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1865—1936)，曾用名啟瑞，字芝泉，晚年號稱“正道老人”，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生，安徽合肥人，人稱“段合肥”，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太平集(今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區三十鋪鎮太平村)。民國著名政治家，號稱“北洋之虎”，皖系軍閥首領。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討伐對象。
曾助袁世凱練北洋新軍，而後以此縱橫政壇十五載，一手主導了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的內政外交。有“三造共和”的美譽，後來因寵信徐樹錚，迷信武力統一，為直系擊敗而下野，曾藉助和張作霖和孫中山的三角同盟而復出。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段嚴詞拒絕 。1933年1月，蔣介石派專使迎段祺瑞南下，委以“國府委員”銜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於上海宏恩醫院。
一生清正耿介，頗具人格魅力，號稱“六不總理”，曾四任總理，四任陸軍總長，一任參謀總長，一任國家元首。是中國現代化軍隊的第一任陸軍總長和炮兵司令。任過中國第一所現代化軍事學校——保定軍校的總辦。
段祺瑞曾有“三定共和之功”，對中華民國的初創和鞏固居功至偉，卻又屢次破壞法統，視國會、憲法為私器。他素懷“一匡天下之志”，是軍閥派系體制和“武力統一”政策的首倡者，卻在五天內輸掉半生功業，此後僅以北洋系元老的面貌出現。他留德卻曾對德宣戰，親日卻又贊同抗日，早年仗劍殺人、晚歲茹素禮佛，老對手李烈鈞贊他“碩德久為天下望，大雄終合佛家風”。
“再造共和”：為袁氏安排體面退路
1912年3月，袁世凱令唐紹儀組織第一屆內閣，這是其中部分閣員合影。前排左為教育總長蔡元培，右為國務總理兼交通部長唐紹儀，後排左一為農林部總長宋教仁，左三為陸軍部總長段祺瑞，左四為司法部總長王寵惠
就本質而言，辛亥革命乃是太平天國戰爭以降中國中央政府權力碎片化現象的重現。清廷在甲午、庚子兩度戰敗之後，企圖藉助編練新軍和“預備立憲”來扭轉這種趨勢，在“新政”名義下把軍事、財政和行政全權重新集中到中央。但滿清終究是以異族入主中原，正當性存在天然缺陷，當深受共和思想浸淫的漢族先進分子把滿人的“新政”解讀為強化民族壓迫和民族控制時，這種集權政策也就喪失了維持下去的根基。而南方革命者之所以願意與袁世凱展開合作，也是看準了袁氏的本質乃是李鴻章這類漢人強力疆臣的再現，在抵制滿人集權方面和民軍利益一致。
共和肇建，袁世凱控制的北洋軍系統與同盟會控制的各路民軍各據半壁江山，在軍事上形成大致的均勢；但對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及中央與地方的根本法律關係，雙方的觀點相去甚遠。宋教仁試圖以責任內閣制牽制袁世凱，為此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積極投入國會大選。此舉不僅引起袁氏的忌憚，對敵視宋教仁本人的若干同盟會元老、幫派分子以及北方官僚也是莫大的威脅。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國民黨以合法方式控制北京政權的最佳機會就此失去。此後南北雙方訴諸武力，爆發“二次革命”。袁世凱利用國民黨控制的各省分佈零散、難於聯成一體的缺陷，派兵南下，終於掃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礙。
