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太平輪的悲劇沒有紙醉金迷的氛圍，也從未誇耀無從撼動的鋼鐵外殼，甚至它欠缺了泰坦尼克號那股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戲劇性;太平輪的悲劇純粹是被時代所定義，是那個流離年代的插曲。這千餘人搭了船，大部分是為國府這棟大廈將傾，不得不選擇逃離，很多人還以為有機會重回故國，只是沒想到留下盡是生離死別的淚水與悲愴。一如龍應台《大江大海》、齊邦媛《巨流河》，這是部屬於失敗者的史詩，一頁無從訴説的傷痛。凡事皆不確定的1949年，正是《太平輪》最重要的背景。
1949年1月27日，除夕前一天，離蔣介石剛剛宣佈“下野”僅一星期不到;中聯公司旗下豪華客輪太平輪，一如往常，載滿着擁擠的旅客與大批貨物，心急如焚地自上海外灘碼頭夜航台灣的基隆港。其實早自1948年，隨國共內戰越演越烈、國民黨節節敗退以來，大批人潮便跟着國府各機關預作播遷台灣準備的同時，已想辦法來台暫避一陣子。有的是家人先來台安置，有人是先來台謀個職務，不一而足，但極少人抱着來台永久定居的準備，也沒什麼購屋置產的打算。
但等淮海戰役一敗，別提故宮國寶和中央銀行黃金都已展開祕密啟運，戰火硝煙沿着大地滾滾而來，國民黨統治下各城市人羣更是往東南沿海大規模移動，紛紛湧往上海、廣州等港口，就是希望買張船票到台灣或到香港，以備不時之需。尤其國府官員眷屬、國大代表、學生、公務人員，幾乎把碼頭擠翻了天，人聲鼎沸，所有人爭先恐後，就是希望先擠上船再説。據目前資料，光是1948年就有近9萬人來台;1949年間，來台人數更爆漲到30萬之譜，還不含國民黨旗下50萬官兵，足見情況慘烈。當時中興輪、太平輪等往來台灣與上海的定期航班，船票價格飛漲，還是一位難求;沒有關係，連黃牛票都買不到，就連受蔣介石器重正隆的雷震，也是託湯恩伯安排，才能把家人與一些家當安排上船;到了船上還有一關關需要打點。
當時，上海飛台灣班機幾乎班班客滿;海運同樣棘手，一天最高紀錄有55艘船隻穿梭兩岸，每天都有大批人來票口詢問票價與班次。情勢緊急，超載成了家常便飯;越沒位子，越有人想往上擠，甚至因此跌落船邊海面。為讓多一點人擠上船，國民黨部隊也常常下令，把還能使用的武器裝備直接棄置碼頭上，更別提一般人拿不上船的銀元、家當、古書典籍。套句當時親眼目睹這一波遷徙潮的見證者所説，幾乎全上海的有錢人都跑了，“就是逃難啊！”
太平輪也不例外。太平輪原本是二戰時期的鐵殼運輸船，為船公司擴大營運，改裝投入客運僅幾個月，每星期往返上海基隆兩次，客貨兩載，票價極貴。1949年1月27日中午，千餘人擠上太平輪，有票乘客僅508人、船員124名;更有600噸鋼條、《東南日報》印刷器材、100多噸紙張、中央銀行重要文件1317箱等貨物，船艙早已客滿。另擠進沒有船票、偷偷夾帶上船約300人，整條船水泄不通，“全無縫隙”。
這些人，有名震一時的各方大員，也有家財萬貫的富商，還有商人是打算回台過年、收賬，在連金條都不一定換得到船位的時刻，很多人走後門、靠關係才能擠上太平輪，急着到台灣與親人相聚。上得了船，好歹鬆了口氣，不少人陷入熟睡，未來如何，也只能等到這蕞爾小島再作打算，起碼換得眼前短暫的太平。
原本，海上大霧，加上裝貨延誤，上午10時出發的太平輪航班，延至下午4時18分才啟航;開船後，為迴避管制夜航的戒嚴令，沒開航行燈就駛出吳淞口，改變航程，抄近路，直驅基隆港;途中風平浪靜，海象極佳，看來一路無事。未料就在舟山羣島海域由西北向東南方向行駛時，竟攔腰撞上滿載煤礦及木材的建元輪，被撞的建元輪立刻沉沒;有些太平輪乘客聽到巨響與撞擊聲，還曾出來一探究竟，發覺無異狀，也就各自返回船艙就寢。但僅半小時，船上已有乘客驚呼前艙大量進水，原本船員還希望向白節山靠岸、擱淺沙洲;終究擋不住大海威力，僅一刻鐘就沉沒海里。無論有無名氣、是否身纏萬貫，一個個落水者受困於天寒地凍的大江大海，無分貧富貴賤，多因此凍死或溺斃，僅38人獲救，徒留身外物的珠寶、首飾、文牘在海面上沉浮。
