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説，1925年以前的賀衷寒，即使不能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還是可以劃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進的青年之列，他雖然對共產黨的某些領導(如張國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説還是基本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的，至少也可以説還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時也確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別是在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抨擊北洋軍閥的統治方面，尤為突出。從1925年開始，賀衷寒就明顯向右轉了。此後、他就一直充當反共的急先鋒，與無產階級為敵。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謙在其墓誌銘中所説：“……自(民國)十四年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之創立，迄於病革綿(左右綴之右)之時，固未嘗須臾放棄其撻伐之責任(指反共)。”
蔣介石是一個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因為羽翼尚未豐滿，在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兩派的糾紛中，雖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裏是反共的。他實際上是右派勢力的組織者和保護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製造的陷害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和親自提出的排擠共產黨員的《整理黨務案》，就是他反共嘴臉的最早公開暴露。賀衷寒、繆斌、潘佑強等右派黃埔學生，對蔣介石當時的所作所為及其真實用心，在實踐中也逐漸心領神會，他們實際上已把蔣介石作為自己的總後台，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慶集其“反共”的纛陰之下。這還得從黃埔島上開始出現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的鬥爭説起。
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後不久，廣州的反動勢力就陰謀利用商團組織暴亂。為對付商團，1924年8月經蔣先雲、李之龍、楊其綱、陳賡、賀衷寒等人發動，駐紮在廣州的粵、桂、湘、滇各軍的軍官學校和海軍部分軍閥的革命軍人，開始聯合起來，並以“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的名義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後經報請黨代表廖仲愷和校長蔣介石同意，代表會於1925年1月25日推舉蔣先雲、曾擴清、賀衷寒、何畏能4人負責，籌備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1日，聯合會正式宣告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在成立大會上，他代表“青軍會”宜讀了3點志願：一竭誠擁護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二暫不做後起的軍閥;三與農、工、商、學、婦各界大聯合，一致進攻帝國主義與軍閥，他還在當時第一期《青年軍人》雜誌上發表了一向《青年軍人與軍閥》的文章，歷訴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悶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悶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
青年軍人聯合會創建初期，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其領導人的想法比較簡單，都想以這個組織來團結在粵的青年軍人，削弱軍間派系的勢力，打倒陳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傳到廣州，人心頗為不安，國民黨右派勢力便開始抬頭，乘機加緊活動，並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大肆加以攻擊，驚呼“青軍會是共產軍”。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裏有名的“大炮”、強硬的反蘇反共分子謝持，正在廣州大沙頭醫院“住院”，黃埔軍校中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王柏齡，便趁機把謝持請到黃埔島，讓他到接近右派觀點的學生中游説。謝持説：“國共合作，實在是孫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塗事。共產主義是豺狼蛇蠍，與豺狼蛇蠍焉能為伍。”又説：“孫先生年紀大了，慮事難免不周。我輩正當壯年、為黨為國，都不可不中流涉險。”他還進一步煽動説：“共產黨名雖與國民黨合作，其實是想趁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朝得逞，所有國民黨員，尤其是黃埔同學中的國民黨員，都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的餘地！”他還對賀衷寒等人説，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你們在裏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等等。賀衷寒聽着謝特的演説，很自然聯想到張國燾那張討厭的嘴臉，又回憶起在青軍會內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每每與蔣先雲、周逸羣等共產黨員意見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稱讚謝持“見解精闢”。在謝持、王柏齡等國民黨右派的煽動拉攏下，賀衷寒、潘佑強、冷欣等這些平常與共產黨同學關係不太和睦的學生，思想迅速向右轉，當場就一個個臉紅脖子粗的大罵共產黨。
為了對抗共產黨和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主意，這就是以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名義，組織一個“學會”，以此來聯合右派勢力。1925年4月24日，在蔣介石、廖仲愷的支持下，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相對立的又一個軍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早期也稱“中山主義學會”)，發表通電，宣告正式成立。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就是賀衷寒和潘佑強。
