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前設置“12·13”花壇。近日，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築及周邊道路上佈置了標語牌和花壇，以莊嚴肅穆的氣氛迎接首個國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屆時將舉行國家公祭儀式，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與此同時，我們仍有必要從深層次上對南京大屠殺進行回顧與反思——
多少年來，中國人不斷揭露和聲討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這對教育國內外的人們認清當年日本侵略者的瘋狂並警惕軍國主義復活很有必要，不過卻不能只陷入簡單的悲情意識。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就是理性化，陷入情緒化只是政治浮躁的表現。當年中國軍民遭遇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劇，固然應首先譴責日軍這一“獸性機器”，同時也要從中日兩國軍隊乃至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進行深入研究，這樣才能使人瞭解這一人類歷史上罕見暴行的深層次原因，並對後人提供真正有益的啟迪。
機密的命令
大屠殺暴行不能僅僅歸咎於日軍“軍紀不嚴”，其背後代表了日本最高層的意旨
日本皇族在戰後被美國承諾不予追究，導致真正的最大元兇和犯罪指使過程至今還被遮掩
1937年12月13日，是日軍攻佔當時中國首都南京的日子，屠城以此為標誌全面展開，至少30萬以上的中國軍民在6個星期內遇難。如今，12月13日已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不過，人們在哀悼死難者時，也應該深入追究，這一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暴行是如何發生的。
日軍攻佔南京後馬上殺害全部俘虜，還在全城搜捕逃散的中國官兵，並對和平居民實施殺戮、搶劫和強姦。當時，日本當局得意地在其國內組織“提燈慶祝”，有關媒體還刊登了“百人斬”這種以殺人競賽為樂的報道。不過隨着中國方面的抗戰更為頑強，以及國際輿論對日軍在南京屠殺暴行的揭露，日本當局便開始諱言此事，甚至向侵華回國的官兵下達“鉗口令”。
1945年8月15日，天皇廣播所謂“終戰詔書”即事實上接受投降當天，日本政府和軍隊便接到“銷燬一切可能成為審判材料的文件”的命令，各地日軍機關連續多日濃煙蔽日，暴行材料基本都被匆匆燒掉。儘管如此，1946年5月開始的東京審判中，法庭仍然從戰時繳獲、證人出庭、公開報刊和受害者控訴等方面獲得大量無可辯駁的罪證，最終認定了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並在判決時以保守估計認定遇害人數約為20萬。
面對鐵證如山的犯罪事實，當年日本高層一些人雖然也承認在南京有過“暴行”，卻將其淡化並推卸責任。南京大屠殺時任“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鬆井石根大將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時推説，攻城時他卧病在蘇州，12月17日才到南京參加“入城式”。鬆井石根還假裝慈悲地稱，入城時才知道有殺戮和強姦行為，曾難過得流着眼淚召集各師團長説：“皇軍的威望因士兵們的暴行而敗壞殆盡。”法庭質問鬆井為何不制止時，他回答説派出過二十幾個憲兵維持軍紀，這明顯是詭辯，同時也是把責任推給“士兵”。
侵華戰爭後期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在回憶錄中稱，1938年7月奉調赴華中任第11軍司令官前，“在東京就對南京攻略戰時的大暴行有所耳聞”。他在上海登岸後瞭解到，“攻略南京時，對數萬市民的搶劫強姦等的大暴行確屬事實”(注：這大大縮小了數字且並未提“屠殺”一詞)。不過，岡村寧次也只把“暴行”發生歸咎於“軍紀”，並説“第一線部隊以給養困難為名殺掉俘虜實有弊病”。
上世紀70年代日本防衞廳組織舊軍人編寫的《支那事變陸軍作戰史》中有關攻佔南京的一章中，更是輕描淡寫地稱日軍在長江邊射殺過部分俘虜，表示是因管束不力造成。
南京大屠殺難道僅是日本下級官兵“軍紀”不嚴所造成嗎？從暴行的規模可看出，進攻南京的日軍為“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的6個師團並附2個獨立旅團，連同後勤和支援兵力共約15萬人(進城約8萬人)，這些部隊差不多都參與了屠殺。他們又是在同一時間將南京城內和外圍抓到的戰俘都予以殺害，後來發現的十幾處集體屠殺場遇難者就有19萬人(其中有戰俘有平民)，這明顯説明，殺戮是按命令有組織進行的。
