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似乎也總有人問疑：這場革命爆發時，怎麼不見他的身影？是的，他的身影不可能出現在國內，因為當時孫中山遠在美國，而且他事先對發生於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毫無估計。
顛沛海外籌備革命
耐人尋味的是，當這場影響並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革命，需要一位最高主政者出場時，起事者們多將目標鎖定在了此時此刻遠在大洋彼岸的孫中山。
這樣的鎖定，既基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魅力，更決定於他此前為振興中國而作出的獻身努力—一次次武裝起義的實踐。是的，這些武裝起義最後都告失敗，但正因為有了這些失敗的累積，才最終成就了辛亥年武昌起義的成功。而孫中山之所以有資格成為當時眾人眼裏堪主中國大政的不二人選，更基於他的治國理念、革命思想和號召力，已站在一個相應的時代高度。暫且不説其他，就以孫中山的號召力來説，當時雖然他人在異國，但他“為振興中國而作出的獻身努力”絲毫沒有懈怠和停止。只要讓我們來看看辛亥年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前，孫中山在美國的一些行跡，就可有所領略了。
1910年2月的一個上午，孫中山帶着簡單的隨身行李，隻身從三藩市來到美國芝加哥城。他找了家小旅館住下後，就行跡匆匆地趕去唐人街了。他在那裏找到了一家華僑經辦的“上海酒樓”，然後徑直走了進去。有服務生迎了上來，孫中山説，他不是食客，他是有事來找梅經理的。
“上海酒樓”的經理叫梅光培，也是廣東人。雖然和老鄉孫中山此前並不認識。但孫中山這個名字，梅早已不是第一次聽到了。何況孫此番前來找他又是通過朋友介紹的。
一番寒暄後，孫中山向梅直言道，他此次來芝加哥，主要有兩項任務：一是向芝加哥華僑籌款，繼續準備在國內進行的革命起義；二是向芝加哥華僑宣傳革命道理，建立同盟會分會。由於孫中山當時對芝加哥華僑情況不很清楚，所以希望梅能幫助他。最好能找個可靠的人為他當“嚮導”。
梅經理很快為孫中山物色了一名年輕的“嚮導”，他就是時年十六歲，住在“上海酒樓”在芝加哥半工半讀的梅斌林，其時梅斌林學校放假，正好有條件為孫中山當“嚮導”。
許多年後，梅斌林仍清楚地記得，那陣他幾乎天天為孫中山帶路，挨家挨户找華僑商人進行宣傳。
然而，由於此前“保皇黨”的活動，尤其是在芝城發展有梅恭柏這樣的“大户”，孫中山開展工作果然困難重重。芝城幾位華僑上層人物聽了孫中山的宣傳後，根本不為所動，他們不但不願捐款，還譏嘲孫中山宣傳的革命道理是在吹牛，根本兑現不了。
除了這些極端的人外，還有一些中層人士對孫中山“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主張雖不反對，則因心存顧慮和畏葸，也給孫中山以冷遇。在這些人看來，清政府腐敗如此，固然應該推翻，但此行為畢竟屬於異端。現在如加以支持，將來一旦回國，難保無生命之虞。而真正能夠接受孫中山宣傳的革命道理，並給予支持的，當數華僑中的下層民眾。然而由於這羣人為生活所迫，忙於奔波找活，難以在籌款一事上給孫中山分憂。
放下盤子回國革命
孫中山經歷的困難遠不止於此。更有甚者，乾脆讓他吃閉門羹。有一天年輕的梅斌林陪同孫中山來到一家也是華僑開的洗衣館，還沒進門，裏面的華僑看到孫，先一步手拿燙衣服的熨斗跨出來，毫不客氣地表示不想聽孫宣傳，要孫走開。見這陣勢，孫也就朝對方回以禮貌的一笑，然後走向隔壁一家商店。
因為住在芝城的“上海酒樓”，孫中山自然與這裏的華僑接觸最多。後者受孫思想的影響也最大，孫從大局計，並非僅盯着籌款一事。比如當他意識到在這裏有條件發展同志加入同盟會時，即正式成立了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上海酒樓”老闆梅耀富、梅旭耀、經理梅光培等人成為第一批會員。同盟會芝加哥分會成立以後，主要活動即放在籌款支援革命事業上。由於有所發動，還是出現了成效，陸續募到不少款項。這些捐款由芝加哥同盟會分會寄往同盟會香港機關部。
除了芝加哥，美國舊金山同樣也留有孫中山奔波革命的足跡。時間差不多也是在辛亥武昌起義前的1910年初。其時舊金山已成立有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創始人為李是男、黃伯耀、温雄飛。此時温因前往檀香山另有任務，故孫到舊金山後便由李、黃迎接。孫因覺得住旅館不安全，李、黃商量後，取得黃好支持，最後孫中山即住進了他家。黃好正是温雄飛的母親。當年才十歲的温雄飛的胞妹温徵德在耄耋之年猶清楚地記得當年她第一次見孫先生的情景。
孫中山住進温家的日子裏，小温徵德和她的幾個姐姐還負有輪流為孫先生望風和送信的任務。其時舊金山清政府的領事還有相當勢力，華僑也多，各色各樣的堂口也複雜，相互之間時有格殺和械鬥。清領事也收買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師爺，伺機暗殺和綁架革命人士。温徵德從李是男、黃伯耀口中得知，當時清政府駐華盛頓公使館就直接僱有偵探，跟蹤孫先生。所以孫先生每到一處講演結束，即由同盟會負責掩護，迅速離開。李當時屬壠西堂，黃屬江夏堂，這兩個堂口都派有槍手擔任警衞。當時全美致公堂都擁護孫先生，舊金山洪門致公堂是華僑中最大的堂口，辦有《大同日報》鼓吹革命。但是整個舊金山致公堂裏沒有一個同盟會員，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和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之間沒有統一組織，這讓孫中山深為鬱悶。所以當他祕密來到舊金山後，即召開大會，發展會員，而且親自帶領同盟會員一起加入致公堂。這樣的舉措當然會給他的人身安全帶來風險，但他已顧不得許多了。
當轟轟烈烈的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其時正在美國一家餐館打工。
同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46歲，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迴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台”（粵語，即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並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並無直接關係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説：“老孫，你有份‘電報’。”説着，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閲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後，企台（跑堂小二）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
孫中山先生當年在餐館打工原不是什麼祕密。只是在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如説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怕引起國內守舊分子的誤會，所以諱言之。在歷史學家唐德剛看來，“在美打工，何損於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地，孫公的打工正可説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而這樣的艱難曲折，通過孫中山於辛亥革命爆發前，在美國諸多城市留下的跌宕起伏、充滿兇險的行跡，已足可讓我們領略到洋溢在他身上的為革命殫精竭慮，傾盡獻身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