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是什麼樣的船？
太平輪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運輸貨輪，載重量兩千零五十噸。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每個月七千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塢公司租來，開始航行於上海、基隆間。當時“二戰”結束，台灣重歸中華民國政府領土，大陸各商埠往來基隆、高雄間，客船、貨船熱絡往返，據早年基隆港務資料記載，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從上海、舟山羣島、温州、廣州、福州、廈門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聯公司當年已有兩艘定期船隻往返上海、基隆。一是華聯輪，為一九○七年由澳大利亞製造的商船;另一艘安聯輪為加拿大製造的商船。太平輪從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啟航，投入上海與基隆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最後一班，共計行駛了三十五個航班。
太平輪分為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等，初期投入營運是作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來往兩岸的商賈、眷屬、遊客、轉進台灣的公務人員等。但是在同年秋日過後，因為國共內戰情勢緊張，當時固定行駛上海、基隆間的中興輪、太平輪、華聯輪，因為航班往返多，船隻噸數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選，隨着時局動盪，此時就成了逃難船。
電影劇照
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大量從大陸各省湧入上海的平民百姓，替代了早先到台灣的商旅來客，舉家南移的逃亡潮浮現。據中聯企業公司第一班到最後一班船的記錄得知，從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二十六日之間是停駛的，“奉港口司令部出軍差，由基隆運國軍至青島，再由青島駛向煙台運國軍至青島，駛向葫蘆島裝國軍及軍需到天津，由天津裝傷兵運滬”。
由這樣的記載推論，當遼瀋戰役激戰時，太平輪肩負了運送傷兵與補給軍備的重任;回到正式航線時，兩岸局勢丕變：十一月二日大勢已去，四十七萬國民黨大軍被殲滅，東北重鎮相繼失守，不到兩個月的戰火狂燒，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從東北一路南下的共軍，在林彪領軍下，氣勢如虹;逃亡潮湧現，從各港口開出的定期客輪，開始擠入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南遷的平民百姓。抗戰八年的苦難尚未遠離，國共內戰的糾纏如影隨形，像烏雲漫過天際;嗅覺敏捷的商賈，前仆後繼，傳遞着台灣似寶島的訊息，平日往來的交通船就更熱絡了。