或正如倖存者徐志浩描述那人間煉獄景狀，“一個母親手緊緊地挽着她四個兒女，四個孩子也都緊緊地擁抱着他們那位唯一的最後的保護者，他們都知道這是死亡的一剎那，最後，他們完全被無情的海水吞了下去。我也看見用手巾滿包着的金條，在人們全身只剩一個頭在水面時，這時價值百萬金圓的金條也都不再戀惜地被送到了海的懷抱裏。什麼都在這時成了廢物。”後續賠償與善後當然是爛賬一場;因為太平輪沉沒後五天，北平失守;緊接着，國民政府南遷廣州。海上死了千餘人，不過是這場大變局的序幕而已，自顧不暇的國民黨又哪有力氣幫罹難者家庭料理官司？
相反地，無視命運女神的戾氣，越來越多對時局憂心的人，似乎渾不知太平輪噩運般，想以更快速度，擠上開往台灣的客輪，難民絡繹不絕。是以罹難者家屬固然面臨生離死別的悲慟，甚至站在碼頭，眺望不可知的將來，內心無比驚駭悲痛。但在這無情的大時代，誰又不是如此？但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於1949年湧進台灣，住房、物價、糧食短缺等問題迅速浮現。當時在台主管政務的陳誠，也受不了這沉重的壓力，宣稱為防止人口過度增加，確保台灣治安，實施嚴格的入境管制，規定凡登船者須有身份證、入台證，否則一律原船遣返。為防堵可疑人、親共人士在台灣境內逗留，台灣方面還厲行了户口檢查，以求“肅清內奸”，也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揭開了序幕。
船難，固然改變了一個個家庭的命運與生命軌跡，但當國難凝結成一滴滴觸手可及的淚水，映照着絕望的死亡，人才會有所感，這便是亂世;每個微不足道的片刻決定，都可能是一人、一家、一城、一國的命運轉捩點，生命竟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或正因此，在台灣，太平輪成了件不容輕易開口言説的禁忌;僅留基隆港東16碼頭，立有于右任手書“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10個大字刻在雪白石碑上，彷彿留住些許痕跡。但隨岸邊土石積累，碑石離海岸越來越遠，更被海軍基隆後勤指揮部圈進營區;以軍管之嚴，連家人都難去弔唁;太平輪更一度遭人遺忘。
畢竟，太平輪的覆滅代表了國民黨1949年之際，倉荒奔逃、不堪回首的過去，是那個驚慌失措、去日無多的年代註腳。既然，連中聯集團被扣押抵債的輪船都在高雄港的倉庫中鏽蝕腐敗，何不把深海之中的太平輪一併遺忘？幾十年後，當我們再度望向台灣海峽，兩岸武力僵持氛圍似已成往事，斷絕幾十年的兩岸航線重新啟航;只剩太平輪與許多罹難者仍長眠在嵊泗島西南方向、白節山海域55公尺的深海海底，1949年的倉皇失措、恐懼、悲慟恍如隔世。這船上的人們似乎從未離去，只是與許多渡海來台、卻在海峽折戟沉沙的先民一般，俱成亂世悲歌的一頁。
但即便倖存者，逃離也成了他們生命中的主題，有人自此骨肉分離、抱憾終生;有人畢生顛簸、備受坎坷。這許許多多有限生命，追求的不是桃花源，更絕非摩西式的出埃及記;或只是亂世之中的些許太平，求個安身之所。雖然卑微了些，卻是人們最誠摯的期待。一如北京永寶齋店主常子春，他帶着妻子、七名子女與弟弟搭上太平輪，為只是想來台有個好發展，未料因此家破人亡。生死一瞬間的殘酷並未擊潰常子春，日子總要過下去;哀痛之餘，他後半生協助當局創建台北第一座清真寺，圓頂尖塔、氣象萬千，至今仍矗立在大安森林公園旁，為全台伊斯蘭教最重要的精神象徵。
“不因為悲劇而放棄，而是重新出發”，這重生的力量，足以超越傷痛、超越顛沛流離，甚至超越亂世，或許才是已然靜卧在寬闊的大海，安息於永恆平靜的太平輪，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