袁氏當國之初，段祺瑞先後出任陸軍總長和代理國務總理，繼續鞍前馬後地為老上司效力。1913年底他奉命署理湖北都督，將在南方頗有人望的黎元洪裹挾北上；次年又兼領河南都督，主持鎮壓聲勢浩大的白朗起義。然而到了1914年秋，兩人的關係發生了罕見的轉折：袁世凱既已用武力平定東南各省，又藉助《中華民國約法》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主導權，便轉而嘗試擺脱對北洋軍的依賴，以進一步擴大個人權勢。這當中的邏輯極為微妙——清朝末年，北洋諸將不過是滿人控制的國家機器中缺乏政治能量的棋子，在財源、聲望和外部保護方面絕對依賴於袁氏；但時隔十多年，他們或者已在中央政府佔有一席之地，或者成為地方大員，對“袁公”的需求和忠誠度出現了大幅下降。而袁世凱欲使個人在法理上的長期統治（可連選連任總統）確實化，就必須避免昔日的袍澤成為另一支南方民軍。為此，他一方面竭力削弱各省軍事首長的權限，一方面遴選青年軍官編練模範團，試圖弱化北洋軍人的地位。
段祺瑞對此自然心知肚明。他一來不滿袁氏干預陸軍部事務，二來基於一貫的民族主義傾向，反對與日本訂立“二十一條”，遂於1915年春稱病不理部務。此後袁世凱的帝制野心日益暴露，段氏乃慨然自謂：“我當年曾發採取共和之電，如今（倘）又擁護項城登極，國人其謂我何？恐二十四史中，亦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論公，我寧死也不參與；論私，我從此只有退休，絕不多發一言。”
然而段祺瑞依舊保持了對袁氏個人的忠誠和情誼。當“中華帝國”難以為繼之時，他受袁世凱之邀出任政事堂國務卿（後改回“國務總理”原名），為後者安排了較為體面的退路。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後，段以國務院名義發佈公告，援引《中華民國約法》（已在袁世凱稱帝后被廢棄）第29條，宣佈由副總統黎元洪代行大總統職權。
“三造共和”政治回報遠不及前
袁世凱亡故之後，段祺瑞成了北洋軍系統事實上的盟主。但他相較袁氏有幾點劣勢：馮國璋、王士珍等人在資歷和地位上與他相差無幾，不可能聽從他的調遣；段氏個性刻板剛直，籠絡人心的能力遠不及昔年的袁世凱；西南反袁諸省已經形成事實上的割據，南北對立的局面再度出現。有鑑於此，段祺瑞並未直接走上前台，而是着手將北洋舊將結合成同盟，共同操縱政局。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北方七省代表就在徐州集會，約定“團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9月20日，十三省督軍又在徐州第二次集會，形成“督軍團”這一各省軍人勢力的共同體，規定“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擾亂與各省為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為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清末疆臣弄權的局面不僅重演，而且升格為更直接的武人干政模式，以至於政府政策和人事任免不經過督軍團首肯就無法成行。段祺瑞自於北京任其國務總理，大小事務皆與徐州的督軍團會議互通聲氣，權勢較1915年之前更盛。
在這樣一位總理之上擔任大總統自然不是輕鬆的事，然而被段祺瑞作為過渡人物抬出來的黎元洪並不甘心成為傀儡，他以原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議員組建的憲政商榷會為依託，與總理府爭權，形成兩虎惡鬥之勢。到1917年5月，府院之間圍繞對德宣戰問題終於徹底決裂。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總理職務，他深知國是若無督軍團的認可勢必難以為繼，竟引火上身，求助於督軍團會議盟主、長江巡閲使張勛。後者素有恢復帝制的念想，此時乘機要求黎元洪解散國會，並領兵進京。7月1日，張勛扶植清帝溥儀再度登基，史稱“丁巳復辟”。
為反對張勛復辟，由段祺瑞和馮國璋的部隊組成的“討逆軍”進入北京