當時往返上海與台灣的，還有中興輪船公司的十幾艘海洋船，如中興輪、景興輪、昌興輪等十數條大船，以及海鷹輪船公司行駛上海、基隆、高雄的海鷹號、海牛號、海羊號、海馬號、海球號;平安輪船公司、復興航業、中國航運等船公司，都曾在國共內戰時，被撥調為軍用船或是運輸船;在當年擁有最大噸數的京勝、互勝等船，都是在上海與台灣間活躍的商旅船班。這些船公司的規模，當年都遠超過中聯企業公司。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戰勝的共軍挾着勝利的果實，往各地進攻，大陸各省的共軍士氣大振，捷報頻傳。大陸各省多已騷動，軍公教人員在光復後逐次到了台灣，家眷隨即南遷;在遼瀋戰役之後，大量的移民潮往南方港口聚集，開始了一波波顛沛流離的歲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多本口述史中，都詳細記載了當時各地公教人員家眷或隨着親朋好友到台灣之人的逃難史實，及慘痛的流亡記憶：有人坐着火車，從北方一路南逃，車廂內滿滿是人，擠火車時連車頂也都是人，得抓着欄杆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時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來往上丟。
有人在兵荒馬亂之際，搭着小艇分批到外海上船，上船後大家坐在甲板上，人很多，想躺下來都沒辦法，全部擠坐在一起;如果想要上廁所，還得從別人的腳與腳的間隙，小心地插足過去。
有人坐在船上，沒有棲身處，就在過道邊一角窩着。風浪大，船搖晃得厲害，每個人都吐得七葷八素;有些船艙還會進水，一些人就得了風寒。也有人在船上生產，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只好用軍毯一包便往海里扔。
六十年前最關鍵的一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到次年一月十日，歷時六十六天，驚天動地的淮海戰役，打得無日無夜，國共雙方有將近一百四十萬人的正規部隊投入戰鬥，加上動員的民兵，參與戰爭的人數高達六百萬人以上，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慘痛的內戰。
國共雙方屍體疊了一層又一層，血染紅的河水潺潺流過。國民黨部隊杜聿明、邱清泉領軍三十萬，被共軍包圍在河南、安徽交界處二十天;三十萬大軍困守在冰天雪地的冬日，天候不佳、空投不利、彈盡援絕，連最後的八百匹戰馬亦全部殺來充飢。
殺戮戰場上，雙方戰況激烈，國民黨軍的整個營隊，戰到只剩個位數，甚至全數陣亡;連馬伕、火夫、汽車兵、白淨清秀的年輕學生一一拉上戰場，也全數陣亡。共軍六十萬人擊敗了國民黨八十萬大軍，邱清泉將軍於一月十日舉槍自盡，共產黨取得在大陸的政權，蔣介石政權頓時失去了大半江山，國民黨敗走台灣。陳誠一月五日就任台灣省主席;傅斯年一月十五日從南京到台灣，就任台大校長。
一票難求，黃金換船票
隨着國共內戰火熱開打，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已作南遷準備。一九四八年秋冬，十二月起，故宮國寶、中央銀行的黃金，也幾乎同時祕密啟動;播遷來台的計劃，使戰火狂潮橫掃，謠言四起;徐蚌會戰打得天崩地裂，平津戰役硝煙四起，到處兵荒馬亂;上海外灘實施宵禁戒嚴，但是船隻無視宵禁，仍在夜間開航。
這時船票也是一票難求，十二月起，太平輪除了民眾購票，軍方也徵用其作為運送軍人與眷屬的運輸船。一些軍校、軍方部隊，開始大規模往台灣遷校、遷退，如楊太平父親楊民，是兵工學校學生，當時帶着快生產的妻子上了太平輪，在船上生下楊太平。
