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紀念甲午戰爭的時候，無論如何不應該忘記孫中山。孫中山就是通過這場戰爭而放棄了先前的思想，轉向革命，成為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發現指望着清廷去推動中國現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這樣認為，而且十幾年堅持不懈，硬是將“一個人的革命”發展成了全民族的覺醒，導致了辛亥革命發生，導致兩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將兩千多年帝制送進了歷史，民權建立，開啟了中國歷史新時代。
一、改良主義信徒
孫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發生具有傳奇色彩和戲劇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不太願意承認孫中山最初的改良主義立場和對清廷的政治認同。
大清王朝雖然是由中國周邊族羣滿洲人建立的，但到了孫中山的時代，説句實在話，種族主義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滿洲貴族雖然仍保留着許多固有習俗和狹隘心態，雖然刻意避免與漢人通婚，避免其血統雜亂，但畢竟過了兩百多年，滿漢之間的差異已不那麼明顯。
到了近代之後，西方“新異族”東來，文化衝突、經濟衝突，使漢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認同了滿洲人這個“老異族”，滿漢之間，至少從漢人士大夫層面説，久已沒有傳統儒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緊張，漢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構下也活得比較滋潤，特別是在慈禧太后當國近半個世紀，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其實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治領導，他們享有大清國的所有權、領導權，但其經營權、管理權，其實差不多都交給了漢人高官。清廷雖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崗位設置“滿漢雙首長制”，但滿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侵害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滿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讓漢大臣盡心出力滿負荷工作。滿漢政治高層在那幾十年相處大致比較融洽。
漢人特別是漢人士大夫階層已經被清廷的“聯合執政”統一戰線弄得神魂顛倒不分東西，即便是後來覺醒要反滿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孫中山，其最初階段也不是要反滿要反清，而是想着法地擠進大清王朝既成體制，參與聯合政權，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幕僚角色。
排比新舊史料，可以感覺到孫中山對李鴻章懷有期待大約發生在1891年前後。那時，孫中山正在香港西醫院讀書。這是英國人創辦的一所學校，但由於主持者與中英政界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顯得比較高，李鴻章是這所學校的名譽贊助人，而當孫中山畢業時，出席典禮並向孫中山頒發畢業證書的竟然是香港總督。
或許是因為這所學校的政治背景緣故，孫中山在經過五年學習後，對於醫學專業並不感興趣，他在三十年後回憶説，畢業後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於醫國事業。這個説法當然有後來思想演進的添加成分，但他在畢業後確實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香港總督受託給英國駐華公使寫了一封信，請其便中轉商北洋大臣李鴻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給孫中山安排一個位置。
李鴻章很快給香港總督回信，表示可以讓孫中山來京候缺，暫給月俸五十元。然而，當孫中山前往廣州轉商兩廣總督換張介紹信時，卻受到總督衙門諸多刁難，孫中山畢業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時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孫中山只好與各方面合作從事老本行，開藥房掛牌行醫。無奈，孫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廣州的藥房由於經營不善面臨着倒閉，而他自己卻躲在鄉下給李鴻章寫信，依然希望通過這條捷徑進入體制。孫中山這封寫給李鴻章的信，當然不能説是閉門造車，但一百多年後公平分析，孫中山獨創性見解真的不多。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四大綱領，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中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炮。
