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本人擁有如下許多特性：頑強、堅決、無情、奮發、野心、機動和熱愛權力。諸如此類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種的普通人包含得多，而這些也正指明瞭他的個性與領導的點。
從1928年來華到1942年離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一生與中國緊密相連。抗日戰爭中，斯諾與國共兩黨廣泛接觸，撰寫了一系列發自中國的報道。1942年，斯諾的《中國見聞錄》在中國翻譯出版。以下這段文字，就選自這本書，其中可以得知斯諾在與蔣介石的接觸中對蔣形成的印象，以及他對中國抗戰的看法。
在侵略者尚未遭到最後失敗之前，抗戰決不中止。——蔣介石
我想，我們在過了每個安息年(猶太人以每第七年為安息年——譯者)之後，全都應該重新檢驗一次，因為據説人體的細胞，每過了七年，就要經過一番徹底的變化。究竟戰爭給予人類生理上的震動與精神上的苦惱是否加速了這種變化的進行呢？這樣的討論我還沒有見到過。不過人們在經受了僅只一次的轟炸之後，他所發生的變化，有時倒比有生以來的變化還要厲害得多。馬克思曾在什麼地方説過，在大動亂的時候，“也許一天就發生了亙二十年的重大事件，”目下我們許多人就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如果我們説時間與炸彈沒有使蔣介石改變了的話，那是不可想象的。
當我和蔣委員長握手的時候，他用着他那慣常的喉音和我説話。我想我當時看見他那薄嘴脣上掠過一絲笑紋，但立刻就消失了。許多人説蔣在戰事發作後老了許多。在我看來，他似乎還是那個靈活而纖弱的身軀，還是那雙聰敏的眼睛向人注視。我覺得他的生活比較不算緊張，他似乎正享受着內心的悠閒與更大的自信。當我問他一個關於未來的問題，即假如漢口失陷了怎樣，他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到的地方，就是政府與院部的所在與抗戰的中心。戰爭的結果決定於領袖如何指揮民眾抗戰，而非決定於兩三城市的得失。”
他那種自詡為救世主的抱負，或是他的自尊心、抑或是使他説出這樣的話的別的什麼，的確是很牢固的。他這樣説，不是在吹牛皮，而只是在陳述他的福音。看樣子，他似乎真的相信，不管日軍如何蹂躪中國，除非他們能在精神上、肉體上或政治上，保護了蔣介石，否則他們就別想征服中國。
蔣委員長本人決定政府重要官員的人選，又是陸軍、空軍以及殘餘的海軍的總司令，國防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國民黨的總裁。沒有一個日本人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能有他這樣的權力。當他後繼孔祥熙為行政院長，繼汪精衞為國民參政會的主席，又接任政府聯合銀行“四行”的總裁與四川省政府的主席之後，要分別軍人的蔣與銀行家、政客、官吏、政治家與官僚是十分困難的。人們也許要説，在一個擁有四萬萬人口的國家裏，那個委他自己擔任這麼多職位的人，如果不是一個天才，就是一個妄大狂者。但蔣與這兩者都不像。跟中國一樣，他一身集合着許許多多的矛盾，其中有好些也許將在戰爭中得到解決。要了解所有這些，只有從個的歷史背景上入手。
蔣本人擁有如下許多特性：頑強、堅決、無情、奮發、野心、機動和熱愛權力。諸如此類的特性，他比任何人種的普通人包含得多，而這些也正指明瞭他的個性與領導的點。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但他是一個力行的人(Man of Action);當別的人還正思索的時候，蔣已依照他的本能行動起來了。他承認他是一個實驗家。
“不行不能致知”，他曾經這樣寫;又説“唯一的失敗是在不能行。”在蔣的全部政治理論中，這大概是最革命的觀念了。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可説也完全得力於這一點。在中國任何決定，不管是好是壞，如果它能迅速加以執行，那麼它十九是可以得到勝利的。
蔣這種個性的形成，主要是由於他崇拜古代的英雄。他比普通的中國人更重視精神的價值;他所實行的改革，差不多都偏於精神的改造而忽略物質的條件。例如他多年來推行新生活運動，企圖以這一運動來感化那些被他俘虜的赤色農民，但他並沒有改善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一味把孔夫子的舊道德——禮、義、廉、恥——訓導他們。如果蔣本人曾考察一下這些改革的成績的話，他也許不會像今日這樣子。然而他的主張還是始終未受影響。