曾任建中教官的李正鵠，現年八十六歲，他是從塘沽坐大軍艦先到上海的。據他回憶，一起搭船的有兵工學校的化學兵，還有測量學校、工程學院的學生。從黃浦碼頭到吳淞口，船就開了一個小時左右，一起搭船的軍隊大概也有數百人，都擠上了太平輪。他們三點上船，五點開船，一開船，大家就進到船艙裏了，那時候海象尚平順，風平浪靜，到了基隆，再轉到花蓮。這與楊太平一家的記憶吻合。之後他到師大進修，喜歡攝影，今年還在兒子攝影展中發佈了自己拍攝的返鄉紀錄片。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太平輪，因為是年關前最後一班船往台灣，大家都爭相擠上船，希望到台灣與家人團聚。船隻滿載，加上來往兩岸的商家運足了貨物要到台灣銷貨，如迪化街南北雜貨;加上各政府機關的報表文件，在檔案中初估有鋼材六百噸，中央銀行重要卷宗十八箱，《東南日報》社整套印刷器材、白報紙與大批參考資料，國民黨重要黨史資料也在船上;以及來往兩岸商旅的賬冊，有人訂購的五金、鐵釘等原料。據世居迪化街的陳國禎描述，那艘船上還有許多南北貨、中藥材料、賬冊，原本是趁年關要結賬、清賬，船一沉，什麼證據都沒有了，出貨的店家沒辦法收款，買家尚未結賬，就趁此賴了一筆賬。
原本有效賣出的船票是五○八張，但是實際上船旅客，遠超過千人。據中聯企業在上海地方法院方證詞表示：開船前，大量擠上船的旅客以及買票者的小孩等都未列入名單，但是太平輪及其他早年航行台灣、上海的船舶，都有超載的惡行。據曾經服務於海員工會的任欽泓回憶：當年只要與船上工作人員熟識，都很容易無票上船。在上海地方法院的檔案中，中聯企業提供的旅客名單隻有正式登記的五○八名，報載卻是五百六十二人，而實際上船的超過千人，如王淑良的哥哥，就是沒有在名單上的罹難者。
任欽泓坐一九四九年五月份最後一班中興輪從上海到台灣，他形容：最後一班中興輪人滿為患，大家爭着上船，船票行價是十五到二十條金子，他因為與船上駕駛員、二副都是朋友，所以用通行證上船，耳裏還聽到槍聲大作;守在船上的軍人，把爬不上船的旅客用繩索吊上船體;港口擠滿了人，吵鬧喧譁。在中興輪上，他擠在二副房間，其他旅客把走道、通路都塞滿了，“有些台階還坐了兩個人！動彈不得”。
劉真實在公公病榻前，聽得公公在十五六歲時，身上纏着金條想換船票，但是船快要開了，家中親人已經逃上船。“快，快，快！跳上來！”親戚張開手，大聲呼喚！岸邊擠滿了人，萬頭攢動，從岸邊望去，看不見海水;有人身上纏着金條，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撲通落入水裏，沉下去。她的公公一看，快快扔下身上纏繞的金條，用力一蹬，往要開航的太平輪上跳，“接住了！接住了！”
接下來再下一個航班的太平輪，就沉在舟山羣島。當年跳船、接船的長者，都已作古。“提起那段往事，公公當年在病牀上，還是落淚呀！”“他説怎麼跳上去的都不知道，只知道要逃命吧！”劉真實轉述中，依舊有萬般不捨。
據曾經坐太平輪的乘客記述：國共內戰後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價，多用黃金直接換船票;特別是舊台幣，每天貶值幾萬元，還不能換一碗麪，黃金就是最佳的買票工具了。有辦法的人，拿張名片也能上船。據説當年的船票，都比上海市政府公定價格還高，有些多賣出來的位置，就是船員們的外快，也難怪最後一班太平輪，超載了三四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訴書中亦強調太平輪“向來是超載累犯”的舊事。
細數出事原因
最後一班太平輪出事原因，傳説紛紜，有人説是超載，有人説是船員只顧飲酒作樂。還原現場當天：太平輪原定計劃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啟航，後來改到下午二時，可是直到開航前，太平輪仍在進貨，當天午後四時半才開航。