在南京參戰的多名日本軍官都回憶説，1937年12月12日即攻佔南京前一天，他們接到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中將親自簽署的命令，上面標有“機密·閲後銷燬”字樣，核心內容便是“殺掉全部俘虜！”攻佔南京時任日軍第16師團師團長的中島今朝吾，曾在當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由於方針是大體不要俘虜，故決定將其全部解決。”當時任旅團長的佐佐木到一少將戰後病死於撫順戰犯管理所，他留下的南京大屠殺時的日記同樣記錄了接到“不保留俘虜的方針”。日軍還以部分人脱掉軍裝和潛入國際安全區為藉口，在城內大肆搜捕“疑似”軍人的青壯年並隨即處決，同時任意姦淫搶掠，對“俘虜”的屠殺事實上擴大到廣大平民。在此期間，又是朝香宮坐鎮南京城內親自指揮所謂“肅清”。
朝香宮鳩彥是天皇的皇叔，日軍攻佔上海後被派來接替派遣軍司令官，在鬆井石根負責整個華中地區作戰時，此人主管進攻南京。他下達的屠殺令也不會完全是個人行為，應有日本大本營指令或認可。翌年2月朝香宮回東京時，又受到天皇嘉獎，隨後軍銜還由中將升為大將，這正説明南京大屠殺代表了日本最高層的意旨。只是因日本皇族在戰後被美國承諾不予追究，導致真正的最大元兇和犯罪指使過程至今還被遮掩。
偏激的理念
日本從發動甲午戰爭起的侵華過程中，屠殺始終與作戰相伴，正是受“皇國至上”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膺懲”的觀念驅使
東京審判是一場正義的審判，但並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皇國史觀”，也沒有從“國民性”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
1948年11月東京審判結束時，鬆井石根作為被處決的7名甲級戰犯之一上了絞刑架。此前，中國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也審判處決了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和進行“百人斬”的尉級軍官。若從南京大屠殺的犯罪範圍和過程看，這一懲罰仍很不徹底，而且沒有從思想上清算日本引導對外侵略的“皇國史觀”，也沒有從“國民性”的深度肅清這些不良基因。
一個國家指使其軍隊實施有組織的屠殺，必然有特定的理念作為思想基礎。德國納粹在歐洲實行種族性滅絕，理論依據便是“日耳曼民族最優越”，並認為猶太人、斯拉夫人都是應該被消滅或驅逐的“劣等民族”。日本從發動甲午戰爭起的半世紀的侵華過程中，屠殺始終與作戰相伴，這些暴行正是受“皇國至上”和視中國人為奴而理應“膺懲”的觀念驅使。
地處東亞外緣的島國日本，國土狹窄，資源不富，卻“不甘處島國之境”，這種島民外向意識導致其很早就有對外擴張訴求。從16世紀豐臣秀吉實現日本統一至幕府期間，“海外擴張論”更是長久不衰，其理論基礎又是唯我獨尊的“皇國史觀”。一些朝野人物叫嚷應以“皇國而混同世界萬國”，將統治世界説成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在中國的清代，日本已自稱“神州”，對華稱呼長期拒絕使用“中國”一詞而只稱“支那”。這一在東洋持續過百年的蔑視性用語，便充分體現出其稱霸東亞的慾望和凌駕於中國之上的傲慢感。筆者小時候曾聽到文豪郭沫若在日本所娶的妻子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向我母親談起20世紀初日本的情況，這位當時的日本護士的父親雖素稱開明，一聽到她要同中國留學生結婚，便馬上斷絕同其關係，還罵“你怎能嫁給一個‘支那豬’！”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為重要標誌的侮華、蔑華風潮，在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此時日本鼓吹要建立“大東亞”的“領導權”，中國不服從便應出兵“懲罰”。日本政府並未對華宣戰就派幾十萬軍隊進攻中國，聲稱只是“膺懲暴支”的“事變”，不承認也不遵守任何國際戰爭法規。熟讀元朝滅宋、清朝滅明歷史的日本上層，又特別欣賞“揚州十日”一類的屠城記載，認為用屠殺製造恐怖最能有效震懾中國民眾。
1937年7月日軍大舉出兵中國時，曾自吹“三個月解決支那事變”，結果苦戰近五個月才打到南京，日本託德國大使出面提出的停戰條件，也因過於苛刻而不被國民政府接受。此時，日本最高層選擇在中國的首都製造一場大屠殺，顯然是為了恫嚇中國人民，逼迫國民政府儘快屈服。沒想到的是，這次大屠殺反而激起中國人民更強烈的抵抗。看到這一情況，日本當局才改為掩蓋這一暴行，後來在中國雖繼續實施一系列屠殺卻不大張揚，並且更注重通過誘降策略，分化中國的抗抵力量。
