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導致長城抗戰失敗的根本原因。雖然蔣介石在長城抗戰中多少改變了九·一八事變以來不抵抗的政策，實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但這種抵抗只不過是為了平息國人抵禦外侮的呼聲，是為了爭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條件下的妥協，因而實質仍然是“消極抵抗，積極謀和”。
當長城抗戰正處在最緊張的時候，蔣介石正指揮40萬大軍對江西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面對廣大愛國官兵強烈的抗日愛國呼聲，蔣介石曾嚴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戰，不知廉恥者，立斬無赦。”何應欽、黃郛在與岡村寧次進行祕密談判時，何對岡村説：“實際上我國現在最難辦的是共產黨勢力的抬頭，故而不願引起對外問題。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對我國的壓迫，其結果中日兩國都將給共產黨以可乘之機。”何應欽的話道出了國民黨屈辱地接受《塘沽停戰協定》的真實意圖，是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最好的註釋。
第二，兩線作戰是長城抗戰失敗的必然命運。對日作戰是關係全中國命運的大事，需要集中國內主要力量應戰，但蔣介石只派中央軍四五個師的兵力北上參戰，中央軍主力精鋭一直在南方圍剿紅軍。面對強敵，卻如此輕率應付，這種兩面作戰，重南輕北的做法，一開始就決定了北方長城抗戰必然失敗的命運。正如有的台灣學者指出的：“熱河之役的失敗，張學良固然責有所歸，唯蔣委員長實亦不無坐觀成敗之嫌。”
3月下旬，長城抗戰最激烈的時候，日本調兵遣將，準備做最後的決戰。此時蔣介石在北平懷仁堂召開祕密軍事會議，蔣介石和何應欽在與前線將領談話中，都一再強調，“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現有的兵力對付日軍，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爭取外交解決。”蔣介石何應欽對長城抗戰的態度，像一瓢冷水澆在抗日前線將領的頭上。沉重的打擊了前線將領抗日的決心。鎮守冷口的商震，就是考慮到，在蔣介石的眼裏，沒有實力的將軍是沒有地位的，手中沒兵權在軍界也是難以站住腳的，此時的他既要盡一個軍人的職責，抵抗日寇，又儘量要保存實力。因此他在前線始終只放一個師的兵力，預備隊遠在大後方。防禦戰線過長，便一字排開，沒有縱深配備，沒有機動兵力。因此4月上旬，日軍對冷口發動強大攻勢
的時候，儘管前線將士浴血奮戰，他們在敵人飛機大炮的轟擊下，在多少次集團衝鋒下，與敵血肉相博，堅守了5晝夜，最後鎮守在冷口右側的白羊峪141師721團官兵幾乎死傷殆盡，敵人趁機突破防線，殺開一條血路，突進長城，從側翼包圍冷口，使冷口失守，造成長城戰線全部退卻，長城抗戰最後失敗。
第三，在戰略上消極防禦，死守陣地，被動挨打。日軍在進攻熱河前，駐紮在華北地區和熱河的中國軍隊(包括義勇軍)達到35萬之眾，僅熱河的東北軍的數量並不少於日軍，湯玉麟在熱河境內部署的東北軍就有近10個師的兵力，約10萬人。而日軍投入的軍隊僅2個師團又3個旅團，不過5萬人，加上偽軍才10萬人。日軍為達到戰術上的優勢先在山海關打響，又在渤海灣造成登陸的假象，牽制何柱國、于學忠等於灤東和津沽間而不能援熱;還利用劉桂堂、崔興五、李守信等偽軍在察哈爾東部和熱河北部牽制了中國守軍5個師的兵力。同時，日軍集中了裝甲車、汽車、騎兵部隊，沿交通大道快速調動，很快將熱河佔領。而中國軍隊處處設防，往往是一字排開，沒有縱深，消極死守，線長兵薄，工事簡陋，一點被突破，全線即潰。
中國軍隊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日軍，而且有地形上的的優勢，如果在日軍進攻時，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殺傷敵人的生力軍為目的，採取運動戰、伏擊戰，夜襲戰，或派出小分隊，攻其後方，是能給日軍以殺傷或遏制其進攻的。事實上，局部的出擊是有奏效的，如第29軍在喜峯口、羅文峪的夜襲等;大部隊的前出和突進也能辦得到，如冷口的進攻戰，第26軍在興隆對日軍的進攻和包圍。可惜這種做法既未推而廣之，亦未持久，這是由最高指揮者消極防禦的指導思想造成的。即使是這樣的戰鬥往往也只是擊潰戰，而不是殲滅戰，“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指出“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我們是十分敬佩的，但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仗，軍事術語叫做‘單純防禦’。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
