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中興新村雖然名字很新穎，房子也很新派，但並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員們生厭。他們本來在省府上班令人羨慕，突然之間要搬遷到偏僻的虎頭山去上班，意見很大。
五二四事件鬧得蔣介石的密友諾蘭都對蔣經國開炮，可見1957年上半年親美勢力對蔣氏父子的怨氣。然而，蔣介石先揚後抑，乖乖地向美國人低頭後，採取親美策略，則意味着與中共和好的可能性減弱。由於決定放棄宋宜山帶來的中共和談信息，蔣介石繼續實行對美國一邊倒的政策。由於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轉而改口表態支持他反攻復國，蔣介石便繼續進行所謂的“反攻復國決定年”。然而，他的措施一實施，又出現新問題。首先是台灣省主席嚴家淦辭職。這是蔣介石反攻復國“國策”最直接的一個結果。嚴家淦當着省主席，大權在握，為什麼居然要辭職？這與台灣省政府搬遷到台中地區南投縣大有關係。6月29日，台灣省政府自台北遷往南投縣中興新村辦公。參與疏遷的台灣省議會祕書長薛人仰回憶了此事的起因和經過：
自民國四十三年起，大陸方面時常放出攻打台灣的消息，我們政府不得不作預先防範。當時中央、省、縣市三級政府機關大多擠在台北，因而有省府遷離台北市的計劃。當時省主席是嚴家淦先生，創出“疏遷”一辭，即為避開中共威脅而疏散。先由省府派前任屏東縣長而後轉任省府顧問的龔履瑞先生，與建設廳副廳長劉永懋先生，加上代表省議會的我，組織一個疏遷小組，從民國四十四年中開始，每週同赴台中，覓地遷建。這個小組尋到台中縣、南投縣境內較為寬廣又交通方便的許多筆土地，詳加比較結果決定省府遷往南投縣車屯鎮附近營盤口地方的150公頃的整片小山坡及平地，省議會則洽定購買霧峯鄉公路旁一塊平地帶小山坡共約15公頃地皮，兩地相隔約30公里，汽車約半小時可達。基地既定，即着手建築工程，省府由劉永懋副廳長延聘建築工程師主辦，省議會則由黃朝琴議長聘第一商業銀行總行營建理事長林先生主持設計，委託台南縣人黃先生的營造廠承包。(黃議長自光復時即兼任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在他任內各縣市分行均次第改建，故黃議長對建築營建經驗非常豐富，興趣也很濃)承包、監工的責任除由建築師所指派的人員負責外，黃議長本人和我也都負有督導責任。
……
黃議長對建築方面富有經驗，對於新建霧峯省議會房舍，尤其盡心盡力，務求凡事盡善盡美，對於建築所用材料，監督極嚴。當時會議堂前面的牆要用白水泥敷造，乃先叮囑包工黃先生使用英國生產的白水泥，以免日後變色發黃，等到牆面敷設完畢，黃議長來巡視，先問白水泥是否用英國製品，包商答系外國貨，黃囑取包裝桶來看，包商取來日貨水泥紙袋，黃不滿，嚴令敲掉，重敷英國貨，蓋英國白水泥系用木桶裝運進口，日貨則是用紙袋，包商自知違約，只得將整面水泥牆敲掉重敷，我由此事深佩黃議長做事認真，以後數度在內政部、中央黨部主持建築房合事宜，均本此認真精神，事後絕無瑕疵。另外，議會新址購用各種傢俱，為數不少，我挑選由台中市秋金傢俱行承製，該行原為台灣中部著名工廠，所有木材均經加工烤乾製成，不致呈現制痕。數月後，聞省政府方面少數辦公桌面已有剝裂，甚至有人因此涉訟，省議會則完好無事。(《薛人仰先生訪談錄》，薛人仰口述，遲景德、歐素英訪問，歐素英記錄整理，國史館(台北)1996年版，第64-65頁)
由於誰都把大興土木當做發財的良機，省議會由“黃議長對建築營建經驗非常豐富，興趣也很濃”親自掌握，才沒出事。但是，新的省政府——即中興新村卻沒有這樣的好事，在興建工程中發生腐敗案。這一下子把省主席嚴家淦推上了風口浪尖。疏遷小組選擇的台灣省政府遷移到南投縣的那塊地，名叫虎頭山，該地原屬山坡荒地，省政府先在該地興建大批辦公廳和單身及眷屬宿舍，並命名為“中興新村”。據省議會議長黃朝琴説，這個名字還是他創意：
中興新村命名時，我適逢其會，有一次我陪同嚴主席南下視察，回程應邀前往營盤口，參觀省府疏遷廳舍興建工程時，嚴主席命名意見徵詢，我當即建議以命名為“中興新村”如何？旋蒙採用，深感榮幸。(黃朝琴著：《朝琴回憶錄——台灣政商耆宿黃朝琴》，龍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88頁)
這個中興新村雖然名字很新穎，房子也很新派，但並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員們生厭。他們本來在省府上班令人羨慕，突然之間要搬遷到偏僻的虎頭山去上班，意見很大。去年 月，第一批人馬安排疏遷去了那裏上班。他們一去沒幾日，就人心思歸。結果，當初積極響應蔣介石反攻復國號召的嚴家淦，立即如同當初高玉樹興建復興橋反為自己釀禍一樣，成為眾矢之的，陷入指責的漩渦之中。因為黃朝琴驕傲命名的地方，並不是省府官員們願去的地方。許多省府工作人員不願從繁華的台北市遷移到南投的偏僻鄉村，尤其那些有眷屬的人遲遲不將家搬到中興新村去，部分高級人員，每逢星期五就早早離開辦公室，往台北北市家中趕，到星期一始返回，以致中興新村辦公情緒鬆弛低落，嚴重影響工作正常進行。