這些意見，在孫中山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預設讀者是李鴻章，那麼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李鴻章對這四點意見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馬建忠十幾年前就在《上李傅相書》中講述過西方強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堅船利炮，還有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羣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為六七年前提出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議相比較(《上清帝第一書(1888年12月)》，《康有為政論集》，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不但是理論上不及後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3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二、失望，僅僅是失望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在李鴻章看來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書者，在孫中山看來卻是一件非常不一樣的大事。孫中山此時不論多麼有名，他的名也只限於他的那些年輕朋友中，還是典型的“名不見經傳”，而李鴻章是什麼人，那可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當時最為信賴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國的棟樑。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非常重，在陳少白幫他修改之後，他決定前往上海找找關係，看看誰能夠與李鴻章幕府有比較直接的關係。東西藥局他已無心經營了，陳少白幫他盤點，交給那些出過股本的人了。孫中山幾乎徹底斬斷了一切後路，他破釜沉舟，將所有希望都押在了李鴻章身上。
1894年春夏間，孫中山在陸皓東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滬，經香港朋友介紹，拜訪王韜、鄭觀應等名流，請求指教，當然也是請求指點門路。
王韜是近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報人，蟄居香港二十年，全身心經營《循環日報》，向國人提供信息資訊，現在隱居上海，與社會各界依然有着相當廣泛的聯繫。據説，他看了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頗為讚許，併為之修訂數語，又應孫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紹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羅、徐都是王韜的好朋友，説得上話。
至於鄭觀應，那可是孫中山小老鄉，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務事業的踐行者。孫中山究竟何時與鄭觀應有聯繫不可考，但據説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中竟選錄了孫中山1891年前後寫的《農功篇》等文章(《農功》(1891年前後)，《孫中山全集》(1)，3頁)，可見他們之間應該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鄭觀應此時正在盛宣懷主持的招商局任職，所以他也為孫中山寫了一封給盛宣懷的推薦信。
盛宣懷是李鴻章的門生，與李鴻章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他當然也是孫中山此行主攻的一個目標，所以離開廣州時，就託澳門海防同知魏恆給盛宣懷的堂弟盛宙懷寫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懷轉託正在天津的盛宣懷，能夠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時候幫助一下這個年輕人。
帶着這些名人所寫的推薦信，孫中山信心滿滿地和陸皓東一起離開上海，於1894年6月下旬抵達天津。到了天津，他們二人手持港滬友人所寫的那些推薦信拜訪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説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都是李鴻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們看到王韜、鄭觀應、盛宙懷等人推薦信，對孫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夠認同和理解，他們答應一定會相機協助，一定爭取把這件事情辦成。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就孫中山上書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面談的事情，李鴻章推託實在太忙，也就不見算了。李鴻章不願意見孫中山，或者説是羅豐祿、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沒有安排見，這在後來看當然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當年，其實真的不算一回事。