第四，臨陣換將，兵中大忌
長城抗戰初期，張學良任北方軍分會代理主任(主任蔣介石)，蔣許諾黃河以北全由張節制，全權負責部署指揮對日作戰。長城抗戰剛剛開始，張學良被迫下野，何應欽任北方軍分會主任。臨陣走馬換將，歷來是兵中大忌。更何況兩人對待抗日從來是就兩股叉跑車，走的不是一條道。下面我們從兩位主帥的經歷、觀念、行為，不難得出長城抗戰的必然結果。
張學良，字漢卿，遼寧海城人，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夏曆4月17日)出生於遼寧省枱安縣九間鄉鄂家村張家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人稱“少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張學良於7月4日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後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東北邊防司令長官。
縱觀張學良的一生，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1928年12月29日易幟，結束了十幾年的軍閥混戰，實現了中華民國的形式上的統一。第二件，1936年發動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執行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把東北拱手讓給日本，在全國落下“不抵抗將軍”的罵名。面對日軍侵佔熱河，覬覦華北，張學良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認為寄希望於國聯沒有出路，不抵抗只有亡國，痛定思痛，張學良決心一雪恥辱，奮起抗戰。1932年2月19日張學良給南京的電報説：“當1931年9月18日危機剛剛爆發之際，考慮到其他強國能主持公道，維持和平和主義，我忍辱負重，向國聯呼籲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的結果，結果事實並非如此，日本還在繼續侵犯我們的領土。我們相信正義，可我們越是委曲求全，他們越是得寸進尺……。現在我的忍耐力已經到了極限，武力是自衞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堅定不移的執行中央的政策，我願率領我的部下抗擊入侵者，保衞我民族和我黨，即使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熱河被佔領，那將嚴重威脅華北安全。[3] ”張學良先後調動8個集團軍，兵力達35萬人，在熱河以北、察哈爾以東和長城沿線佈防，抗擊日軍進犯。熱河失陷後，一時國內輿論大譁，茅頭直指蔣介石國民政府和張學良。為了平息國內輿論，蔣介石推出張學良做替罪羊。3月10日一直在南方圍剿紅軍的蔣介石突然北上，在保定的專用列車上會晤張學良，兩個人進行了微妙有趣的談話。
蔣介石：當前的局勢好比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小舟，舟內只能坐下一人，我倆中間誰離開小船好呢。
張學良：我離開……(隨後長時間沉默)
蔣介石：接到你的辭職電報，我心裏非常難過，我實在不願你離去。不過，現在全國輿論沸騰，攻擊我們倆人，我與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國憤怒的浪潮，難免同遭滅頂。所以我決定同意你辭職，待機會再起[4] 。
張學良低頭沉思不語。3月1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4月11日出洋。他在辭職通電中申訴了自己的苦衷：
“我從擔任公職以來，就一直為鞏固中央政府，實現國家統一而竭盡全力，我始終如一的朝着這個方向努力，在我選定的道路上從沒動搖過。正是由於考慮到這個目標，我才不顧日本公開威脅，升起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進國民黨在東北的活動，並且最終於1930年秋率兵入關支持全國統一的大業，我一直堅定的相信，若要抗擊外來侵略，就必須有一個強有力而正確的中央政府。當1931年”九一八”危機爆發時，我因病困在北京的病牀上，我相信向國際聯盟呼籲能夠得到公正的裁決。當日本侵略熱河時，我得到命令保衞這個省，於是迅速派我的部隊與敵人交戰。戰事爆發以來，將士們始終忠實地履行着他們的職責，不管結果如何，我的數萬名部下終歸為國做出了最後的犧牲。”[5]