面對這種情況，省主席嚴家淦無力加以糾正，也不能作出任何的改善，並且陷入指責之中。最後，省府內部出現遠遠勝過當初聲討吳國楨的聲勢。嚴家淦本非強勢人物，“嚴推事”承受不住巨壓，被氣得一邊向蔣介石辭職，一邊住進了醫院。省政府搬遷到南投縣確實有不少令人質疑的地方，除了行政效率、工作生活是否方便等外，甚至還有不少“理論問題”尚待解決。 1957年6月，在第三屆台灣省議會第一次大會上，省議員、著名“大炮”李萬居提出書面總質詢，洋洋萬餘言。在發言中，他首先直接攻擊蔣介石強調的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提出可否修改的問題，對蔣介石的反共“國策”進行質疑：
本人於今年(民國四十六年)4月間回到家鄉去參加第三屆省議會議員選舉競選的時候，許多故鄉的父老提出一個值得當政者認真考慮的問題。……他們問我，為什麼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民生主義下定義説：‘……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呢？民生主義是不是與共產主義沒有區別？如果沒有區別，為什麼我們要反共呢？國父當時也許沒有料想：他老人家去世數十年，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竟會變成學校的課本，台灣青年學生，對於祖國大陸一切政治組織和政治思想，本是非常隔膜，他們之中，因為讀到這個民生主義的定義而走入歧途，以致斷送前途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們有些人真是垂涕而道，熱切要求我當選後把這個問題，向執政黨和政府提出呼籲：可不可以把民生主義的定義，加以修改，或者重新給予解釋。(《李萬居傳》，第98頁)
他直接攻擊蔣介石去年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理紀念週發表《反攻復國心理建設的要旨與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要領》中一再強調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工作”中“民生主義”。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直接導致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疑惑，也使得反共之舉的省政府“疏遷”是否必要，變得十分的模糊。對此，李萬居發出直接的挑戰：
自從省政府遷移中部以後，台灣民眾對於政府反攻大陸的決心已發生懷疑，不管是疏散也好，疏遷也好，據説，就整個中興新村的建築和佈置看來，明明白白是一種長遠之計，也就是遷治。我沒有到過中興新村，當然不知道實情，但相信一般人沿用大陸過去的體制，國都所在地，不許省會設置在那裏。省會所在地，縣政府就非遷出不可，難道中央機關就不怕轟炸，不怕損失？況且現在戰爭，是主體戰爭，遷到中部就可以避免空襲嗎？因此，台灣老百姓對於政府所一再宣示的反攻大陸的決心，已是半信半疑。(《李萬居傳》，第99頁)
蔣介石為反攻復國考慮，才和嚴家淦等人商量出一個省府疏遷的方案，以萬一中共攻台退居到台中進行抵抗。孰不知區區台灣島就那麼大小，中共只要登陸，必然一瀉千里，與台北市區區百十里的距離，哪裏能抵禦得住解放軍的強大攻勢？省府疏遷多少是一個藉口。想發財，興土木。這會不會是那些“大蟲”們為中飽私囊而精心策劃的一個貪腐“良機”呢？省議會打響“大炮”後，省府內的反對者便開始了調查。結果，蒐羅出省政府事務科長陳奮克在承辦新建房舍工程中的貪污舞弊事實，果真有“大蟲”！他們聯合那些不願搬遷到虎頭山的人員對省主席嚴家淦進行攻擊。嚴家淦受不住了，因此俞鴻鈞因五二四事件被葉公超逼着總辭職時也鬧着要送辭呈。嚴家淦一鬧，蔣介石因為打壓蔣經國而放權給陳誠，又不願陳誠因親信嚴家淦把持省政府造成土木系勢力大張以至於不可控，便以嚴家淦魄力不夠，決定省主席換人。結果，他從夫人派中選中了前度賦閒的“總統府”參軍長周至柔。周至柔是宋美齡一直很看重的軍事將領。
有人這麼評價他：在外表上，周至柔和一般的老粗沒有什麼分別，説起話來，也是囁囁嚅嚅的，可是對於拍馬屁這一套功夫，卻有獨到的地方。有一天，蔣介石夫婦由他陪伴着去檢閲國民黨的空軍，這些空軍人員在蔣介石從他們面前走過時，照例喊了幾句：“委員長萬歲！”緊跟在蔣介石和宋美齡身後的周至柔一看宋美齡的臉色有點不對，立刻舉起手來喊一句“夫人萬歲”。聽到他這麼一喊，那些空軍人員也照樣喊起來了。從這次起，宋美齡不由得更加“賞識”他了。她事後對她的左右提起這件事，還壓抑不住臉上的笑容。還有一次更妙，他陪宋美齡到重慶附近的一個空軍基地參觀。他們一行幾個人在飛機場上走着走着，宋美齡的皮鞋帶鬆開了。他眼睛尖，而手腳更快，不假思索地蹲下身去，替她把鞋帶繫好。在場的一些人對於他這種討好的舉動都看不上眼，連宋美齡也感覺到相當尷尬，但是他神色不變，顯得非常自然。(《蔣介石權謀》，第321頁)
這樣的周至柔，宋美齡喜歡，蔣介石也看重，於是周至柔又有繼陸軍到空軍的跨行業之後的第二次跨界——由軍界轉入了政界。蔣介石把幾近賦閒的周至柔再次任命省主席要職，使得周至柔幾乎就要中斷的政治生涯得以恢復和延續，“官場青春”再度煥發。
本文摘自《蔣介石在台灣》第四部，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陳冠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