儘管孫中山有這麼多賢達名人寫推薦信，可你畢竟是一個不名的年輕人，不説李鴻章是大清國屈指可數的當朝大臣，僅其七十一歲的年齡，不見你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閒聊一通，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這一點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但實事求是地説，李鴻章此時真忙的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着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志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志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悠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藉口軍務繁忙，拒絕延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1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氣和地看來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孫中山當年卻不這樣看。因為他把這次投見看得太重了，他不僅關閉了藥房，斬斷了退路，而且又通過那麼多朋友鄭重介紹，結果只拿來一紙護照。這些事實不能不對孫中山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使他覺得李鴻章看不起自己，同時也覺得李鴻章這個人讓他失望。
中國聖賢一直告誡當權者要禮賢下士，對那些地位比較低的讀書人要格外尊重，絕不能居高臨下，盛氣凌人。中國聖賢為什麼這樣反覆告誡呢？道理很簡單，儘管這些讀書人還處在比較低的層面，沒有功名沒有地位，但是他們的內心卻異常豐富異常脆弱，經不起任何蔑視輕視忽視或白眼，會導致不測後果。近代中國幾個來自下層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經歷，如果不是李鴻章陰差陽錯地錯過了與孫中山見上一面，如果能夠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麼中國近代關於孫中山的一幕歷史內容將會改寫。如果北大校長蔣夢麟能夠接受李大釗的建議，給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每月增加幾塊大洋，可能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兒安心整理圖書和目錄卡片;如果胡適之、張申府當年不是那麼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無視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講師梁漱溟那樣以比較平等的身份寒暄幾句，估計後來的歷史都會重寫，歷史的走向都會因這些偶然性而改變。
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機緣沒有使李鴻章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這一歷史性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制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想進入體制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制。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為，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眾，推翻滿清，重建漢人的中國。孫中山以先知先覺者的姿態，開始了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革命歷程。
皇天不負有心人。經過短短十幾年的奮鬥犧牲，尤其是不得已的耐心等待，革命竟然真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制。
孫中山與李鴻章庚子年密謀兩廣獨立真相
當事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的憶述
此事真相如何？孫中山本人沒有説過，但隨同孫中山從日本赴港的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後來都寫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孫中山赴廣州與劉學詢會談的情形。
據宮崎寅藏在兩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所記，他與孫中山一道離日南行時，根本沒有談過與李鴻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孫中山一行抵達香港海面後，宮崎代表孫中山到廣州與劉學詢商談，但作為商談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夢》只寫了商談的情景，卻沒有寫商談的內容，並説：“這一段情節有些像傳奇小説，但事關他人祕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覺遺憾。”為什麼“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劉學詢談與李鴻章“合作”以實現“兩廣獨立”，那是可以大書特書的。宮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竇叢生。
代表孫中山到廣州見劉學詢的除宮崎外，還有內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內田幾十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國革命》中，關於此行有詳細記述。內田説，義和團起事時，李鴻章擔心孫中山與康有為聯合作亂，所以預先對孫中山採取懷柔手段，以阻止孫、康一致行動。為此，讓清廷駐日公使向孫轉達李的意圖：“值此危難之際，願與孫氏會晤，共議匡救天下之策，務請來粵一行。”孫中山與包括日本友人在內的同志商議，決定向李要求支付孫中山回國的費用10萬兩，以此用作武裝起義的經費，對李則表示可以考慮其建議。內田評論説，這個計劃，“也就是靠敵吃糧的意思”。內田的回憶錄説，6月17日晚，他們三人代表孫中山乘坐李鴻章派到香港海面的軍艦到廣州登岸，到了劉學詢宅第。宮崎簡要地向劉學詢提出兩點：一、赦免孫中山的罪名，並保證其人身安全;二、給予貸款10萬兩。劉即應允第二點，並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鴻章報告，不久，帶回李鴻章的迴音：關於孫中山的安全不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證，而且要奏請太后特赦孫中山。
