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盡力為人謀;“恕”，推己及人。“忠恕”， 簡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 ; 從深層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決定對人建立仁愛之心，別人才會對你仁愛，自己決定對人豁達、寬容，別人才會對你豁達、寬容。最早將忠恕聯繫起來的是中國春秋時代的曾子。他在解釋孔子“吾道一以貫之”時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態度對待人。孔門的弟子以忠恕作為貫通孔子學説的核心內容，是“仁”的具體運用。忠恕成為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之一。不論從單純還是深層的方面看，都是從己出發，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惡， 推及人之所惡。這種推己及人的辦法就是“恕”道。所謂“仁者愛人” ， 也就是對他人有同情心，有關心他人的真實感情， 要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處境和利益。這些話聽起來並不新鮮， 但確是人類長期社會生活關係中道德經驗的總結。
克己就是剋制、約束自己， 復禮是符合於禮。孔子所謂的“禮”是周禮， 是維護社會倫理道德之禮，其中心內容就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等級制， 分封制，世襲制。他一生的夢想就是要復興這個周禮。禮與仁的關係就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子是用仁來充實禮的， 因此“克已復禮”雖然復的是周禮，但孔子引用這句話，則賦以新的含義。孔子要求復興周禮， 但不是完全因襲周禮。因為完全因襲周禮已不在能充分地發揮周禮的作用， 所以， 他對周禮有一定的補充和發展，這就是他所説的對周禮的損益。
孟子對孔子的“仁”有這樣的描述：“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當然不等於“惻隱之心”，所以孟子沒説“仁，惻隱之心也”。不過，一個人如果有了“惻隱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説就有“仁愛之心”了。惻和隱，都有憂傷、悲痛的意思。所以，惻隱之心，就是“憂傷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惻隱之心，並不是自己悲痛，自己憂傷，而是能夠體驗到別人的悲痛，別人的憂傷，從而不忍心讓別人悲痛憂傷。所以，惻隱之心，其實就是同情心、憐憫心。惻隱之心的基礎和核心，則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礎和底線。
孟子之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每個人的“內在理性”，這種理性不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體的，即“仁義禮智”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説仁，與孔子雖有層次上的不同，大體上還是繼承孔子的意義。孟子對義，則比孔子有較多的發揮。孟子常把仁與義連在一起説，如“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又説“仁，人心;義，人路。”又“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在孟子的眼中，仁與義根源是一致的，但義畢竟不同於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體觀念，義是具體行為的準則與規範，“正路”與“敬長”正是有準則與規範的意義。孟子解釋孔子的仁為“惻隱之心”，義為“羞惡之心”。惻隱之心是仁愛的自然表現，雖然具體，但沒有規範意義。羞惡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現，有規範的作用。講“義”，顯然更符合孟子就具體行為探討內在道德理性的主題。孔子説“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同樣的問題，孟子由“義”來處理。“不為苟得”是指義，“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説人有義無反顧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是説羞惡之心喪失後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義而行，則絕不苟活，縱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懼呢？”
《孟子》一書的第一段文字，講得很清楚：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讀到《孟子》的這一段文字，頗為感慨地説：“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遷指出“義利觀”的重要。我們應當思考的是，面對這樣一個“利慾薰心”的現實世界，我們如何才能不失去“義”這樣的“本心”，保持一種孟子所説的“浩然之氣”。總體上説，孟子比孔子強硬。正如孔子講仁也講義，孟子講義也講仁，孔子柔中有剛，孟子也剛中有柔。其給人的感覺是，孔子很慈厚，孟子很爺們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