南京大屠殺規模如此之大、手段如此兇殘，與“大和民族至上”精神的毒化有着直接的關係。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日本社會上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對中國人稱“支那”還嫌不足，進而呼為“強克玀”(“豬玀”之意，由罵清朝男人梳辮子而稱為“豬尾巴”“豚尾奴”發展而來)。不難想象，受這種辱華情緒煽動的日本軍人，自然會放手對中國民眾實行屠殺。上世紀50年代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悔過的日本戰犯在反思犯罪的原因時，都説“那時我們根本沒有把中國人當成人，感到如同屠宰豬羊一樣……”
這種法西斯式的“民族至上論”，驅使着整個日本“皇軍”都格外野蠻兇殘。東京審判時，法庭曾出示盟軍繳獲的德國外交檔案中駐南京大使館的報告，因當年德國人是日本的盟友，可在城內自由活動，其瞭解情況更多，也更具真實性。報告中的評價便是：“犯罪的不是這個或那個日本軍人，而是整個日本軍隊，它如同一部開動着的‘獸性機器’”。
這部“獸性機器”的基層構成者，在家鄉大多是本分的工人、農民。然而，軍國主義的毒害，以及野蠻的體制，卻會讓人變鬼。筆者曾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接觸過一些當年的老兵，從外貌看很像和善的老頭，很難想象他們年輕時曾實施過可怕暴行。這些人大都忌諱談自己到過中國，不過普遍譴責昔日軍隊的野蠻教育和訓練。當時日軍實行終日以耳光相伴的“壓迫轉嫁症”，軍官毒打士兵，老兵虐待新兵，再讓新兵把怒火向外發泄。“當兵兩年，再老實的人也會變得像魔鬼一樣”，這是不少研究當年戰史的日本學者的認識。在野蠻壓迫下心理扭曲的日軍下級官兵被縱容向被侵略者施虐，也就表現為行為的極度變態。
日本戰敗後的幾十年間，多數政要和右翼人物總想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其他的戰爭罪行，目的是要恢復當年的“大東亞戰爭正義論”，為此又竭力壓制本國揭露南京大屠殺的人士。例如日本皇室中少有的反戰成員、天皇的小弟弟三笠宮在戰時便了解到南京大屠殺的情況，其所寫的譴責文章遭禁發，直至戰後才公開發文揭露屠殺罪行。結果，右翼分子曾闖入三笠宮的住所進行威脅。貴為“御弟”，都受到這樣的威脅，由此可以想到，普通人要在日本國內揭露歷史罪行會有多麼困難！
如今，經歷過戰爭並對中國有些愧疚感的日本老一代人已很少在世，年青一代大都不大瞭解本國的歷史罪行，右翼勢力的“翻案”活動變得更為猖獗。作為當年受害者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義務繼續在國內外揭露和申訴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其現實意義在於，這樣不僅可以讓日本年青一代人知道當年的侵略戰爭及其理念的罪惡性，也可以讓亞太各國警惕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潮在今後捲土重來。
孱弱的精神
面對屠刀缺乏反抗，無組織、缺鬥志是根本原因。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深刻地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守南京的十多萬大軍，就這樣像塵土一般一陣風吹散了”，這就是高官們帶頭逃跑導致士氣瓦解的惡果
多少年來，國人回顧南京大屠殺時不斷控訴侵略者的暴行固然重要，不過也不應迴避這一慘劇發生時本民族的病弱。南京陷落半年後，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便深刻地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
看看南京屠城慘案發生時，守軍竟突然放棄抵抗，城內居民也只是躲避和逃難。反思歷史的人自然會問：為什麼南京城內幾十萬民眾面對殺掠姦淫沒有組織抵抗，只能無助地哭喊呢？為什麼南京守軍在數目並不多於自己的日軍面前迅速崩潰呢？為什麼那麼多身強力壯的官兵在侵略者面前棄械成了俘虜並束手受殺戮呢？出現這些讓後人歎息的悲劇，其主要原因確如毛澤東所説的是“無組織狀態”，也就是當年外國人形容中國人時所説的“一盤散沙”。