內田的回憶錄幾十年後才出版，細節不一定準確，但他是與劉學詢會談的當事人之一，其回憶應有價值。而宮崎關於“不能明言”的説法，使人更覺內田的記述可信。按照內田之説，李鴻章對孫中山是實施懷柔手段，而孫中山則是想將計就計從李鴻章那裏騙取一筆軍費。
分析一下李鴻章當日處境，可以認為內田的説法大體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國“宣戰”以前，李鴻章面對的形勢，不是要迫使他脱離清朝“獨立”，而是要維護清皇朝在廣東的統治秩序。清末兩廣有“盜甲天下”之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廣的“會匪”、“盜賊”出現了新動向：他們同康有為的保皇會與孫中山的興中會都有了聯繫。興中會從創立之初就注意聯絡會黨、綠林;康梁一派，在保皇會成立後也曾不遺餘力地聯絡豪傑、籌餉購械，以求武力“勤王”。無論興中會還是保皇會，都把廣東作為軍事計劃的重點，1900年3月，梁啟超曾寫信給康有為就如何攻取廣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孫中山也一直籌劃在廣東發動新的起義。兩派在當時尚未尖鋭對立，曾有“合作”的接觸與商洽。李鴻章不斷接獲康有為“勾串內匪作亂”的情報，在清朝統治者看來，如果會黨綠林、興中會、保皇會三者聯合，必然會造成燎原之勢。李鴻章要在危機四伏之中維持廣東的秩序難度很大。現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電，很多是關於防範“康黨”、佈置剿匪的內容。他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本來就是“剿”、“撫”兼用的老手，為了穩定局勢，就想到實行“招撫”的辦法。在孫、康兩派中，如何實行“剿”、“撫”？康派當時實力強於孫派，但慈禧對康、樑仇怨極深，要招撫康派，李鴻章做不了主;且康、樑既然已經把寶押在光緒身上，也不會輕易就範。孫派當日宣傳不多，興中會聲勢遠不如保皇會，李鴻章無從知道孫中山堅定的反清立場，很大程度上把他視為普通的造反者或“盜匪”，所以，就希望“招撫”孫中山來對付康有為，早在1899年，就通過孫中山的同鄉劉學詢拉攏孫中山。《李鴻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劉商討此事的若干函電。
當時，孫中山的革命目標已經很明確，1900年6月8日離開日本時他就對人説：此行打算在華南建立一個共和制度的政權。幾年間，孫中山都在籌備一次新的起義，但經費缺乏成為軍事計劃的“瓶頸”，向華僑和日本人士籌款的成效甚微，所籌得的幾千元又被孫中山周圍的日本浪人花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從李鴻章處獲得一筆錢，經費問題便迎刃而解，還可以麻痺李鴻章。因此，內田良平的憶述是可信的。孫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過，他從未為自己和家族謀取過金錢利益，但經常為革命經費苦惱、奔走，很多被視為“出格”的事，例如向外國政客、商人允諾出讓某些權益，在自己的政權內容忍過苛的税收乃至煙賭，等等，其直接原因都是財政的困難。在興中會時期，他更是兩手空空，本來，實施計策從李鴻章手裏謀取一筆軍費，也算不得什麼不能講出來的事。不過，在宮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之夢》時，孫中山的地位和聲望已與兩年前不同，為十萬兩銀行使近於騙術的計策，也許會有損形象，所以宮崎就“不能明言”了;到了幾十年後馮自由寫《革命逸史》時，孫中山已逝世，其地位十分尊崇，當年向李鴻章謀取軍費的真相更不能見諸筆墨，馮自由“為尊者諱”，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詐降計”與同年7、8月間興中會在港督支持下謀求與李鴻章合作兩件事混為一談，寫出一個文從理順的故事。如果不仔細比對史料，就很容易被馮自由蒙了。
香港總督極力促成“孫李合作”
孫中山謀求與李鴻章合作以實現“兩廣獨立”的計劃，是1900年7月以後才發生的事。
據港英的檔案，港督卜力7月2日回到香港。此後，卜力的文電提到要促成李鴻章與興中會的合作，並提到李鴻章同意“武裝革命派”。這段時間孫中山在南洋，按照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夢》的記述，孫中山7月17日晚第二次來到香港海面，翌晨，孫中山把宮崎叫醒，告訴後者“一個朋友”同港督會晤後“想使李鴻章據兩廣宣佈獨立”、“用我來施行新政”。從宮崎描述的情景看，孫中山也是剛剛才知道這個計劃。以孫中山名義的上香港總督書，應該是興中會其他人如陳少白、楊衢雲代孫中山籤的名，事後才告訴孫中山。
孫中山抵達香港海面的第二天，即7月18日，李鴻章剛好北上路過香港，港督卜力打算勸李鴻章留在廣東，還打算安排孫中山與他見面，但沒有成功。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孫中山返回日本後對人説：“李鴻章北上途經香港與總督會見之際，總督説以刻下清國時局系由清國分割兩廣成立獨立國之好機會，以孫逸仙為顧問，慫恿李為主權者。李答覆説：要觀察形勢再決定。”孫中山又對某位日本記者談到，自己曾上書卜力，並得到卜力的回信，卜力主張在兩廣建立一個政府，以李鴻章為大統領，孫為李的顧問，由英國保護。孫中山還對這名記者説，李鴻章雖然北上而去，但表示如果清帝駕崩，仍贊成“兩廣合併實行憲政”。這兩則資料都説明，港英當局曾極力促成孫、李“合作”，李鴻章雖未接受，但也沒有明確拒絕。