太平輪因為趕着要運更多貨物上船，讓許多旅客在船上空等近一天。據盧超(太平輪的常客)回憶：一月二十七日，他送侄兒到台灣讀書，但是中午時分，侄兒打電話給他，説船還沒開，他肚子餓得很，請他送食物上船。盧超買了水果點心上船，“那時候甲板與碼頭齊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腳即可上船”。可見太平輪吃水載重的程度。葛克也提及“全船無一空地，非貨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位施奶奶在接受採訪時，也證實這班船的超載程度讓她擔心，因而在港口退了船票，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據檔案中陳述，太平輪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噸的鋼條;太平輪上有船員告知不得再重載，但是船公司人員説，已經收了運費，貨一定要到台灣。不過中聯公司於事後曾登報解釋：“太平輪當天的鋼鐵貨量不到二百噸，船行駛出時吃水前十四呎、後十六呎，各尚有一呎富餘。”
太平輪為了在戒嚴期間趕着出吳淞口，因此在黃浦江頭加足馬力，快速前進。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應點燈，但是時局緊張，行駛在吳淞江口的大小船隻都不鳴笛、不開燈。據當年在上海與家人等着要撤退到台灣的席涵靜回憶：年關到了，夜半船隻從大貨船、客輪到小舢板，什麼船都有;最早他還聽過街頭謠傳，太平輪是與一艘運橘子的船迎面對撞而沉沒。
船在近年關的黃昏駛出港口，一路沒點燈，沒鳴笛;為了怕被軍方攔截，太平輪改變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往來的船隻全為趕年關，靜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夜越深，船行得越快，直到見不着江邊的燈火人家;船上的旅客為着快過年了，在船上喧嚷、打牌、吃喝，個個都沉浸在年節的喜悦中。
為了迎合年節氣氛，太平輪管事顧宗寶在上船前還特別採買了許多應景食糧：瑪其林、咖啡、培根、沙魚、目魚、鹹魚、海蔘、海蜇皮、乾貝、鴨蛋、各種肉類、冬筍、火腿、香菇、木耳、大頭蟹、各類酒水、汽水……看來是為了在船上供應船員食用，也有旅客加菜，增添年節的準備。
開船那天，正是農曆小年夜，第二天就是除夕，全船大多數人都浸染在歡樂氣氛中，喝酒作樂，大口吃菜大口喝酒。生還者之一的太平輪廚師張順來説：“看到船上大副、二副們，當天晚上喝酒賭錢。船行出吳淞口，這天晚上海象極佳，無風、無雨，也無霧。”但是船行出海，過了戒嚴區，迎面而來的是從基隆開出的建元輪，隸屬益祥輪船公司;這艘滿載木材與煤炭的貨輪，要往上海開，船上有一百二十名船員。那天晚上遠處仍可見漁火，約十一點三刻時，兩船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輪立即下沉，有些船員還立刻跳上太平輪;隔了幾分鐘，太平輪船員還以為沒關係，結果沒多久，有船員拿着救生衣下來，這時全船旅客驚醒，要求船長靠岸。
據説船長立刻將太平輪往岸邊駛去，希望能靠岸邊，意圖擱淺，可是船還未及靠岸，就已經迅速下沉;許多尚在睡夢中的旅客，根本來不及反應，就命喪海底。據生還者徐志浩的描述：
太平輪與建元輪，都是晚上夜行，熄燈急駛，太平輪大副當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記調舵，等發現建元輪迎面而來，提醒掛燈鳴笛已經來不及，兩船相撞時，又沒有即時放下救生艇，放下後，也沒人割斷繩索逃生。
生還者葛克也在法庭中記述：
砰然一聲後，茶房對旅客們説，建元輪已下沉，太平輪無恙，大家不必驚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攜了妻兒登上甲板，那時下艙已有水浸入，只見兩隻救生艇上擠滿了人，可是船上並沒有一個船員把救生艇解繩入海……
