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初，思想家顏元就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一個“日奸”的啟示
1863年5月10日傍晚，馬關海峽。
日本長州藩軍艦庚申丸、癸亥丸向美國輪船“彭布羅克號”(pembroke)發起突然進攻，掀開了日本式“義和團”運動的序幕。此時，距離日本在美國武力下被迫開國正好十年整。
十年來，這場被動的“改革開放”，造成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以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為主的“攘夷派”，結合以孝明天皇為首的朝廷，對幕府發起挑戰，“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滅洋”)運動風起雲湧。攘夷派“挾天子以令諸侯”，逐漸佔據上風，迫使幕府宣佈攘夷，攘夷派佔主流的長州藩便成為這場運動的急先鋒。
魏源的《海國圖志》並未引起國人的重視，卻成為日本的暢銷書。
馬關炮響後兩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輕人受長州藩藩主密令，在橫濱躲過了幕府官吏的檢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魯雪基號，轉道上海前往歐洲祕密留學並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這些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着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麼做才好呢？攘夷嗎？那不可能！”
這羣年輕人中，就有後來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於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他們的家鄉正在遭受着劇烈的變化。
日本長期的鎖國政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着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1864年，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採取軍事行動。“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遂決議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繫管道，既阻止攘夷這樣的“義和團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伊藤和井上兩名“日奸”的遊説最終失敗，“四國聯軍”發起強攻，長州藩大敗，被迫簽訂城下之約，拆除下關的炮台及賠償三百萬元。
但在這場戰鬥中遭受慘敗的長州藩，與敗在英軍手下的薩摩藩一樣，痛定思痛，轉而親近英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隨後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而被“愛國志士們”追殺的“賣國賊”伊藤和井上，也隨後成為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推動了日本帝國的擴張，自己又被朝鮮和中國的“愛國志士們”視為最兇惡的敵人，伊藤最後更是被朝鮮愛國者安重根在哈爾濱刺殺身亡。
而更為弔詭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學英國之前，作為堅定的尊王攘夷派，他們甚至還多次策劃了針對外國公使的刺殺計劃，包括縱火焚燒法國使館。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面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了自身。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
日本文化的綜合性和雜交性，令日本知識分子沒有中國士大夫那種優越感，所以在承認差距、改變自身方面，他們相當的痛快和徹底。幾乎在西方文明傳入的同時，他們就認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術工藝方面，而且在國家制度、人民的獨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這種認識，推動了日本引入更徹底的君主立憲制，實現更為根本的改革。
而類似的“變臉”功夫卻在中國罕見。即使早在1840年就開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士大夫)卻直到甲午戰爭失敗前，甚至都沒能形成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魏源“睜眼看世界”的《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牆裏開花牆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國更受歡迎。吉田松陰曾手抄《海國圖志》，奉為至寶，而其師佐久間象山更是直稱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國，《海國圖志》卻迅速地絕版了。
在中國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看來，《海國圖志》這種書顯然是多餘的，中國的落後，無非是在“船堅炮利”等物質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實在是太優越了，“政教禮儀超乎萬國之上”，自己並不需要“變臉”。
號稱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就這樣開始了悄悄地分道揚鑣。
崇文與尚武
那支在對抗“四國聯軍”中誕生的“奇兵隊”，隨後也成為倒幕戰爭的主力，被稱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軍隊。這支軍隊的締造者高杉晉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識分子，陽壽雖短(28歲)，卻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濃墨重彩。
高杉晉作幼讀私塾，精通劍術，並在“軍艦教授所”學習航海術，大力提倡西學。就在長州攘夷運動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高杉晉作隨船前往。
在上海期間，高杉晉作深入瞭解中國情況，大量購買西學書籍，就是他發現了《海國圖志》居然在清國絕版，併為此深感不解與遺憾。
當時的日本還相當落後，中國則已經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即將進入“同治中興”，但日本使節卻從上海一個剖面，輕易地看透了中國的內在問題。他們觸及到了一個相當嚴峻的事實：中國社會、尤其知識分子們有着病態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顏元就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日本知識分子最大的差別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弱，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桿子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
其實，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當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進士們“綴行而出”時，很自得地説了句大實話：“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國曆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我們甚至還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畢、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贏政大帝藉着新政權的專政威力，乾脆把天下利器盡行收繳，鄰里鄉親不僅在法律上連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幾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親如一家人。梁啟超更將此概括為“一人為剛萬夫柔”。
同樣作為牧民之術的科舉，在政治技巧方面，顯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術含量。“萬人爭過獨木橋”，不僅為磨折精英階級的稜角提供了砂輪，也為廉價贖買知識分子提供了硬通貨，用 “給出路”的方式換取了忠誠，並建立了對權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甲午戰爭期間，大量西方記者跟隨日軍採訪，他們驚訝地看到貌似強大的清軍居然如此羸弱。
雖然拜洋務運動的開放成果，清軍精鋭部隊淮軍的武器裝備甚至強過日軍，但依然戰鬥力低下，而且軍紀極其敗壞，幾乎沒有後勤供應，“中國皇帝好像忘了士兵們要吃軍糧、發軍餉”。一些西方報道説因為清軍實在紀律太差，擾民太甚，朝鮮人將日軍當做解放者來歡迎。西方記者也馬上看出了門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便成為當年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中國成語之一。作為社會精英和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則被有意識地導引到了“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識分子就似乎沒有這麼好的行情，他們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大主顧，可以對士人進行“統購統銷”，因而還是不脱“野蠻”，保持了尚武的舊習，即使在很想學學中國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權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曾經給來訪的大清學者們極大的震撼。