日軍深入中國關內時，國民政府實行了抗戰，國民黨軍不少官兵曾浴血奮戰，這些都值得肯定。不過從總體上看，國民黨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政府，軍隊內派系林立互不協作，高層軍官貪腐享樂成風而缺少戰鬥意志，這些都嚴重影響下級鬥志。日軍兵臨城下時，政府官員率先逃跑，對民眾不管不問，城內完全沒有解放區羣眾那種組織起來踴躍支前的場面。蔣介石起初下令死守南京，主要是寄希望於德國大使調停成功，為此故意調來裝備最好的德械中央系部隊。然而，指揮守城的司令卻是被視為“雜牌”的湘軍系將領唐生智，他為防止不屬於自己系統的部隊不聽命令北渡逃跑，採取了讓江南船隻都開到江北的破釜沉舟式措施。這種“背水陣”其實並未增強鬥志，還使守城部隊事先沒有撤退準備而加劇了棄城時的混亂。
12月7日外圍戰開始，三天後日軍便撲到城下，又以一部進佔蕪湖，想迂迴包圍南京。蔣介石見德國調停無結果，又怕嫡系精鋭被圍殲，於12月11日致電唐生智，指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此時，南京城垣邊的部隊還正與日軍激戰，高級將領就率先動搖。12日下午，唐生智開會傳達撤退令，要求各軍向南突圍直奔蘇皖邊地區，他本人隨即乘專門留下的船渡江撤到浦口。結果只有被視為“雜牌”的廣東部隊2萬餘人向南突圍，其餘中央軍各部都不肯突圍而湧向下關想渡江，卻因船少只有少數人逃脱。
古語曾説“時窮節乃見”，危急關頭最能檢驗軍人的氣節和部隊的素質。在面對組織撤退這一難題時，中央軍一批平時腐化透頂的高官竟然棄軍先逃。號稱“黨國鐵衞軍”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開完會只用電話通知參謀長組織撤退，自己就搶先渡江。有“逃跑將軍”之稱的第72軍軍長孫元良開完會不回部隊而直奔妓院，拜老鴇為乾孃隱蔽起來，其部屬失去指揮後見友鄰撤退也跟着亂跑，12日下午還在堅守抵抗的守軍，到傍晚時分就突然陷入崩潰。
“十四萬人同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五代時後蜀的花蕊夫人，曾在成都被宋朝軍隊輕易佔領時寫下一首《述亡國詩》，其中描繪的場景，對照南京保衞戰倒有幾分相似。按當年西方軍事觀察員的評論，絕大多數出身農家的中國士兵有樸實、吃苦耐勞的特點和宗法社會中養成的服從習慣，完全可以造就為良好的軍人，其關鍵在於領導。時人稱“守南京的十多萬大軍，就這樣像塵土一般一陣風吹散了”，就是高官們帶頭逃跑導致士氣瓦解的惡果。
參加南京保衞戰的軍隊起初有15個師，因缺額估計只有11萬多人，不過城內還有憲兵和其他一些武裝，開戰後從鎮江方向有2萬多部隊撤入城內，總計守軍約有14萬人，還稍多於攻城日軍。守軍多數又是德械部隊，其輕武器裝備還略強於日軍，只是重武器和航空兵處於劣勢。12月7日以後五天的防衞戰中，守軍下級官兵還能堅持作戰，沒有發生過成建制投降和逃跑，沒想到，12日晚間突然發生的無秩序潰逃卻使部隊完全喪失了戰鬥力。
計算一下南京守軍的損失分類，更讓後人長歎不已。在5天戰鬥(其中守城戰只有2天多)中，守軍官兵死亡1萬多人(不少本系傷員，因基本無法後送才大都死亡)，給日軍造成了3800人的傷亡(其中死亡約800人)。在12月12日晚間潰逃時，多數部隊卻官兵脱節，人馬自相踐踏，最後突圍和撤到江北的部隊不過3萬人，淹死在長江中近萬人，約9萬人遺留在江邊或跑回城藏入居民區。這些人隨後或向日軍繳械就俘，或在隱藏處被搜出，都成了大屠殺的犧牲品。
12月13日之後，南京城內只剩下對日軍暴行的零星反抗，幾乎沒有發生巷戰和有組織的抵抗活動。據記載，戰俘在日軍開始掃射屠殺時有幾次奪槍反抗和試圖衝出，絕大多數人卻是以木訥、茫然的態度面對着屠殺。這一可悲的事實證明，一支喪失了靈魂和意志的軍隊只能成為屠刀下的羔羊。至於南京城內的民眾面對暴行，大都處於無助無奈之中，習慣於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日本軍人，在施暴輕易得逞後反而更增長了對中國人的輕蔑感。
舊中國在精神上的污泥濁水，包括了政府和軍隊高層的腐敗無能，日本侵略者能夠製造南京大屠殺這一慘案，與這一點脱不了干係。盪滌舊社會的陳腐，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使命。經過革命戰火中的民族靈魂重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組織起來的人民終於形成了能壓倒一切敵人的戰鬥精神。同樣是由多數出身農家的士兵組成的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面對比中日戰爭期間武器裝備懸殊更大的艱難環境，卻打出了讓世界震驚的戰績。得知朝鮮戰場的戰況，剛被美國打得一敗塗地的日本人才對過去藐視的中國產生了尊敬，“支那”一詞在用語中就此基本消失而被“中國”取代。回顧南京大屠殺的血淚史及後來中華崛起的業績，人們更能體會到，培養軍人乃至整個民族的戰鬥精神是何等的重要！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需要，都呼喚我們繼續為強國強軍而奮鬥！(作者徐焰 系國防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