也有目擊者陳述，太平輪過於老舊，原本在出事前已向美聯船廠登記要換鋼板、調換船殼，加以修理，可是還來不及進廠整修，就發生慘劇。
千人慘劇，海上求生
生還者喬鍾洲、何崇夫、盧鴻賓等人，在接受上海《大公報》採訪時，曾經提及：
當時在海上，他們被船壓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掙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這樣三四次，幸虧體力好，後來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裏，寒氣逼人，手足都凍僵了。
喬鍾洲後來到了台灣，投入《時與潮》雜誌社工作，是齊邦媛教授的表兄。盧鴻賓是位南京商人，家人都在台灣，但是所有積蓄財產都化為烏有，他擔心日後的生活該怎麼維持。
淒厲黑夜，海面寒風刺骨，夜越來越深，温度越降越低，海上呼救的聲音逐漸微弱。據八十八歲生還者葉倫明回憶：當時不到幾分鐘，太平輪立即下沉，四周都是悽慘的哀號，冰冷海水浸蝕身骨，他與一些人趴在木箱上沉浮，熬到天亮，才被一艘外國軍艦救起。
海上求生，是生死存亡的關卡，有温暖的相依相助，也有人性的醜惡。例如生還者葛克，曾經告訴妻子袁家説，當年還有人拿着槍支，迫別人讓出木板。葉倫明在事隔六十年後，都還記得在深黑的夜裏，四周盡是哀號慘叫聲，卻有人划着救生船，不管身邊的哭喊求救聲，揚長而去。“唉！”葉倫明長歎一口氣。
葉倫明
曾經擔任文化大學教授的席涵靜，童年時候在上海與父母一起，等着要到台灣。國共內戰打得他沒上學，每天看新聞、讀報紙，瞭解太平輪沉船事件在當年是轟動的大新聞，他也記得山西省主席及一些老鄉都罹難了。一位同鄉李述文是生還者，還到家裏來送了本小冊子，在他們家客廳敍述了逃生經過，這篇名為“太平輪遇難脱險記初稿”的記述，極為細膩地還原了沉船現場與逃生過程。
在李述文的記憶中曾經提及，有船靠近而後走遠，見死不救;有人傳是中興輪，但是事後中興輪否認，表示事發時中興輪並不在該海域。海難發生，大家都問：太平輪船長呢？太平輪生還者張順來在證詞中説：“船長不在上面，是二副在上面，出事以後，船長在裏面，船沉以後，船長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説無臉見人！”
在“尋找太平輪”紀錄片發表後，船長子女分別於紐約與澳大利亞，在博客留言，感謝大家制作了這部片子，他們仍舊相信父親是失蹤了，還沒有回家。
李述文與葉倫明及其他脱險者，最感謝的是澳大利亞軍艦華爾蒙哥號，將生還者拉上船，先安排他們到火爐邊，換上水手的乾淨衣物，再把濕衣服拿去烘乾，每個人先給熱湯、咖啡、食物，帶他們去熱水沐浴祛寒，一面往吳淞口開去。
下午兩點多已到了上海港岸，等他們衣物烘乾，大略休息，恢復了一些精神，六點多才到外灘第三碼頭，準備離船。桌面全是個人用品，手錶、皮夾、身份證件、名片等一字排開，烘乾、擦拭，供各人認領，“未短一張名片，未短一塊金元”。在李述文的描繪中，下船前，全部脱險者向艦長與所有官兵列隊敬禮，表示謝意;中聯公司派車、派人來接往飯店休息，並供給食宿。
舟山羣島失事現場，還有生還者
太平輪、建元輪互撞，大約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左右[2]，建元輪在五分鐘後滅頂，太平輪隨即下沉。據張順來的陳述，“十二點半的光景就沉了”，李述文記得是“十二點一刻”，葉倫明表示：“船沉後沒有多久，海面就一片寧靜。”
中聯公司委請招商局所有之海川輪等輪船與飛機，前往出事現場偵察、打撈，當時船長手繪正確失事地點：約在舟山羣島附近，浙東海面東經一二二度三十分，北緯三十度三十分，也就是在白節山與白洋山、三星山之間的三角航線，附近暗礁重重，航道水深流急。建元輪船長則在沈家門附近被撈獲，據熟悉水域的人説：這是個難駛的海面。