李鴻章的態度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6月23日，李鴻章收到清廷發佈對外國的“宣戰”上諭的消息(由袁世凱、盛宣懷電告，正式收到軍機處寄來的宣戰上諭在7月1日)，在此以前，李鴻章已收到清廷命其北上的諭旨(7月8日調李任直隸總督)，但他沒有遵旨立即北上。此時，他對危機的嚴重程度有了清楚的瞭解，他預見到外國軍隊必然會兵臨北京城下，甚至估計“瓜分之勢必成”、“舉國若狂，無可救藥”。他當然知道“宣戰”上諭出自慈禧，但仍斷然宣稱：“廿五矯詔(按：指清廷6月21日的“宣戰”上諭)，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支持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實行所謂“東南互保”，在各省督撫抵制清廷停還洋款、解餉、勤王命令的過程中，李鴻章起了特別大的作用。
在君主專制時代，“不奉詔”並將上諭稱為“亂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李鴻章敢於如此，正是分析了形勢、權衡了利害才敢出這個頭。但如果局勢發展迫使他進一步抗命，就必須有外國支持，還要掌握一支聽命於自己的武裝。如果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同孫中山“合作”，以上兩個問題就有解決的可能。這時的孫中山已經不同於一個月前，由於局勢的劇變和港督的介入，孫中山取得了可以同李鴻章商洽“合作”的地位。有資料顯示，孫中山和李鴻章的代表在7月間進行過接觸。
孫中山雖然不相信李鴻章脱離清廷的魄力和決心，但也一直希望爭取李鴻章合作實行“兩廣獨立”，哪怕是他有限度的參與。即使李北上以後，孫中山也未放棄這個念頭，在日本仍對人説過想面見李鴻章會談。此時，籌劃了幾年的武裝起義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但始終不順利。孫中山曾幻想從日本、法國得到援助，但毫無結果。香港政府似乎表示可以給他資助，但前提是李鴻章應允同他合作。而李鴻章離開香港北上，也不是直接赴京、津。因為這時八國聯軍正在向北京進攻，於是，他走到上海便住了下來，不顧清廷一再催促，就是不再動身，李鴻章知道北京陷落是遲早的事，他當然不願意讓自己身處危地。
李鴻章在滬期間一直通過各種途徑打探外國政府在事變平息後將如何對待清朝最高統治者。在一部分外國人心目中，李鴻章是比慈禧、光緒更合心意的人物，海關總税務司赫德(英國人)就懷疑俄國人想支持李鴻章做中國皇帝，李鴻章在路過香港時也曾問過卜力“英國希望誰來當皇帝”，所以，英國殖民部的官員認為，李鴻章不是不想當皇帝。當然，李鴻章不會冒冒失失地去爭取，因為要取得各主要強國同時支持以及國內有實力的督撫的擁戴並非易事。李鴻章的想法是等北京陷落後再決定進止。他到達上海後住在公共租界靜安寺路的劉學詢宅，而劉學詢則是早就與孫中山建立聯繫並主張同孫中山合作的，他在上海也仍然同孫中山有溝通的渠道。
孫中山赴上海爭取與李鴻章合作
因為有爭取李鴻章的需要，同時，停留在上海的李鴻章似乎又有被爭取的可能，所以，“孫李合作”計劃有一個尾聲，這就是1900年8月底孫中山上海之行。
孫中山於8月22日自日本橫濱啟程，29日晚抵達上海，清朝官吏已事先得到風聲，準備捉拿孫中山，但孫中山仍冒險在上海停留到9月1日。這幾天他同劉學詢會談過。
一個多月後的10月間，在台北的孫中山給劉學詢寫了一封長信(此信原委託日本人平山周帶去上海面交，但並未送到劉學詢手上)，主旨是要求劉學詢按照當日的約定提供軍費。這封信是研究孫中山的學者很熟悉的史料，其中透露了當日孫、劉密議的內容：
一、鑑於八國聯軍當時已經進入北京，孫、劉對清帝回到北京或西遷分別討論了兩種方案;
二、雙方約定：如果清帝西遷，則在廣東起事，先佔“外府”，然後襲取廣州，建立一個“獨立”於清朝的政權;
三、議定推舉李鴻章為“主政”;
四、由劉學詢負責籌集軍費。
這封信是孫中山策動李鴻章實行“兩廣獨立”計劃的有力證據。不過，看來劉學詢也並不完全代表李鴻章，所以，孫中山同他也討論過李鴻章不願接受“主政”的辦法，孫中山的意思是由劉學詢出任“主政”，並按計劃提供軍費。
孫中山在8月底之行中有沒有同李鴻章見過面？多年後劉學詢對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人員憶述：孫中山一行乘船抵達上海後，最初不能上岸，後經劉學詢與日本領事擔保始得登陸，劉偕同孫中山往見李鴻章。劉學詢的憶述究竟有幾分真實？確實，很難排除他信口開河的可能性，但我們也很難説他是編造。劉學詢是與孫中山有特殊關係的人物，如果他要標榜自己，不一定要搬出李鴻章。當時李鴻章住在劉宅，作為主人，劉學詢安排孫、李兩人見面也比較容易。孫中山與平山周等人於8月29日抵達上海後，住進租界內的日本旅館，其行蹤一直都在日本駐滬領事館密切注視之下，據總領事館報告，孫中山與平山周曾經外出過。因為孫中山這次赴滬很大程度與繼續尋求同李鴻章合作有關，他的性格又有敢於冒險的一面，所以，筆者傾向於相信劉學詢“孫、李曾會面”之説。不過，孫、劉關於起事的密談則是李鴻章不在場時進行的。
在孫中山來滬前後，李鴻章正陷於一種困難的境地。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各國都想維護和擴大自身的在華權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李鴻章有明顯的親俄色彩，故俄國對他表示支持，但英、美、日、德一度並不承認他全權議和大臣的地位。這時，任何一國都不可能扶植一個代理人而不招致其他國家反對，在慈禧、光緒西逃後，各國先後表明無意選擇一個新的皇帝取代清朝。以劉坤一、張之洞為代表的各省督撫向列強表示仍然效忠慈禧和光緒，不管李鴻章曾經有過什麼想法，到此時他除了繼續為清皇朝服務以外難有其他選擇。9月16日，李鴻章離開上海北上，從此全心全意充當清朝的議和大臣，在艱難而屈辱的談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歷程。李鴻章死後被清廷諡為“文忠”，不過，如果按照嚴格的綱常倫理，他在1900年的表現很難算得上愛新覺羅皇朝忠貞不貳的純臣。
孫中山在離開上海後加快了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力圖實現“以江蘇、廣東、廣西等華南六省為根據地，建立共和政體，逐漸向華北擴充勢力，以推翻愛新覺羅氏，聯合中國十八省創立一個東洋大共和國”的理想，10月初，他發動了惠州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