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個説法，日本人“二戰”後打死都不承認對鄰國搞了殖民侵略，還腆着臉説自己是拯救東亞的英雄，否則東亞早就變成西方魔爪下的冤死鬼，所以閣僚們故意年年到神社拜鬼做秀，刺激得中韓兩國外交部每年都得出來譴責一番，非得出口惡氣才算罷休。緣何如此？原來都是當年美國人給慣出來的，老美因為執意不給天皇定罪，放虎歸山，沒有天皇這樣的總後台幫着頂罪，這才惹得日本高層肆無忌憚地如此胡鬧下去，毫無悔改之心。前幾天看了一部美國拍攝的新片《天皇》，講的正好是在東京審判前如何給天皇定罪的故事。片子聲稱據史實改編，主角拉斐斯將軍和麥克阿瑟上將用的都是真名實姓，這自然會吸引觀者的好奇，看看美國人到底怎樣解讀這段世人皆知的事。
拉斐斯將軍被派下的任務看似簡單，就是搜找天皇發動戰爭的罪證。他開始自信滿滿，辦公室裏貼滿了與天皇聯繫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張蛛網，然後按圖索驥一一尋訪，結果卻令人失望，一次次鎩羽而歸。最後逼得他獨闖戰後仍視為禁區的皇宮，與首相當面對質，想方設法挖出天皇發動戰爭的證言，結果仍是徒勞無功。這讓他備感困惑焦慮，審判的時間一天天臨近，在毫無定罪線索的情況下，拉斐斯將軍卻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戰爭罪責的證據，那就是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後天皇頂住各方壓力，堅持發佈投降詔書，提前結束了戰爭，甚至為此付出了皇宮被激進士兵衝擊洗劫，他本人險遭不測的代價。
當時，宣佈投降的錄音已經錄製，被藏於宮中，激進士兵為阻止錄音播出，拼死突襲，殺進了宮內，天皇躲進地下室才倖免於難。當然，僅據此作為赦免天皇戰爭罪責的理由顯然還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訪過程中才真正瞭解到，“天皇”絕對不僅僅是個簡單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徵，與日本上千年歷史的演變密不可分，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誠”幾近瘋狂，如果給天皇定罪，搗毀神廟，就如殺父弒母，雖然表面摧毀了祭拜的偶像，卻必然引起民心大亂，甚至遭到全國性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會杜絕戰爭根源，相反會重新陷入災難，滿目瘡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將無可能，這種基於文化而不是單純政治的考量最終説服了佔領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天皇得以在東京審判中受到免責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對日本戰後重建作用幾何？是否應為日後的軍國主義復活埋單頂罪，肯定見仁見智，很難辨別清楚。東亞政體變革，皇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難解的怪題。中國當年搞新政，革命黨和立憲黨吵得沒完沒了，重點也聚焦在皇帝的去留問題上。其實在晚清，這個問題是可以開放討論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立憲黨人如梁啟超和楊度，想法有點和拉斐斯將軍相似，他們都認為，皇帝的位子可以虛置，甚至皇帝的肉身是誰也無關緊要，它只是個符號而已，但這個符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沒有這個符號大清就會分崩離析，這話不幸被言中，辛亥革命後的多年戰亂實際上就與中國缺乏一個政治文化上的象徵核心有關。
按立憲黨的設計，在皇帝這張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開開小差，拿皇帝當幌子幹出多麼出乎意料的勾當都可以名正言順，既可以玩民主，也可以搞立憲，最後把皇帝架空就是了。這個“君主立憲”的設計現在看來並非沒有道理，説明立憲派比革命黨對大清歷史更有了解。大清立國，滿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樣只是漢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是以異族身份總攬寰宇，疆域一統，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劑的作用，這與僅由漢人當皇帝的王朝顯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憐，且軍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國總是強調漢人文化的特性，警告漢人必須和“野蠻人”保持距離，才好相處，完全是出於自尊心的考慮。
與明朝皇帝正相反，大清皇帝如乾隆爺卻是滿腦袋的頭銜掛不過來，他既是滿人的主子，也是漢人的君主，還戴着名譽蒙古大汗和藏地大喇嘛的帽子，有點像如今流行的“名譽主席”之類的稱號。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顯擺的虛銜，它是一種凝聚不同種族的向心符號，有吸引各族歸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後的幾任皇帝都比漢人皇帝勞累，他們要不斷遷徙辦公地點，除了在紫禁城聽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宮避暑山莊，一路還行圍打獵，浩浩蕩蕩走上幾周，到了避暑山莊後還要大擺筵席，宴飲不斷，招待各部前來朝貢的藩王統領，夏宮地點故意選在靠近北方的地區，目的就是顯示自己與蒙古等藩部的親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漢人”與“蠻人”的對立。