家屬也投入人力、財力，僱請船舶、飛機幾度來回搜尋，也曾登岸至各小島，發散尋人啟事，派人打撈遺體;中聯企業公司在二月二日發出懸賞，搜救生還者獎金一千萬元，罹難者打撈五百萬元，報告地址尋獲者三百萬元。
據官方説法，當時被救起的生還者有三十六名，其中太平輪旅客有二十八人，船上職工有六人，建元輪上有二人，共計三十六名。據二月二日的《台灣新生報》和二月三日的《中華日報》報道記載，除了被軍艦搭救的人員外，還有三名旅客脱險。同年二月十七日《大公報》刊登了徐志浩的文章，並註明徐是自行脱難，不在前述生還者名單之列;加上先前人數，足見有近四十人生還。
據世居舟山羣島的姜思章表示，太平輪出事時，他只有十幾歲，海面盡是散落的行李物品，有許多漁民前往打撈;他的父親與幾名船家，在深夜摸黑救了幾名生還者，用漁船拉他們上船，第二天太陽升起，把他們送往羣島附近的相關單位才返家。但是時代久遠，姜思章説：早年父親沒有留下脱難者姓名，所以也不知道當時救出多少生還者。
如果舟山羣島生還者加上之前的四十位脱難者，據推測，太平輪生還者應不止四十人，也突破原先官方説法的三十六名。
保險公司倒閉，家屬組善後委員會
事發後，太平輪受難家屬立即成立“太平輪被難旅客家屬善後委員會”，負責與中聯公司談判賠償事宜;兵分兩路，分別在台灣與上海受理罹難家屬登記，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告訴，一是在台灣要求賠償。太平輪原先向英國兩家保險公司投保，一是華泰產物保險公司，一是鴻福產物保險公司，沉船事件發生後，這兩家保險公司負責人都逃離上海。
在蔡康永一篇名為《我家的鐵達尼號》一文中，提及太平輪的保險事件：
爸爸從來沒有跟我説過太平輪沉沒的原因。只提過當時他們公司所擁有的每一艘輪船，一律都向歐洲的保險公司投保。唯獨太平輪啟用前，因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開了保險公司，為了捧好友的場，就把手上最大的這艘太平輪，讓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輪一出事，爸爸好友的這家保險公司，立刻宣佈倒閉。所有賠償，由輪船公司自己負擔。
事發後，由齊傑臣、楊洪釗、高正大等九人，從台灣趕到上海中聯企業公司，同赴失事現場協尋。台北受難家屬就分為總務、調查、聯絡三組，並推派各組代表，共計有二十一人，一月三十日《台灣新生報》就登出“中聯公司傳將宣告破產，家屬昨赴警局請願，要求假扣押公司在台財產，負責人交保”的新聞，當時坐鎮上海的是中聯企業公司的總經理周曹裔，台北分公司由經理朱祖福留守。
接下來幾個月，受難者家屬分別展開了兩岸的訴訟官司與賠償事宜。家屬們向台灣省主席陳誠陳情，也向立委謝娥陳情。台灣律師團有陳國颺、許鵬飛，會計師周何聖;上海律師為章士釗、楊鵬。同年二月六日，受難者家屬正式聯名向中聯公司提出告訴;二月七日起律師團即連續在報上登刊廣告，呼籲大家不要買中聯公司財產，防止該公司脱產，並要求受難者不要個體行動要求賠償。
二月十一日，高雄法院扣押中聯企業公司安聯輪;二月二十八日，中聯公司首次舉行受難者公祭;三月十一日，太平輪受難家屬提出假扣押安聯輪，並要求中聯公司如能提供白米八十萬擔，每擔一百市斤，即解除假扣押，中聯則提出七 點抗告;四月六日，在上海法院還開庭審理太平輪一案。
審理期間，兩岸當時局勢已無法控制，人心惶惶，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進佔南京。
五月二十日，陳誠宣佈台灣地區戒嚴。
在國共局勢危急後，“太平輪被難旅客家屬善後委員會”齊傑臣等人，立刻回到台灣，向台灣省參議會呈請協助，要求中聯公司賠償案送請最高法院、省政府、台灣高等法院、台北地方法院、台灣銀行等機關辦理。歷時將近兩年，解決了太平輪受難家屬賠款案，其間居中協調者，為時任台灣省參議會祕書長連震東。
