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派遣軍導演下的“跳加官” 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鬆井石根，找到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蘇錫文，在浦東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第一號佈告就是公開徵收鴉片煙税。
1938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鬆井，任命邵式軍(盛宣懷的外孫)為“蘇浙皖税務總局”局長，在租界接收了國民黨財政部税務署和江蘇省税務局，接印視事。鬆井原想把鴉片煙税也劃歸給邵式軍徵收，但又考慮到鴉片煙税屬地方税，與統税有所區別。鬆井不信任蘇錫文，就讓邵式軍推薦人選。邵式軍的父親邵月如從中拉攏了盛宣懷的侄子盛幼盒，以宏濟善堂出面來負責徵收鴉片煙税。又找了盛宣懷的孫婿周文瑞，與周文瑞的親家尤菊蓀，及工商界的姚慕蓮、尚慕姜等人，在上海外灘正金銀行樓上重行組織“上海市民協會”。
傅筱庵自從被攆出中國通商銀行以後，野心不死。霞飛路傅家堂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跟他往來的人大多是紳商聞人、北洋政府舊官僚。這批人都鼓動傅筱庵捲土重來，其中最起勁的就是周文瑞。而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鬆井，正在物色有名望的人物來當偽上海市市長。周文瑞就向鬆井手下的楊馬林竭力推薦傅筱庵，鬆井一聽傅是盛宣懷的心腹總管，又當過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上海市商會會長，一拍即合，立即派員到傅家數度聯繫，正中傅筱庵下懷--這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事。傅筱庵提出偽上海市政府設在浦東來往很不方便，日方就同意不設在浦東。於是偽上海市政府就由浦東搬到江灣，恢復了“上海市市政府”的名稱。鬆井就讓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命傅筱庵為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叛國投敵，於1938年10月16日上任接印視事。把蘇錫文貶為偽上海市市政府祕書長。分別委任周文瑞、李鼎士、董光孚、王如鬆等充當財政、建設、地政、貨物地方税等局偽局長，又委任他的心腹吳麥汀充任外交祕書。吳麥汀以前曾在中國通商銀行當洋文翻譯，與工部局租界當局頗有往來，又是一名商團(即工部局辦的義務警察組織)負責人。從此，偽市政府的魔影就在租界上逐步顯現出來了。
傅筱庵公然乘汽車在租界上往來，親自出馬與英法租界當局辦交涉，並親訪英國大使寇爾、美國大使詹森、法國大使戈斯默等。並通函向租界當局提出租界上的居民户、商店一律不得懸掛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要改掛偽維新政府的五色旗。1938年11月4日，上海江海關大鐘上的旗杆換上了五色旗。國民政府與有關各國曾訂有“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國民政府在公共租界設有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租界設有第三分院。偽維新政府屢次派員準備接收。租界當局根據“上海租界法院協定”加以拒絕。傅筱庵向租界當局提出租界上中國法院的管轄權，國民政府的協定應撤銷。並要求立即交出越界築路的警權。此時租界上漢奸不斷被人狙擊：偽蘇浙皖税務總局局長邵式軍在南京路上被人狙擊(未死)，市政府的幾個偽局長也被人狙擊(未死)，傅筱庵自己亦險些被人狙擊。傅以此為藉口，嚴令工部局取締“恐怖分子”，並開出黑名單，命令工部局照單辦理。如果工部局奉行不力，他們就直接派憲兵到租界上來捉人。傅又以此為藉口—不斷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妄圖奪取租界的警權。
1939年3月16日，上海各團體電請國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國大使提出抗議，並舉法租界禁止市民懸掛國旗、公共租界允許日本憲兵到租界捉人為例，指出這些都是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行為。可是大使館和工部局鑑於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只求苟安一時，就一味低頭，採取了步步退讓的政策。傅筱庵因此得寸進尺，不斷向工部局提出抗議。
1939年4月25日，日本政府派往河內迎接汪精衞的專使影佐禎昭和犬養健陪同汪精衞由河內到海防，所乘日本“北光丸”專輪，於5月6日在上海虹口碼頭登陸。日本軍部指定江灣重光堂為汪精衞的行館。傅筱庵以偽上海市市長的身份忙於迎接。