3月11日正是長城戰場戰鬥最激烈的時刻，冷口剛剛被奪回，喜峯口、古北口正在激戰，在北方軍分會，卻換了主帥，何應欽被任命為北方軍分會代理主任。
縱觀張學良的一生，注重民族大業，維持國家的統一，寄希望建立一個獨立，強大的國家。九一八事變，張學良認為自己既然投身南京國民政府，就要維持政令、軍令的統一，忍辱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拱手將東三省讓給日本。事變以後張學良洞察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為了國家，為了東北父老鄉親，也為了自身的名譽，激起了他抗日愛國的雄心，決心保衞熱河，保衞長城，抗擊日本侵略者。這和後來發動“西安事變”是一脈相承的。張學良是積極主張抗日的將領。
何應欽經歷、政治傾向則與張學良不同。
何應欽，字敬之，1889年4月2日出生貴州省興義——曾就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25年後追隨蔣介石。1927年參與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929年任國民政府海陸空軍總參謀長。1930年8月5日任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1931年兼任南昌行營主任、前敵總司令，指揮國民黨軍隊兩次“圍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均遭失敗。何是蔣介石“攘內必先安外”的積極支持者，主張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被認為是國民黨中親日派人士。1933年3月兼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主任，指揮長城抗戰[6] 。
何應欽擔任北平分會代理主任，堅決全面地貫徹蔣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
如張學良在對敵指揮部署上，以固守現據守陣地，再圖反攻，收復失地。3月6日張學良部署：在冷口“固守撫寧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一線，萬福麟部隊待宋哲元部隊進駐寬城後，率部集結於撫寧、盧龍一線，投入反撲。”在喜峯口“第三軍團協助32軍撲滅冷口之敵，一部接第4軍團寬城防務，而以主力在遷安、喜峯口至遵化集結，準備向平泉方面進攻敵人。”張學良不僅防禦，而且積極反攻，準備收復失地。蔣介石何應欽指揮抗戰，完全是消極防禦。
29軍3月11日繞攻勝利後，蔣介石12日電告29軍總指揮“查古北口能守，則喜峯口自不能過於突出，户務堅守口門，臨機處置為要。”14日又電：“扼守喜峯口外擬定數個重要據點，與敵堅持，無過突出，以其節省兵力。”3月15日何應欽部長刪戰電令： “前線部隊不必堅守一線，宜使活動使用。”“現中央軍未完全到達，東北軍未完全整頓完畢以前，可以少數兵力警戒各口。如敵另以生力軍來攻，則將其引入口內，再以生力軍兩側或一側襲擊之，定有奇效。使敵再不敢企圖長城矣。”3月17日，蔣介石電令：“敵既擊退，應在關口附近構築強固工事，先穩妥定陣腳，然後再圖發展。常保決勝冷口。則全國之幸也。”蔣介石、何應欽完全沒有積極進攻的意識和部署，擺出一幅消極防禦被動挨打的架勢。同時卻請求親日分子黃郛出山，積極謀求和談。
長城抗戰開始階段，3月15日以前，長城各守軍接連打了幾場勝仗：3月8日冷口的進攻戰;3月9日、11日喜峯口兩次繞攻;灤平青山樑阻擊戰;古北口阻擊戰等都重創了日軍，取得不同程度的勝利。客觀的説這還是張學良部署的結果。3月11日張學良下野，何應欽主持北方軍事，3月15日以後，戰場轉入被動，各個戰場處處捱打，步步撤退，致使前線高級指揮將領抗戰信心動搖，由觀望到保存實力，消極抗戰，進而導致冷口失陷，全線退敗。
第五，中國守軍裝備落後，日軍裝備精良。中國軍隊雖有優勢的地形和殺敵的勇氣，但在敵強大的火力下，徒增傷亡。日軍的作戰裝備有裝甲車、坦克，下有火炮作掩護，上有飛機轟炸相配合，機動性強，火力猛。而中國軍隊的裝備與日軍相比，大相徑庭。以第29軍為例，該部裝備差，火力弱，有兵無槍，有槍缺彈，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彈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隊如第2、第25師上陣的士兵還是“赤腳草鞋”，第2師的“輕機槍還在倉庫裏”。該部守備的古北口、南天門險要地段之所以被日軍攻佔，日軍的優勢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於中國軍隊裝備差，中國軍隊大多打的是擊潰戰，很少有殲滅戰，就是包圍了日軍也不能殲滅，只得放棄而歸(如興隆之戰)。