訴訟期間，中聯公司投保之保險公司惡意潛逃，中聯公司必須全負起賠償金額，在股東多半四散的情況下，由總經理周曹裔扛下大部分賠償重責。
傳言中，太平輪是黃金船？
向來坊間傳言太平輪是艘黃金船，船上有許多政商名流，為這艘沉船添加了幾許神祕色彩。時逢小年夜，大家趕着到台灣過年，戰火烽煙漫天，有人是要播遷到台灣安居，金飾珠寶、值錢細軟多是能帶就帶。曾經有位太太在逃難時的記憶是：身上纏了一圈值錢的金條，外面一件大布衫，寬寬大大看不出什麼玄機。
傳言中這班太平輪還帶了故宮古董，有人聽説“懷素的字也在船上”！戰火動盪，北京最大玉器行鋪“永寶齋”負責人常子春，決定離開北平世居，到台灣另闢天地，讓一家大小把所有家當都搬上船，值錢的玉器、古董，也全沉在浙東海域了。
上海小兒科名醫徐小圃，也是收藏豐富的古董玩家，傳説他珍藏的名人字畫都在船上;更有不少達官顯貴，帶着稀世珍寶在身邊，所以在沉船後，海面上盡是珠寶、首飾……木箱、文牘四處漂流，在舟山羣島海域，也一直有漁民打撈到金銀珠寶的傳言。
故宮文物是否也在太平輪上呢？據瞭解，故宮國寶多半在一九四八年底，分三大批由海軍運輸艦中鼎輪、崑崙艦與招商局商船海滬輪等，搶運到台灣。同年十一月，中央銀行的黃金也同時分批運往台灣，負責運黃金的，從海軍海星號、美盛艦、峨眉艦，到招商局的漢民輪等，後期軍機也加入了運送的搶救行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上海《大公報》記載，船上最大貨物失主是中央銀行，除了該行全部卷宗外，還有運廈銀洋二百多箱，每箱五千元，約一百多萬元;同月十七日，該報再度重提，船上有銀元、金條，導致船身失去平衡。
長久以來，太平輪是條黃金船的傳言不斷。二○○四年，李登輝曾在一場合説道：“不要以為台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台時，運來了九百六十萬兩黃金，事實上沒那回事，那艘船從南京來台灣時早在揚子江(長江)口就沉沒了。”一時間，大家又想起了太平輪的黃金傳言。
太平輪上有中央銀行六位行員押貨到台灣，在記錄上他們是押送文件，其中只有一位生還者，罹難者中有一位是國庫處的員工。據《黃金檔案：國府黃金運台一九四九年》書中陳述：作者父親吳嵩慶將軍(負責國民政府撤退台灣時的黃金搬運工作)，在一月十日後，得到蔣介石的手諭，把國庫中的金銀元、美鈔移作軍費，向台灣、廈門輸送，黃金全是用軍機運送，只有銀元用軍艦送，也許把一些銀元分點零頭給了太平輪運輸;據他書中資料推陳，“沉在太平輪的，估計只有銀元、銀磚，而沒有黃金”。
周曹裔的兒子轉述：早年他的長輩在提及太平輪時，父親總是沉默不語，母親覺得惋惜。父親、母親一無所有到了台灣，“大時代的悲劇，誰也不願意發生這樣的慘案吶！”偶爾有些長輩會提到，當年把那一箱箱沉重的中央銀行箱子搬上太平輪，“一個箱子要八名壯漢才搬得動，總共搬了三十六箱”。提到曾經有的繁華舊夢，“母親感傷，父親始終沉默”。
“爺爺都不説話，我們家房子不大，就住在小小的公寓裏，我放學回家就看他坐在客廳，看着窗外。”周曹裔的孫子回憶，爺爺在他國小三年級時過世，也帶走了所有太平輪與中聯公司的舊事與遺憾。
周曹裔的兒子、孫子，在台灣生活簡單，都是單純上班族：“我們也不知道能為太平輪做些什麼。”他們誠懇地説。
隨着兩岸開放的腳步，也曾有過外籍打撈公司或對岸機構託人來台向周家後人詢問太平輪打撈事宜;事隔六十年，一直有人舊事重提，但是沉船打撈能否有進展，仍是未知數，只平添了更多想象空間。
作家筆下的太平輪及其他
一九四九，對這一代的華人是個敏感的數字，戰火迷亂，兩岸相隔，記憶離散在許多來台灣作家筆下。一九四九年離別故鄉，到了台灣落地生根六十年，悲傷哀怨，往往成為上一世紀的符碼;最後一班船，成了少年青春的鄉愁。有人一輩子沒有再回到故土，有人再回少年山河夢土，卻再也喚不回花樣年華。