1940年，傅筱庵突然圖謀奪回中國通商銀行。上海淪陷後，杜月笙在中國通商銀行劫去了現鈔10萬元，離開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與其它銀行設立聯合通訊處。又將中國通商銀行的有價證券742萬多元攜往香港，寄存在香港美國大通銀行，同時將大部分庫存現金及一切重要單據、債券移存在上海美國花旗銀行。另外抽出150萬元現金轉移到重慶，存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杜月笙離滬時，就把中國通商銀行全權交給胡梅庵負責。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對他不利，非常恐懼，稱病不出，把權移交給經理李祖基承擔。李系胡梅庵的內弟。因此，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淪陷後，就由李祖基全權處理。傅筱庵任上海市偽市長以後，對杜月笙搶走他的地盤耿耿於懷，除圖謀破壞中國通商銀行外，還陰謀破壞中匯銀行(杜月笙為該行董事長)。杜月笙得知這個陰謀活動後，就親自出面打電報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電報以後，不得不暫時作罷。傅筱庵一貫主張，有政權在手，不能不辦銀行，銀行之利近而厚，欲以政權與銀行並舉。傅與周文瑞商討，官商合辦，通過上海財務官小原，與華興商業銀行洽談，同意投資股款30%。先在蘇州市設立“蘇民銀行”，以周文瑞為總經理，經理馬樂宜。接着，又在杭州市設立“浙民銀行”，董事長就讓給偽蘇浙皖税務總局局長邵式軍 (化名邵肖烯)。又在上海河南路開設“中亞銀行”，董事長盛幼盒，以鴉片煙税收入作為存款再貸放出去。這三爿銀行在傅筱庵的策劃下，大權交給周文瑞，分佈在蘇、杭兩地，和上海連成一氣，是滲入金融領域的一個重要據點。
1940年3月29日，偽維新政府發表聲明，宣佈即日起解散，接着汪精衞的偽政府在南京成立。
南京汪偽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對日本軍部所豢養的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偽蘇浙皖税務總局局長邵式軍，徵收鴉片煙税的盛幼盒，一律加委，不敢撤換。
1940年1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英國人費利浦乘汽車回寓，被一羣“黃包車伕”攔住去路，向他連開8槍，但未命中。這是漢奸特務公然以租界當局為暗殺對象的一個開端。費利浦向上海市偽市政府提出抗議，偽市長傅筱庵不得不前往“慰問”，並聲言已捕獲兇手三人。隔天，日本憲兵隊長長林少佐、野藤少佐兩人均發表談話，否認其事。事實上，這三名兇手在新新賭場中是被賭場保鏢無意捕獲的。在租界，有些恐怖事件乃是日本人自己乾的。有的是汪偽“七十六號”特務乾的。他們藉口取締“恐怖事件”，不斷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圖謀奪取租界的警權。
1940年7月14日，汪偽行政院訓令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與工部局交涉，限令上海《申報》、《密勒氏評論報》;《大美晚報》的外文編輯阿樂滿、鮑惠爾、高爾等7人出境。7月22日，禁止上海各商號及娛樂場所在《大美晚報》、《中美日報》、《大晚報》、《大英晚報》、《正言報》等報刊登營業廣告。並禁止報販出售上述各報。租界當局迫於形勢接受了上海市偽政府提出的要求。
1940年7月27日，上海不斷髮生漢奸被暗殺案。汪偽政府警政部政務次長李士羣稱：“租界內之恐怖事件，系重慶方面之叛亂分子所為。”“縱容此種叛亂分子之肆行暴戾，則租界當局應負其咎。此事之後果加何？全在於工部局能有何種補救措施，餘正在密切注視。”為上海不斷髮生暗殺案件，汪偽政府讓傅筱庵向工部局提出抗議和警告。
1940年10月10日晚上，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在虹口官邸熟睡之際，被他最親信的“兩代義僕”朱升源用菜刀把腦袋砍了下來。當初，日本軍部為傅筱庵在虹口圈子一所花園洋房作為官邸。家中僕從如雲，僱有保鏢23名，所有侍從均是他的親信心腹。朱升源是炊事員，跟隨他達數十年之久。傅的卧室戒備森嚴，層層有守衞。朱升源從何而入？頭與體分離，砍死時總該有聲響吧？可直到翌晨始發覺，朱升源又逃之夭夭。這對日本軍部來説無疑是一個謎。日本軍部在官邸附近大肆搜查，這一帶的居民皆遭了殃，卻敢怒而不敢言。
傅筱庵的“兩代義僕”朱升源是被軍統收買而下手的。傅筱庵大殮的一天，往吊者必須經過日本軍部，領取頒發的臨時通行證。沿途放電網，三步一崗。他被割下來的腦袋，由日本醫生用針縫上，纏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裏，葬於上海滬西永安公墓。
冢中枯骨，竟獲日本天皇勛章 最可笑的是，在汪精衞偽政府“開國盛典”三週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詔授給一批漢奸以日本勛章。偽維新政府外交部部長陳笏授一等瑞寶章(陳笏於1939年2月29日農曆元旦來滬度歲，突有壯漢10餘人，手持武器衝入其宅，將陳笏擊斃);前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曾仲鳴授二等旭日重光章(曾仲鳴於1939年3月21日死在河內高朗街27號，系軍統所為);偽上海市市長傅筱庵授二等瑞寶章……以上這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枯骨，日本天皇授給他們勛章，對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必然滅亡的命運也絕不會有任何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