日軍強大的火力給中國守軍很大的殺傷。據戰後全國統計，中、日傷亡的比例為11：1，可見中國軍隊在日軍火力下傷亡之大。消極防禦的戰術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裝備，使守軍不得不依賴長城這個古老的工事進行作戰，落後的戰術思想和過時的防禦設施帶來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中國守軍一部分官兵素質差，缺乏鬥志，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中國守軍不乏訓練有素的部隊和忠勇愛國的官兵。第29軍發場了西北軍刻苦訓練的傳統，平時訓練，以日本為假想敵，所以第29軍印象是“卒伍整觴，無矜氣，無怠容”。雖然裝備低劣，然而用大刀殺出了威風。中國軍隊的不少官長在作戰中能身先士卒，帶頭拼殺，如劉汝明、趙登禹、佟澤光、關麟徵等人皆是。可惜像這樣的人太少。中國一些軍政官員的腐敗昏庸在這次作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北平軍分會的主要官員平時沉湎於酒色之中，一些軍國大事竟在交際苑裏處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軍師團作戰，或因鬥志不堅、指揮失當，或因麻痺鬆懈、缺乏協同，導致了戰鬥失敗。如中央軍第2師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樓子時自恃地形險要，官長帶領士兵賭博，致使日軍趁夜偷襲成功，八道樓子陣地全失，古北口防禦全線動搖。“……東弱軍苟遇日人攻擊，靡不望風奔潰，事實昭彰，毋庸隱諱。愚意其過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長之素質與營長以上之動作。”萬福麟部在兒河設防時，線長兵單，“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並且師以上指揮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線200裏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後方通一次電話需要若干時間。這對於作戰已經不能及時應付，更談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應了。對羣眾沒有聯繫，沒有宣傳，故對敵方行動毫不察悉，敵不找我，我不找敵。這也是失敗的因素。”商震第32軍防守冷口一帶正面百餘里的防線，只派了一個師，“其餘的兩個師和軍部直屬部隊都控制在遠遠的後方北平”，“所謂準備也不過是加強工事，把炮兵推進到冷口外面，準備支援前進陣地，但又不敢推進過遠”，實際上是擺個架子，指望日軍佔了熱河以後不再向冀東進展。這些軍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從凝聚力上看，內部不團結。從古北口戰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國民黨政府的軍隊中，不同派系的軍隊在一道作戰，是很難團結互助的。關麟徵要利用張廷樞作掩護，而張則在戰況吃緊時把自己的部隊撤走，使關部吃很大的苦頭，可謂“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個派系內，也各有各的打算。同樣的道理，蔣介石對於他的中央軍也是不輕易給別人指揮的，所以最初他派楊傑擔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軍團總指揮，楊曾提出“後退配備的戰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現在的密雲水庫附近)一帶構成一個口袋陣地，誘敵深入，一舉殲滅。這個計劃與當時那種“節節抵抗，步步捱打”的戰略相比，在積極性和主動性方面説，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敵我雙方軍隊素質與裝備的懸殊，以及當時華北的具體情況來看，楊傑的戰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戰略思想，與蔣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何應欽對他大為不滿，請求蔣介石趕快把他調走，由徐庭瑤兼代第8軍團總指揮的職務。
長城抗戰雖然失敗了，但是長城抗戰的精神史載千秋，長城抗戰的英勇事蹟，永遠激勵着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