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面對世界時，已處於極度衰弱的狀態，其首要原因是社會生產水平仍停滯於落後的農耕方式而錯過了工業化大潮，軍事上也錯過了熱兵器、機械化這兩個歷史發展機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忙於內戰，國家始終處於分裂混亂之中，當權者重點經營的軍工產業也不過是外國的附庸，國內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都不能製造。
1949年全國解放時，人口第一大國中國的工業產值竟列在世界第26位。當時國內幾個兵工廠如瀋陽兵工廠、太原兵工廠、重慶兵工廠等都只能生產少量機槍、步槍等輕武器，連迫擊炮都造不好，更無法生產機械化裝備，彈藥年生產能力也僅能達到1萬噸。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蘇、德等國的年彈藥生產量都在200萬噸以上。當時發達國家軍隊已進入了機械化時代，如1950年美國軍隊已是人均20馬力(平均3個人一輛機動車)，蘇軍人均5馬力(平均10人一輛機動車)，中國軍隊卻是人均0.2馬力，550萬解放軍只有1萬輛戰爭時期繳獲來的汽車(平均500人一輛機動車)。
世界軍事發展史證明，沒有國家工業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軍隊機械化和現代化。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便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鑑於當時國內工業基礎過於薄弱，中國國防事業採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應急購買蘇聯先進裝備，一方面建立獨立的國防體系。上世紀50年代中國重工業建設起步時，我國軍工部門及時補上了機械化這一課，同時在發展核武器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抓住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新中國出於作戰急需，主要以半價賒購方式(只有少量屬蘇聯無償贈送)引進了蘇聯106個陸軍師、23個空軍師的裝備，欠下了30億元人民幣的外債(當時摺合13億美元)。在1951年至1954年期間，中國同蘇聯達成了“156項”重點工業項目的引進，其中軍工企業便佔了44項，蘇方以成本價提供陸、海、空三軍配套的飛機、艦艇、大炮、坦克等武器裝備的生產線，並免費提供相應技術。中國能獲得這一世界軍事歷史上罕見的重大援助，主要因素並不是當時所宣傳的“國際主義”而是國家間的利益交換，是因中方在朝鮮戰爭中站到第一線流血犧牲，蘇聯才給予了相應的回報。
真正瞭解中蘇交往史的人都知道，在蘇聯領導人中，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華提供的援助最多，水平也最高。1953年他擔任了蘇共第一書記時內外地位不穩，急需剛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而在國際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國支持，對華援助特別是軍援有了質的提升。斯大林援華時提供的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過的舊品，赫魯曉夫上台後提供的則是現役的各種常規武器的生產技術。新中國剛建立起的軍工企業在蘇聯專家幫助指導下，用蘇聯提供的設備仿製生產出56式槍械、殲-5戰鬥機、帶“5”字頭的各種火炮、59式坦克等主要裝備，這些都達到或接近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不過，上世紀50年代世界強國已經邁入核武器階段，毛澤東在赫魯曉夫1954年首次訪華時又提出能否在這方面提供幫助，卻受到婉拒。中共中央仍於1955年決定，開始核彈、導彈的預研。1956年東歐發生了反對蘇聯控制的波蘭、匈牙利事件，翌年夏天蘇共莫洛托夫等元老又想推翻赫魯曉夫。在此形勢下，赫魯曉夫才不顧軍方堅決反對，於1957年7月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導彈樣品，幫助建立核工廠，其交換條件則是毛澤東訪蘇對他表示支持。1957年10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蘇聯再援建102項重點項目。毛澤東隨後訪蘇，在61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上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
蘇聯對華的“兩彈”(導彈、核彈)項目援助，主要是幫助中國建設了最早的原子反應堆、濃縮鈾工廠、核燃料棒工廠、鈾礦和核試驗基地，提供了P-2型導彈樣品。後因中蘇之間發生政治爭吵，蘇聯於1960年7月中斷了“兩彈”方面的援助並撤走專家。不過中國在此前得到了一些核武器製造設備和許多技術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研製時間。蘇聯撤退專家後留下的核工廠“半拉子工程”，畢竟比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中國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兩彈一星”，主要是自力更生的結果，蘇聯早期的幫助也有着重要作用。
1961年中蘇關係有所緩和，赫魯曉夫在主動提出中國可延遲還債時，又提供了米格-21戰鬥機等新裝備及其生產技術資料。不過中蘇關係這一度好轉為時不久，便因同年11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時中共反對批判斯大林並支持阿爾巴尼亞而再度鬧翻。1962年11月，蘇聯以古巴導彈危機時中國對其不予支持反而影射抨擊為由，在米格-21的技術資料還未最後交齊時停止這一援助項目，對華的軍事幫助至此停止。不過中國軍工業通過全面接受和掌握蘇聯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裝備技術，對奠定國防工業的基礎還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當年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在1984年會見蘇聯老朋友時曾表示，對蘇聯給予的這些援助，“中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