“崇文”與“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巨大差異。同樣被西方的“船堅炮利”所震撼，中國甚至比日本更早地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擔心被“盜賊”所用，繼續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榮傳統。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着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英國史學家薩索姆)，日本的知識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 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氾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知識分子，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包括前文説提到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識分子羣體便具有了濃烈的陽剛氣息。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寫起中文告示來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裝為仁義之師，忽悠水準絲毫不亞於中國的刀筆吏。
與中國同道的“婦女態”不同，日本知識分子的“尚武”精神，不僅體現在戰場上，也體現在內政上。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黨政治開始建立，言論自由得到基本保障，報刊空前繁榮，他們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鋒更是盛極一時，既有呼籲征服支那的國家主義吶喊，也有重視民生的平民主義的呼喚，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峯就曾説：“沒有‘居住與茅屋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幸福，則‘絢爛之軍備、遼闊之殖民地與強大之帝國’均無任何價值”(《將來之日本》)。
明治維新區別於中國洋務運動的特徵，一在於實行了政治體制改革，建立了民眾參與程度更高的君主立憲體制;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大力推行了義務教育，全民“知識分子化”。國家的有限經費，在資助官員、貴族們出國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礎教育。
這其實是一場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階級革命”，通過教育(當然還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階級的隔膜，為中下階級(尤其是中下武士階層)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更高社會地位提供了空間。
我們甚至可以説，自西南戰爭後，日本便只有外戰而沒有內戰(或所謂的革命)，一靠立憲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對自由，及時釋放了社會的積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個人奮鬥的階梯。而甲午戰爭的鉅額賠款，更是大量被用於日本義務教育的普及，而不是興建歌功頌德的“十大建築”之類。
甲午戰爭期間的著名間諜學者荒尾精，曾撰寫《興亞策》，闡述了他的興亞思想。在這篇給日本高層的上書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國，“以其財力，養一百二十萬以上之精兵，配備百艘以上的堅艦而綽綽有餘。若再將日本的尚武精神與中國的尚文風氣相融合，並行不悖，相輔而進，則東洋文明必將發揚於宇內，宣示亞洲雄風於四海”。
筆桿子的決戰
中國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燾曾認為，在洋務方面，李鴻章“能見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楨“能盡其實”。身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的確在提倡西學、實行洋務方面十分紮實細緻。但對體力勞動的鄙視甚至滲透到他的管理中，儘管他十分注重科學技術，但多停留在書本學習上，他和他的團隊很少深入到船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線身體力行，科技的應用成為領班工長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伊藤與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國留學的三個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幹粗活，而當時伊藤病得甚至差點喪命。明治時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學德國學習法律時，居然還涉獵醫藥、政治、軍事、經濟乃至啤酒、紙幣、地毯等的製作，動手能力很強。
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還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成為兩國知識分子乃至兩國國家特性的分野。中日兩個民族在甲午戰爭中的首次對決，不僅是軍事pK，也是立憲制度與專制制度的pK，更是兩國知識分子之間的pK。
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日本，雖然天皇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但戰爭的發動還是更多地取決於以伊藤博文為首的內閣。日本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核心力量，有足夠的權力對全國資源進行動員和運用。
日本從執政團隊到前線的中高級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海龜”團隊，即使沒有留過洋的一些陸軍將領，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軍事訓練，受過近代教育。中國方面則從李鴻章開始，多是從未跨出過國門的“土鼈”，這導致雙方在國際形象塑造上大相徑庭。
甲午戰爭的海戰戰場，則成為雙方新一代“海龜”將領的角鬥場。北洋艦隊和日本聯合艦隊的不少軍官，多有留洋的經驗，有的甚至是同學或校友。同樣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樣的歐洲產鐵甲軍艦，同樣的完全用英語進行的戰場指揮，背後較量的就是軍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艦隊之敗，實在非戰之罪也……
硝煙尚未散盡時，伊藤與李鴻章在馬關開始談判。在國家利權爭奪外，雙方也涉及了很廣泛的話題。伊藤建議大清“必須對明於西學、年富力強者委以重任，拘於成法者一概撤去”，當他説這話的時候，他留英時期的好友羅豐祿、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鴻章側後。當年的英倫同窗，如今一方貴為國家元首，另一方卻還廁身幕僚。據説李鴻章對此亦深有同感，回國後奏請將羅、伍二人起用，分別出使英、美。但終其一身，二人與昔日同學伊藤在功業上終究難比。這種個人命運的差別，正是兩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戲劇性對照。
甲午戰爭對日本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曾經的平民主義者全都在勝利、尤其是巨大的戰爭紅利帶來的激情中消失，國家主義成為日本主旋律。《馬關條約》簽訂後，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竟然給了德富蘇峯這樣的民權主義者以“強權戰勝公理的事實教育”，他在自傳中説：“歸還遼東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運，自從聽到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幾乎與過去盤若兩人，”從此自命為“帝國主義的急先鋒”。
日本的軍刀終於撕開了中國士大夫傲慢的外殼，甲午戰爭後，改革的浪潮在中國第一次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共識。但隨後的改革，成為大清谷公知們登堂入室獲取個人權位的工具，戊戌變法成為一場野心家的鬧劇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劇。之後，知識分子再度大規模地捲入政爭，而民間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緒大爆發，則導致破壞力巨大的義和團運動。
中日兩國的公知們自此分出了燕雀與鴻鵠，一個繼續在王侯堂前輾轉賣唱，一個則在高天雲端振翅飛翔，他們之間越走越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