張勛復辟之舉令黎段兩人都大感意外，前者悔恨於引狼入室，反被其禍；後者則意外於督軍團盟主竟自行其是，置團體利益於不顧。但段祺瑞畢竟身為軍人，反應極其敏捷，復辟不過兩日，他就趕到了位於天津馬廠的陸軍第8師師部，宣佈以第8師、第16混成旅（駐廊坊）和第3師（駐保定）組成“討逆軍”，向北京挺進。梁啟超為段起草了反對復辟的通電，並手書一聯，懸掛於第8師軍旗之下：“上將軍段祺瑞討叛國逆張勛。”7月12日，討逆軍攻入天壇和皇城，溥儀再度宣佈退位，段祺瑞則在兩天後復行總理之職。此即他的“三造共和”之功。
然而這一次，“捍衞共和”帶來的政治回報遠不及1912年和1916年來得豐厚。張勛的輕妄之舉使得作為整體的督軍團不復存在，餘者再度發生分化，以湖北、江西、江蘇三省督軍（即所謂“長江三督”）為首的力量集結在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周圍，形成一個比黎元洪更具威脅性的權勢中心。段氏為鞏固自身地位，決意採納梁啟超的建議，不再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在袁世凱稱帝之前選出），而另起爐灶組織臨時參議院，準備選舉新國會。對此大感不滿的150餘名舊國會議員乃離京南下，與叛離北京政府的海軍第一艦隊主力一同到達廣州，組成了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護法軍政府”，獲得西南七省的響應。段祺瑞最初欲訴諸武力，他派遣第8、第20師開入湖南，企圖擊破倒向南方的湘軍主力。但馮國璋巧妙地效仿辛亥故事，在11月中旬授意前線將領通電主和，護法軍一側的湘粵桂聯軍乘機攻入長沙，使段祺瑞的親信、新任湖南督軍傅良佐落荒而逃。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引咎辭職。
皖系的三大支柱
南北分裂的現實以及馮國璋的掣肘使他突然理解了當初袁世凱集權的用意；鑑於統一的督軍團已不可能再恢復，段氏開始嘗試以他本人為中心集結政治、軍事和財政力量，力圖完成“武力統一”之夢。由於段祺瑞及其親信的籍貫，這一派系也被稱為皖系，其三大支柱則是“安福國會”、“西原借款”和“參戰軍”。
1917年11月，段祺瑞召集的臨時參議院修改了國會組織法和參眾兩院選舉法，將兩院議員人數分別削減為168名和406名。段氏的智囊、陸軍部次長徐樹錚隨後就在宣武門外安福衚衕組建了“安福俱樂部”，從陸軍部公費中每月撥出30萬元用於籠絡、收買議員候選人，對無法收買者則暗中變造或更換其選票，甚至僱用乞丐、小販、無業遊民參與投票。結果在1918年春夏之交的國會大選（僅14省和蒙、藏、青海蔘與）中，受安福俱樂部籠絡者竟獲得兩院574席中的330席，此外與段氏結盟的交通係獲得140餘席，國會自此成為皖系的工具和附庸。
袁世凱帝制自為期間，歐美國家暫時中止了對華借款，加上護國戰爭引發的經濟動盪，至1916年秋，北京政府的財政已瀕臨破產。此時日本新首相寺內正毅有意變更對華政策，以金融、外交等柔性手段擴大在中國的影響力，獲得了段祺瑞的呼應。1917年1月，寺內的幕僚西原龜三在北京與中國交通銀行總理曹汝霖（交通系領袖）簽約，由日本興業銀行向交通銀行借出500萬日元現金。隨後的10個月裏，經西原之手由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向中方借貸的款項共達7筆、1.4億日元（約合1.1億銀圓）之多，以山東和東北的鐵路、礦產、森林作為抵押。借得款項除1/4用於軍費外，有將近2/3用於日常財政開支，以穩定政局、收拾人心。
西原借款之中，有2000萬日元由陸軍部直接調度，用於編練一支3個師又5個混成旅的新部隊。其時皖系直接控制的有浙江、山東、安徽、福建、河南各省，每省各有一師左右的部隊，另有第9師常駐近畿。但北軍南下征伐不敢信任當地部隊，必須直接派兵至衝突省份；皖系因為缺少機動兵力，不得不倚重馮國璋直系所屬的部隊，效率自是大打折扣。段祺瑞在獲得日本借款後，即以“準備對德參戰”為藉口，令徐樹錚編練一支日式裝備的直屬新軍，以為武力統一的基幹。由於中國最終並未參與對德戰事，參戰軍嗣後又更名為“西北邊防軍”。