兩個軍人組織的出現，使黃埔島上結成了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由於青軍會成立後，組織發展很快，一年多時間成員就發展到兩萬多人。孫文主義學會建立後，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氣到全國各地去發展組織，不久也號稱有了5000會員。接着，兩個組織便公開對着幹。青軍會組織了一個“血花劇社”，孫文學會就組織一個“白花劇社”唱對台戲;青軍會辦了《青年軍人》和《中國軍人》兩個雜誌，孫文主義學會也辦了《國民革命》和《革命導報》;青軍會又辦了《兵友必讀》和《三月刊》，孫文主義學會也又辦了《革命青年》和《獨立旬刊》。你開一次大會，我也開一次大會，並且比你的還要大。你在我的大會上發表了反演説，我下次就組織人去踩你的會場。你罵我一句，我罵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腳。而在兩派對立鬥爭中，賀衷寒總是充當孫文主義學會的智囊人物，為其謀劃，有時也公開出面展開“舌戰”。第一次東征勝利後，由青軍會發起，在梅縣中學廣場開軍民聯歡會，李之龍在台上發表演説，正講得起勁時，賀衷寒、繆斌等一夥孫文主義學會的人，手持短槍，突然上台來把李之龍擠開，由賀衷寒發表演説。青軍會的人哪裏服這口氣，很快聚集一羣骨幹，也持着槍向台上硬衝，李之龍趁勢搶佔了講台，要賀衷寒“滾下台去”。賀衷寒見奇襲得手的講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龍的臉上就是一拳！李之龍也不吃這一套，憋足勁一拳又打回去。於是，兩個便扭打起來。頓時，會場大亂，兩派槍口對槍口，怒目對怒目。後在梅縣黨部負責人的勸説下，才暫時平息。事後，賀衷寒、李之龍兩人都受到蔣介石的臭罵，賀衷寒被“撤職查辦”，李之龍“令調回黃埔軍校工作”。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開始第二次東征，蔣介石為總司令，賀衷寒任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途中，蔣介石曾主持召開第一軍政治部職員及各級黨代表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賀衷寒在發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説什麼一個革命政黨內，決不能允許兩種不同主義的信仰者長久存在、長久合作，與其將來分裂，不如儘早各走各的路，但我們兩黨(指國、共兩黨)可以聯合對付敵人。賀衷寒的這段發言，極合蔣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蔣介石的賞識。
鑑於黃埔兩派鬥爭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蔣介石以“解決本校黨務糾紛”的名義，在黃埔軍校召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兩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校黨代表汪精衞也從廣州趕來參加。蔣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兩會都責備了一番，罵他們破壞了黃埔的統一。汪精衞也以勸解的口氣，強調兩派要“精誠團結”。最後，蔣介石提出4點解決辦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兩會都接受蔣介石本人的領導，有矛盾由他來解決。4月7日，蔣介石頒佈“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明令解散兩會。為了將黃埔學生置於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蔣介石決定另行組織黃埔同學會，指派蔣先雲、賀衷寒、曾擴情、李之龍、潘佑強等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並親任會長。1926年6月27日，黃埔同學會在廣州正式成立，賀衷寒缺席當選為幹部委員兼祕書長。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這一組織中繼續攻擊共產黨人，排斥國民黨左派。
1926年四五月間，廣州國民政府組成軍事政治考察團赴蘇聯考察，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他在蘇聯進行一段時間的考察後，隨即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時，他的思想進一步向右轉，雖然自吹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認為只能是三民主義範疇內的社會主義，並要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他認為，像蘇聯共產黨那樣用“殘酷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不但“慘無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國決不能容許有這種情況發生。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賀衷寒和鄧文儀、肖贊育、鄭介民、康澤等人，看到同學中有數百名國民黨黨員，便以留法學生中的國民黨員有旅法支部為由，發起組織國民黨旅莫支部，想以此作為日後回國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由於此事遭到校方的堅決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批准，鬧騰一陣後就偃旗息鼓了。但他們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學成立孫文主義學會分會。由於該組織在國內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團體，所以當他們吸收會員時，被人向校方告發。學校立即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佈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反動組織。因此，賀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嚴肅批評，而他拒不認錯，在會場上大鬧起來，説這是“民主”、“自由”，不應該壓制。學生們紛紛要求校方給他以處分，並將其遣送回國。賀衷寒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只好轉入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
1928年1月，賀衷寒自蘇聯回國，被蔣介石任命為杭州軍事訓練班學生總隊長，負責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黃埔軍校第五、六期學生。3月，該校正式遷往南京，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對內仍稱黃埔軍校)。同月，黃埔同學會在南京舉行全體會員大會，賀衷寒被選為監察委員。這時，他還擔任了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監委會常委委員。賀衷寒很想從此轉入帶兵，像蔣介石那樣親自掌握兵權，可蔣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駕馭的本性，偏不把兵權交給他。1929年春，賀衷寒被蔣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其實是要他利用留學機會，潛心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為蔣介石集團尋求統治之術。賀衷寒雖身處異國他邦，仍時刻關注國內的政治鬥爭，不時發表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言論，其所寫的《改組派之檢討》的小冊子，頗受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賞識。賀衷寒在日本學習、考察的兩年時間，正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際，一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要求建立法西斯專政，以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賀深受其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