晚清變革，立憲與革命兩黨互不相讓，立憲黨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堅持走君主立憲之路。革命黨則相反，打的招牌是“反清復明”舊旗號，正是當年流竄江南的叛逆會黨玩剩下的東西。特別是在未來民國應該統治多大地盤上，革命黨人更是捉襟見肘，完全不能自圓其説，比如革命黨元老章太炎就説，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國的疆域面積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範圍，這就意味着許多地方似乎都該隔離孤立出去，自生自滅，在那裏生活的種族也不屬於中國人民。這説法竟荒誕到，劃定民國疆域時要退縮到明代狹小的範圍內，要是拿到現在這純屬“漢奸”言論。所以革命黨和立憲黨吵起架來自然腰板不硬，處處理虧。絕不像後來史書上渲染得那般義正辭嚴，信心百倍。可以這樣説，辛亥革命成功其實和革命黨的“革命”論述到底是否合理沒有太多關係，反而是其中那些過度情緒化的煽動反滿言論，起着喚醒暴力神經的作用。
後來孫中山也感覺到了必須給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別是一觸及疆域整合這類敏感話題就特別需要兼容立憲派的説法，否則革命黨會被徹底孤立，甚至成為歷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還受美國流行的“民族自覺”思潮的影響，後來又覺不妥，於是改口，就這樣搖來擺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國建立，才確立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徵符號，還是維繫道德教化的樞紐。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所以也無教會與皇家爭權奪利的紛爭囂嚷。中國的“教”並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潤養育，中國的“政教關係”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運行。這點與西方教權老是和皇權較勁打架，互爭地盤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員的培養主要靠科舉制度的選拔，把管理人材一層層相對均勻地分配到各個地點，所以我曾經説過，考試只是科舉的一個形式，研習八股文是個手段，不是科舉的核心內涵，科舉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獨到之處，而且照顧到各地區的名額均衡，有那麼點代議制的味道，相對做到了地區公平，所以以往大批參與科舉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連篇累牘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點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關鍵就是能通過科舉制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層依賴宗族士紳播導教化。“皇位”就成為一個承上啟下的樞紐。
晚清新政時輿論界一片罵倒科舉制的呼聲，好像無論立憲還是革命，科舉都是個必須清除的障礙。結果，科舉制一廢，皇權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後如推倒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一發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賴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給皇權作辯護，而是想反思它作為維繫政教關係的符號作用到底有多大？換個角度説，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廢除科舉是最大的敗着。科舉既廢，教化人材配置系統隨之崩解，學堂只訓練技術人材，不訓練教化人材，宗族教育本與科舉相連，科舉乃是培養基層士紳之所，不參加科考，士紳制度自然瓦解，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翼，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滿腦門子爭權奪利的念頭，晚清的管理系統就象缺胳膊斷腿的傷鳥，再也無力騰飛。立憲人材的訓練同樣缺乏總體構思，全靠臨時拼湊。科舉進階是有道德考量在裏面，一旦廢除，立憲運動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憑關係門路，各顯其能，於是賄選橫行，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罵民初政壇齷齪橫行，比晚清還不如，從某種意義上説，是皇帝給自己掘好了墳墓。
皇權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體制正統性崩毀，如一串玉珠滾散一地，無法收拾，一切試圖恢復帝制的嘗試自然是逆潮流而動，不得善終。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洋洋自得，自以為最有承繼清朝大統資格，其實他的漢人身份就不具當年滿人皇帝統合各族羣的符號性。加上軍事強人當道，政教體系瓦解，都無法使他順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徵權威，只能在一片謾罵聲中鬱鬱而終。袁氏稱帝在一個普通漢人士紳的眼裏都是不恥的事情，山西鄉紳劉大鵬在日記中有一段描寫説他做夢袁世凱稱帝，在山西崇修書院升堂，劉大鵬被迫隨着身著朝服的官員拜舞，覺得羞恥之極，欲死不能，當袁氏秉筆書寫他的名字準備封贈官職時猛然夢醒。劉大鵬贊成復辟，卻主張宣統復位，袁氏當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義，可見一般漢人心目中，滿人當皇帝仍具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對皇帝凝聚多民族符號作用的認可。可見，皇帝作為一個模糊的影像，在當時人的心裏還是遺留着很長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