不過，“北洋之虎”沒有耐性等到參戰軍練成再對南方用兵。1917年12月，皖系的安徽督軍倪嗣沖和山東督軍鄭士琦在天津會議上説服了直系的第3師師長曹錕，湖南前線的戰火遂重新燃起。徐樹錚更勸誘處於超然地位的東三省巡閲使張作霖帶兵入關，逼迫馮國璋同意繼續南征。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度就任國務總理，“武力統一”重新成為北京的主流聲音。但段祺瑞在這個關頭犯下了兩大錯誤——當第3師在3月26日克復長沙後，他並未將湖南督軍一職授予曹錕的前敵總指揮吳佩孚，反而以未建寸功的皖系軍人張敬堯為督軍兼省長，使曹、吳迅速與他疏遠。而徐樹錚為震懾直系中的主和派，竟在6月14日悍然捕殺前第7師師長陸建章，使直軍人人自危。吳佩孚遂於7月主動與南軍啟動和談，並收兵北歸。段祺瑞被迫於10月10日與馮國璋一同辭職，再度隱居幕後。
不過，“段合肥”對“武力統一”的可行性始終不曾懷疑。儘管被迫辭去國務總理之職，但繼任者卻是其得力助手靳雲鵬，“安福國會”則選出了手無寸鐵的老同事徐世昌作為新總統，兩項都合於他的心意。邊防軍方面，徐樹錚於1919年10月出兵外蒙古，迫使後者取消“自治”、重新承認中國對當地的主權，一時蜚聲海內。南方的護法軍政府亦在1918年中進行改組，孫中山被迫出走，其正當性大大削弱。再度南征的最佳時機似乎即將到來。
“武統”大業灰飛煙滅
1924年11月，天津日租界，段祺瑞（左四）與張作霖（左三）、馮玉祥（左二）等召開“天津會議”後合影
然而，繼馮國璋之後成為直系領袖的曹錕已決意不再受愚弄。1919年冬，他藉助張作霖與徐樹錚決裂的機會，組織起以“長江三督”和東三省為中心的七省同盟，決意共同抵制皖系的“武力統一”政策。曹錕的得力干將吳佩孚則從湖南前線頻頻發出電報，要求廢除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並直斥“安福系危國禍民，腥聞天下”，宣稱自願“為國除奸，義無反顧”。1920年2月，他更通電聲討“政府近年來舉措設施，無一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景慕者則排擠之？？舉滿清所不敢為、項城（袁世凱）所不肯為者，而政府悍然為之”！4月9日，直奉聯盟在保定會議上提出了重組內閣、更換南北和談代表、撤銷督辦西北邊防事務處、將邊防軍收歸陸軍部管轄等主張，段祺瑞已無退路，遂自稱定國軍總司令，於7月14日正式與直系開戰。
若以賬面實力論之，皖系在戰前據有察哈爾、熱河、綏遠、山東、陝西、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各省，新編成的邊防軍更是陣容齊整。但東南各省受地理位置所限，無法對戰局施加影響，山東和安徽則只有自保之力。集結在北直隸地區、用以保衞京畿政治中心的只有邊防軍第1、第3師和第1混成旅，以及中央陸軍第9、第13、第15師，共約5萬餘人的兵力。由於自組建以來甚少參與實戰，邊防軍的戰鬥力遠不及預想的強大。而直軍沿京漢線北上的雖然只有第3師和4個混成旅、4個補充旅，總計4萬人的兵力，但第3師多年來一直是南征作戰的主力，靈活性和士氣相當可觀。7月16日，西路直軍由固安猛撲邊防第1師，後者的炮彈誤落入第15師陣地，令這支原系直軍改編的部隊當場潰散。東路的徐樹錚最初斬獲小勝，但與直系結盟的奉軍隨後趕到戰場，抄襲皖軍後路，徐樹錚僅單人匹馬逃出。中路的邊防第3師見大事不妙，乃主動撤出戰場。戰事在短短五天內就決出了勝負，皖軍共傷亡3600餘人，徐樹錚、王揖唐、段芝貴等10名首腦人物逃入東交民巷。7月23日，直奉聯軍進入北京，解散安福國會，皖系自此喪失對中樞的控制
段祺瑞本人自然不必像他的智囊和干將們一般，或避居使館，或出逃異邦。曹錕、吳佩孚念及與他的師生之誼，對他個人依舊予以優待。這位“北洋之虎”花了很長時間才接受自己的“武統”大業已經灰飛煙滅的事實，在審時度勢之後，他突然變成了自己一向反對的緩和路線的推崇者。當直系也隨着慣性開始投入“武力統一”的漩渦之後，段祺瑞轉而策動浙江、福建兩省的皖系殘餘勢力和奉系以及兩廣組成“三角同盟”，共同針對直系。這種政治姿態加上殘存的威望，使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成了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選——獲勝的張作霖和馮玉祥形成了新的均勢，需要一個無權無勇的元老級人物充當形式上的國家元首。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他又一次取消了《臨時約法》，再度解散舊國會，但這一次主要是迫於奉軍和馮玉祥國民軍的壓力。