他曾引用過孔夫子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這兩句話，把他所想的“廉”字一字的意義完全描繪了出來。另一個他十分重視的事情是“義”。所謂“義”就是“上下有別”。
蔣相信精神的力量能夠克服一切的障礙。當他在西安被捕時，他“決以正氣與精神的力量與之(指當時商議將他交付人民審判的人們)鬥爭。”接着，他又在他的日記裏——這日記實際上恐怕是在他獲釋之後寫成的，但無論如何值得重視——提到他備受“古來忠烈”，“總理之大無畏精神，”耶穌殉難之精神，以及“慈母之敎”等的激勵，所以他説：“景行既然夙，應求無愧”。
這位“精神家”之所以不因戰場的失敗而氣餒，顯然得力於這種對正氣的信仰。當我問他，究竟怎樣據何種理由，認為中國可以獲勝的時候，他泰然自得地對我説：“日本已經遭受了精神上的失敗。軍事行動沒有必要的精神的基礎，便不能成功。因為日本的精神觀念是不正的，所以日本不能獲勝。”請想象任何一個歐洲獨裁者嘴裏説出這樣的話來！
但是，蔣委員長卻喜以世上唯一的裁判者自居。由他決定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而他本人總是在“善”方面，別的人卻總是在“惡”方面。反對蔣的人，如果不經過“認罪與悔悟，”蔣是決不與他和好的。張學良因為從未“認罪”，因此他仍然是一個囚徒。蔣喜歡把每一個不滿他的人，看作不忠於國家的漢奸，而不把他看做是政治上的反對派。事實上，這是蔣本人最嚴重的弱點之一，而某一些阿諛他的人，也正竭力利用他這個弱點。
中國曆代君主，除開那些偉大的歷史領袖而外，差不多都因為他們一味聽從周圍那些“是是”的人的讒言;而終於失敗。這是中外如出一轍的，如果蔣本人疏於防範，那麼他也不免要步人後塵，成為那毀滅所有君王的諂媚的俘虜。在他周圍的某一些“宦官”。都是些精於吹噓奉承的專家，例如，他們之間有一個最得意的狡計，，那就是他們打聽了蔣喜歡讀的是那些書(大半都是古舊著作)之後，就囫圇吞棗的讀完，在下次拜見蔣時，把書裏面的意思和字眼説出來。
蔣本人必須經常瞭解他本人的真正實力，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不管他的頭銜如何驚人，他並不是以簡單的命令行施其統治權力，而是運用着巧妙的以此制栽的權力來行施職權的。他對於政治局勢，有一種可説是心靈的感覺，而就他本人的歷史背景看來，他是一個虛空而不着邊際的政治家。他以其精神上的確認，把各政治派別的忠誠，集中在他一己身上。中國人特別擅長的運用以此制彼，使自己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權術，蔣本人對此是異常嫻熟的。
蔣介石不是一個歐洲式的獨裁者。論起他的實權，他也沒有被人民推選的領袖——如羅斯福總統與英國的首相——那樣的大。他今日所享的偉大，僅只是各種力量的綜合的象徵，設若他一朝死去，這些勢力還一樣沒有基本的改變。那些説蔣時“中國的統治者”的人，未免把非常複雜的實際情勢，估計得過份簡單，他們把集團的推動(指對中國的統一的推動)與一個人的人格視為一談。
這種觀察決不會減弱蔣個人影響與乎他的統治地位，只是説明了他的某種侷限而已，至於蔣本人的成就以及他的堅決抗戰，倒並不因這而有所變更。現在蔣是全國公認的領袖，也只有在他繼續成為中國統一的民族抗戰的象徵時才如此。如果他有一天背叛了這種付託，他的權威馬上就會失落。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歷年的重大事件，已使他今日居於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能以不幸方法破壞中國的統一的只有他一人。同樣，他對於抗戰的堅定，也表示了 為獨立而作的戰鬥的尊嚴。
我們還不知道，歷史對我們當代的任務，將作何種品評，我們也不知道，它將怎樣去調解蔣介石領導中的許多矛盾。要判斷一個人，只能從他本國整個的環境入手。蔣雖然有許多缺點，仍跟不久以前的許多執政者比起來，他顯然來得更有能力，更加勝任。説不定在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此他更偉大、英雄本非天生，而是由歷史最深刻最微妙的配合所造成。中國有比蔣更好的思想家、組織家與軍人，但如果他們走在他生活的社會的前頭，那麼誰能認識他們的真正的天才呢？然而應指出的，是中國的環境乃在不斷變革中。
現在如果我們更仔細地去考察蔣介石本人，也許我們可以用他作為戰時中國的政治氣温的温度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