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和唐初，由於科舉制度初設，科舉及第者在諸色仕宦中尚未取得明顯優勢，行卷和薦舉之風尚未形成，中央省試相對公平，因此，唐初士子冒籍取解(即離開本籍貫，到其他州縣參加府試，以取得解送資格，再到京師參加全國性考試，這種現象在當時有寄應、冒寄或冒籍等不同叫法)的現象很少見。
但隨着盛唐科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省試登第人數與發解諸州的區域比例逐漸出現失衡的現象，有的應試士子為了增加登第的機會，便附籍於登第率高的府州以實現寄應的目的。
武周天授三年(692年)，就出現了舉人“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竊資”的情況(《通典·選舉典五》)。到了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已經是“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在省試放榜時，甚至不再辨別是否是從原籍報考。
如大詩人王維，並沒有參加本貫蒲州的解試，卻到京兆府應試。據説是因為王維善彈琵琶曲，博得了某公主的歡心，在公主的干預下獲得了京兆府的解頭(《集異記·王維》)，這應是典型的冒籍取解行為。
實際上，王維冒籍獲得京兆解參加省試的現象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京兆解在省試中最受矚目，其前十名往往等同省試及第，號稱天下“神州等第解”。於是，以京兆解為代表的鄉貢，取代國子監解的地位，打破了“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恥”的局面(《唐摭言·兩監》)。
鑑於舉人冒籍取解的泛濫，開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下敕規定：諸州鄉貢舉人必須在本貫參加鄉貢考試，“不得於所附貫，便求申送。”(《唐會要·貢舉中》)但是舉子取解不由本貫的風氣並未因此改變，到大曆年間，“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以至於“入試非正身”者多達“十有三四”(《全唐文》卷355)，特別是進士“寄籍京兆府”的風氣已經很普遍。
貞元以後，舉子取解多不由本貫，以至鄉貢“蓋假名就貢名而已”(《唐摭言·鄉貢》)，冒籍就貢已經很常見了。就連大詩人白居易也是在家鄉洛陽取解無望的情況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通過獲取宣州解才進士登第的。這種情況一直到五代仍未改變，諸道舉人仍然“多於京兆府寄應”(《冊府元龜·貢舉部》)。
冒寄取解、應寄國子監是唐五代舉子常用的兩種主要方式。冒寄取解，就是典型的“大學聯考移民”方式。唐五鄉貢舉人蔘加禮部省試時，必須接受禮部和户部對舉人的户籍核查。
因此，舉子若要到他州取解，勢必要在他州重建自己的户籍，方能通過户部核查户籍一關。於是晚唐五代舉子往往通過各種關係到京兆府等其他府州寄應取解，其中以假冒洪固鄉、胄貴裏為籍最為出名，以至後唐特意規定以此鄉作為舉子冒籍寄應的專門户籍鄉。舉子為了確保取解成功，還經常利用各州府試在時間上的差異，在不同府州多次參加州縣取解府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