1926年4月9日，起兵反奉的馮玉祥派鹿鍾麟部包圍執政府辦公處，段祺瑞和各局局長避入東交民巷。4月20日，這位監國者離開北京返回天津寓所，最後一次脱離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隨後的十年裏，他以學佛自遣，間或評論國是。1933年，他移居上海，受到早年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蔣介石的優待，並曾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未就任），直至1936年病逝。昔日的學生和對手吳佩孚手書的輓聯，最好地概括了他的歷史地位：“天下無公，正未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奠國著奇功，大好河山歸再造；時局至此，皆誤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戰，憂時承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勛。”
軍人政治的“舊”與“新”
與袁世凱、張勛這樣的帝制愛好者相比，段祺瑞或可稱為新式軍人；他曾經三度為共和制的萌芽和鞏固立下殊勛，並因此獲得世人讚譽。然而當他本人成為共和國的實際掌權者時，表現卻又極其粗暴和笨拙。他毀約法、搞賄選、挑動內戰、唯我獨尊，以“共和將軍”始，以孤家寡人終。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段氏崛起於反對清室以及袁世凱集權的過程，最後竟也在“武力統一”的幻夢中自戕；在他之後，直系、奉系前仆後繼地落入這一怪圈，無一倖免。
如果把中、德、墨等國的軍人監國者視為一種類型，則他們的出現，都可歸因於那場劇烈而短促的革命。延續了數百甚至上千年的君主專制在短期內宣告解體，新制度卻尚無思想、社會和經濟基礎。這種情況下，軍人因為掌握了暴力機關，又被視為秩序的象徵，在短期內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這些監國者所依憑的理念和資源動員方式依然是舊式的，他們對新局面既無法理解、又無法引導，全憑傳統和本能行事。段祺瑞的治國理念與行事風格大半照搬袁世凱，他雖然也曾試圖聯合政黨分子與知識界人士，骨子裏卻仍認為“我輩衝鋒陷陣，始奏膚功，結果乃為幾個文人造機會，恐也有憤慨不平者”，只將其作為點綴。至於“武力統一”，則是出自舊式王朝的一貫目標。由於無法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安排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結構，國家只能在“分裂-集權”的振盪中反覆循環。
然而監國者亦有其可愛之處。由於尚未拋棄“忠君體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在政治控制、資源動員以至經濟壓榨方面手段也較簡陋，舊式武人政治對社會生活和國民生命造成的破壞明顯小於後來的現代化革命。段祺瑞沒有對其部隊進行過嚴格的政治訓練，沒有特務機構監控和驅使部下，沒有無所不至的税務機關進行掘地三尺的斂財；他的軍隊大體仍由半文盲的農民組成，人數有限，作戰的死傷也僅限於千人級。在直皖戰爭後十年爆發的中原大戰中，各方動用兵力超過140萬人，作戰人員的傷亡高達近30萬人，這是“北洋之虎”斷然無法想象的。而在北洋武人執政的時代，政治自由雖屬虛無縹緲，思想與言論受到的管制仍較為有限。這種觀念、組織和效率方面的差距，正是後來的國民革命軍能戰勝軍閥武裝的主因。如湯爾和挽段氏聯所云：“蓋棺也無定論，更休説為功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