺。總領事首先致辭，歡迎清水一行的到來，然後高呼：“天皇萬歲！乾杯！”頓時宴席上羣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乾杯！乾杯！”然後一飲而盡。詹長麟躲在暗處，見毒酒已被敵人喝下去，知道任務已經完成，便急忙脱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車，騎出總領館後門。
他趕到不遠處的傅厚崗高雲嶺巷子裏與哥哥會合後，迅速而去，經玄武門出中央門，趕到燕子磯笆斗山江邊。劉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裏等候，馬上把詹氏兄弟也送到了江北。
就在詹長麟離開領事館10多分鐘後，酒宴上有人發覺酒中有異常味道，大叫：“酒裏有毒！”眾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領事館書記官宮下一頭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書記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從椅子上滾下來。酒宴上頓時大亂，人人都舌頭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召來日本軍醫化驗。結果發現酒中確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船山、宮下兩書記官於當晚死去，其他的日偽要員經百般搶救，才免於一死。
南京日軍當局惱羞萬分，迅速進行瘋狂的報復。當晚，日軍憲兵隊與偽警察局下令關閉了南京所有城門，封鎖了各交通要道，然後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員，連老萬全酒家的掌櫃都遭逼供，嚴刑拷打。對日本總領事館的中國僕役更是全部拘禁，嚴刑逼供。最後，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見蹤影的詹長炳、詹長麟兄弟身上。但當日偽憲警趕到他們的住處時，發現詹家早已逃離。日偽當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與各報刊上遍貼(刊登)告示，對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緝抓捕。日偽的佈告寫着：
詹長麟二十六歲，身高五尺二寸，體型瘦長，皮膚清白，高鼻圓眼，短髮，走路稍有羅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長制服褲。其妻黃氏，年二十四歲，身高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兒五歲，兒子三歲，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褲……
從6月10日到7月10日這一個月的時間內，日偽當局在南京城裏先後出動憲兵、警察、特務達1000多人次，進行拉網式的清查、搜捕。日方還派便衣特務到上海租界跟蹤追捕，但都一無所獲。
日本總領事館發生的毒酒案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儘管日偽當局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了南京城。市民們無不暗自拍手稱快。
南京的軍統地下情報組織為了防止日偽當局傷及無辜的同胞，也為了保護好軍統在這裏的地下組織，乃以詹長炳、詹長麟兄弟的名義，專門寫了一封信，於6月25日從上海英、法租界寄給日本總領事館的公使兼總領事，説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擔一切責任，並表明他們這次採取投毒行動並非出於個人私怨，而是出於對日本侵華暴行的國仇家恨。信件全文如下：
總領事先生：
我們兄弟兩人在日本總領事館幾年的服務期間，對你們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們也非常忠於職守，沒有一次做過違揹你們的事，這你們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發生了中日戰爭，我們目睹日本對中國的無理侵略，對日本人確實感到失望。然而那時我們僅僅是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你們日本人的兇殘，但還不是親眼看到的。因此，還沒有使我們改變在總領事館內忠實服務的決心。後來，南京被你們日本兵佔領，我們親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燒殺姦淫的一切獸行。甚至，連我們自己的家也被你們燒了，我們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強姦了，家裏的東西也被日本兵搶劫一空。我們兄弟雖如此在領事館內忠實服務，而我們的家被燒，妻子被姦污，財物被掠奪，可憐勞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們破壞盡淨。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我們決心要為國報仇，為家雪恥，我們已經和日本勢不兩立。只是我們既無兵，又無力量，加之總領事對我們又很好，因此至今我們都下不了手。10日，總領事招待客人，我們知道總領事不能出席，才決定下手。誰死誰不死，這就要看你們的命運了。
我們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為了滿足報仇雪恥的心願。我們事前對誰也沒有講，事後更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好漢做事一身當”，我們不想再説假話。我們已經來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們有本事就請來捉我們吧！但不要懷疑其他的人。我們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們捉住，為多數被你們蹂躪的人們報仇雪恥，死而無憾。像我們這樣的勞動者，除以這樣的死作為代價之外，沒有比這更光榮的。我們在領事館進行這次行動，唯恐牽連總領事，但想不出其他報仇雪恥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館宴會的時間下了手。這樣做對不起總領事，感到遺憾。
詹長炳 詹長麟
6月25日
這是對日本當局的侵華戰爭的嚴正回答。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因為詹氏兄弟在信中聲稱他們已經到了上海，即將去香港，顯然還將去中國的大後方，因而日軍當局立即派遣特務在上海和香港佈下暗哨，定下抓捕他們兄弟的行動方案。但結果仍一無所獲，連人影子也沒看見。
其實，在軍統寄給日本總領事館的信中，聲稱詹氏兄弟將前往香港，是他們佈下的煙幕彈。當時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日報》根據軍統組織的要求，對毒酒案作了連續5次報道，也都故作疑陣，進行配合。這煙幕彈果然起了作用。對日軍起到很好的迷惑，使他們再也無法找到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實際上，詹家兄弟並沒有到上海，也沒有去香港，更沒有前往大後方重慶，而是在軍統組織的幫助下，在江北六合鄉村一家躲避了一個時期，然後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過浙、閩、湘三省，歷經磨難，終於在抗戰勝利後回到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