太平輪曾在白先勇筆下，化為小説《謫仙記》的題材，《謫仙記》中曾寫到一位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輪出事，父母都遇難的情形，之後被上海謝晉導演改編成電影《最後的貴族》。
二○○七年春天，與曹又方在上海相約吃飯，她説要寫部小説，構思把太平輪背景放入。回台灣後，我把太平輪相關剪報資料寄到她珠海住處，相約哪天再多聊些太平輪往事;可惜她二○○九年春日辭世，我們來不及一起再賞桐花，也不知道太平輪的小説，她寫完了嗎？
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徐鍾佩，曾經生動地描述了搭乘太平輪的經驗：
太平輪是一個黑黝黝的大黑洞，人一下洞，就有一股異味撲鼻，地下又臭又酸，原來是艘貨船改裝。
夏祖麗説，她們全家是坐中興輪到台灣，她的丈夫張至璋全家也是，只是當時年紀小，不復太多印象。她的大哥夏烈説，她們全家坐中興輪，但是父親何凡早年許多精彩照片、參加比賽得獎的獎牌，全跟着太平輪沉落海底了。他們的母親林海音，卻細心保留了中興輪船票及一篇陳述他們初到台灣的短文。
許多作家都曾描述離開大陸的最後一眼，如軍中作家王牧之、王鼎均，都曾敍述過別離惆悵。司馬中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坐上最後一班“大江輪”商船，在共軍的炮火射擊下，仍往台灣航行。他形容上船時：
當時雨落得很大，炮火卻不斷盲射而來，碼頭北面是大片廣場，廣場上幾乎排滿了裝甲軍車。。我被安排在船腰上空的一艘救生艇上，視界廣闊，空氣很清爽，但離開烽煙滾滾的大陸，心裏卻很悽傷。
雷驤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隨家人到台灣，槍聲、炮聲已經在虹口響起，雷驤與母親、家人，趕上最後一班海鷹號;他的父親與哥哥，分別是坐太平輪與中興輪到台灣。海鷹號船長妻小仍留在上海，船長也知道這回出航到了台灣，與家人很難再聚首，他不願出航，二度駛出港口，卻又再開回黃浦江頭，心中萬般不捨，“最後好像是有人拿槍指着船長，船才開出去，向台灣航行”。
上船後，他與哥哥住在船員室裏，旁邊是啟動船行的大鍋爐，温度高，船又晃，他只記得暈吐的感覺，他們只能躺着，躺到風平浪靜，台灣就到了，那年雷驤才九歲。
一九四九年劃開了兩岸，也劃破了兩個不同的政權與時空。台灣方面説：神州變色，要建設台灣，作為反共抗俄的基地。在舟山羣島大撤退後，甚而提出了“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目標。大陸則高喊勝利解放，人民當家做主，中國一定要解放台灣。之後兩岸互稱蔣匪、毛匪，劍拔弩張了半世紀。
六十年過去，兩岸開放探親、通商、通婚、直航。兩位在六十年前打得你死我活、打得石破天驚的領導人，都已作古。兩岸情勢丕變，曾經對立的標語、口號漸次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向錢潮靠攏。對岸滿街的毛澤東手錶、毛家菜、解放軍書包，海峽這頭蔣家商品、蔣家傳奇，全成了觀光客吸金器，兩岸都在賣他們的公仔、肖像、傳奇，彷彿遺忘了六十年前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回首六十年前，來不及到達台灣、葬身海底的魂魄，早已隨巨浪舞動向天;洶湧潮水，將陳年往事滾向遠方。天，望不見盡頭;海，看不見彼岸。所有的幽怨，化為沉香，期待着下一輪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