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通文墨的張獻忠行伍多年，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滿腦子稱王稱帝思想，他代表的實際上是一種遊民思想和遊民文化，對文化人始終抱着蔑視、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態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順從，便要其人頭落地。
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張獻忠率大西軍主力開進四川，第二年八月攻佔成都，除少數地區外，四川省絕大部分都已處於大西軍管轄之下。張獻忠遂正式建立大西政權，他本人初稱大西國王，隨即又稱帝，定年號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蜀王府邸為宮殿。僅僅隔了一年，即大順二年(1645年)，在張獻忠一手策劃下，成都發生了一樁舉世罕見、駭人聽聞的屠殺讀書人的事件。
這年十一月，張獻忠宣佈舉行“特科”考試，下令各府縣生員一律前往成都赴考，違命者以軍法論處。於是，各地士子絡繹不絕從水路、陸路被送往成都，集中在大悲寺。待各地士子基本到齊後，張獻忠突然找藉口派重兵包圍大悲寺，將全部應試士子統統殺死，死者人數達五千多人。這真是四川讀書人亙古未有的一場浩劫。大悲寺一時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筆墨成丘冢，史稱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原來，所謂“特科”考試壓根兒是個精心策劃的騙局。張獻忠因大西政權的各地官員不斷被四川地方勢力捕殺，四川各地反抗大西政權的浪潮越來越猛烈，於是遷怒於四川百姓，尤其遷怒於四川的文化人，認為各地生員是士紳階層的主體與精英，下決心大規模報復，設下這一計策聚而殲之，一網打盡。整個四川省僅雅安一地由於大西政權駐當地監軍郝孟旋事先知悉內情，又心生異志，密謀反水，於是偽造張獻忠的詔書曰：“雅系邊地，承平時自專心文墨，今羌夷不時竊發，久已棄詩書而事幹櫓矣。賓興之典，宜俟異日。”遂將已經啟程在途中的雅州生員全部追回，使他們倖免於難。四川其他各地生員幾乎被一網打盡。此事件對四川知識文化界是個致命重創，如此對讀書人設下應試騙局加以集體血腥屠殺者，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如何看待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歷代史籍上都把此事作為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的罪狀之一，與此事並提的還有該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悍然下令將成都“城內居民一律殺絕”，軍隊把居民驅趕到成都南門集體就刑，殺人無數，接着傳令各鄉鎮村民“均可移居成都城內為京都居民”，後來又一把大火將成都焚燬，其狀慘絕人寰。解放後一些史家因張獻忠是農民起義領袖，對此或諱莫如深，不置一詞，或不顧史實，千方百計為張獻忠辯護開脱，包括血染大悲寺事件和屠殺成都市民事件在內。
辯護的理由主要是：張獻忠是明末農民起義的傑出領袖，封建統治者出於階級仇恨，蓄意誇大其殺人數字，污衊張獻忠“屠蜀”;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初期，並沒有大開殺戒，相當重視延攬四川地方人才，開科取士，也正是為了延攬人才，曾經開科兩次，應試者頗為踴躍;只是後來由於四川官紳地主大肆叛亂，形勢日益嚴峻，南明弘光朝廷此時又成了四川官紳地主心目中的正統旗幟，嚴重威脅到大西政權的生死存亡，張獻忠才不得不大開殺戒;當然張獻忠本人由於歷史侷限性，“鎮反”產生過激行為，殺人面過寬了些，導致大西政權逐漸喪失民心，這也是應當記取的歷史教訓。看來，這種觀點似乎辯證得很，一時充斥於各種歷史書籍。那時，誰要論證一下張獻忠兇殘的歷史真實面貌，揭露張獻忠設“特科”考試騙局，血腥屠殺讀書人的罪惡行徑，是要冒站在污衊農民起義的反動立場上的政治風險的。
封建統治者對張獻忠“屠蜀”確實有誇大其詞的一面，如《明史》卷三零九中説張獻忠“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顯然是蓄意誇大了，明代後期當時全國人口總數只有六千多萬。但是張獻忠在四川血腥屠殺民眾和知識分子畢竟是史實，決不能因為他是農民起義領袖而回避，或者尋找種種藉口以開脱、減輕、淡化其罪責。以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來説，張獻忠絕不是偶然心血來潮一時衝動之舉。就前兩次開科取士而言，早已隱含着血腥味。張獻忠規定“未取童生不許躲閃，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還規定誰家若有父兄膽敢阻撓子弟赴試，必將受到嚴懲。這種霸王硬上弓式的“開科取士”豈是尊重讀書人？豈不嚇破老百姓的膽？粗通文墨的張獻忠行伍多年，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滿腦子稱王稱帝思想，他代表的實際上是一種遊民思想和遊民文化，對文化人始終抱着蔑視、仇恨、提防、控制和利用的態度，倘若文化人稍不順從，便要其人頭落地。他於大順二年二月十三日立的一塊“聖諭碑”，頗能表明他的真實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這裏的“天”，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認為自己代表上天，已將萬物恩賜於四川的百姓，而四川的百姓有負於他的大恩大德，實在忘恩負義，他對四川民眾百姓是極其失望而怨恨的。他深知，廣大生員即讀書人是老百姓的頭腦，士紳階層的骨幹，是他最難駕馭的人羣。一旦形勢變得嚴峻，變得於他不利，他就要對四川百姓大開殺戒，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先除去讀書人這一心腹之患。
為達此目的，張獻忠這個武夫沒有任何顧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設下“特科”考試騙局，不惜公然失信於普天下應試士子，一手製造了血洗大悲寺慘案。對這種滅絕人性、滅絕文化的極其野蠻的獸性，必須毫不留情地給予揭露和深刻批判，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態度。
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再次表明了歷史上農民起義及其領袖人物的時代侷限性和自身嚴重的缺陷。具體到張獻忠，此人暴戾成性，反覆無常，目光短淺，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和政治見識，導致他後來一手製造了數起滅絕人性的大慘案。他當了短命的偏居一隅的四川土皇帝對四川百姓當然是個災難，但相對來説又實在是件幸事，因為他的權力所限只能危害四川一地;倘若他真的成為中國一代帝王，建立了一個朝代，那麼必然是一個禍害全國百姓的暴君，罪惡將大得多，而決不會有什麼高瞻遠矚的政治作為，對中國歷史進步不會有任何推動作用。他的刑罰極其殘酷，包括拿活人剝皮之類。他的義子、心腹孫可望也像他一樣多次使用剝皮酷刑對付不聽從他的主張的臣民。因此魯迅先生説：“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張獻忠的私人生活更是荒淫無恥，稱帝之後僅后妃就多達三百餘人，並使用大批太監用於後宮服務，他的腐化程度與李自成後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也同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下令各地恭避御諱，不準人們使用“獻”字與“忠”字，甚至連以往歷代留傳下來的石碑上的“獻”和“忠”字都一律要剷掉，以至後人歎息“蜀無完碑”。
由於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的影響巨大，對李自成大順政權因驕傲自滿、腐化蜕變而招致失敗的歷史教訓，人們談論得很多，見諸報刊的有關文章也已不少，但對於與李自成齊名的另一位重要的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及大西政權則有所忽略，有關研究文章也較少。筆者希望重提張獻忠屠戮讀書人的這一樁公案，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人們，尤其是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