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60年代初期，雖然美國不斷加緊分離台灣，推行和製造“兩個中國”，但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比任何時候都響亮，而海峽兩岸的“炮戰”也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美國分離台灣的圖謀始終未能得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根據1943年美、英、中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於1945年10月從日本手中接收了台灣和澎湖列島，該地區一切事務均歸於中國主權之下。這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不久，隨着國民黨政府對台灣統治的危機、中國國內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及新中國的建立，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外勢力，為了保持其在台灣及整個亞洲的利益，適應冷戰的需要，即陰謀策劃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整整十年裏，美國炮製出一個又一個分離台灣的論調。國民黨蔣介石雖然依靠美國打內戰，並依賴美國的庇護偏安台灣，但是卻堅守一箇中國的立場和原則，對美國分離台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先後五次反對、抵制並粉碎了美國企圖分裂中國的圖謀。
一、反對“聯合國託管論”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不久，由於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美國感到台灣局勢不穩，為防止中國共產黨控制枱灣，美國有關官員遂提出台灣由“聯合國託管”的言論。雖然這一問題在當時並未成為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但這卻是戰後美國分離台灣的開始。
1947年3月，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館的官員就向華盛頓建議，稱目前台灣在“法律上”還是日本的一部分，用聯合國名義進行直接干涉，待有了一個“負責的中國政府”後再歸還中國。這一建議不顧中國已根據有關文件正式接收了台灣的事實，而要聯合國再行干涉，是為“聯合國託管論”的先聲。5月，剛卸任的美駐台副領事喬治·克爾向美國務院遞交備忘錄，明確提出為阻止台灣可能為共產黨控制的情況發生，台灣必須置於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與此同時，美國一些人士還極力支持“台獨”分子廖文毅拋出主張“台灣由聯合國託管，爭取公民投票自決”的所謂“台灣問題處理意見書”。同年8月，魏德邁使華時就此問題到台灣進行調查後稱，現在“有跡象表明台灣人對美國監護或聯合國託管是會接受的”(注：資中筠：《美台關係四十年》第21頁。)一時間，“託管”論調四起。當時參與策劃和鼓譟“託管運動”的美國駐華機構有：美國駐台領事館、台北美國新聞處、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以及美聯社、合眾社等等。其中主要人物除柯喬治外，還有美國駐台副領事卡爾、情報組長摩根和台北美國新聞處處長卡度等人。(注：賈亦斌：《論台獨》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
台灣剛剛歸還中國，美國就企圖進行分離，此舉引起國民黨蔣介石的高度警覺。當時，上海《新民晚報》刊載文章，抨擊“託管”論調，指出，美國“野心分子”正利用目前中國的危機，積極爭取台灣上層人士，推動台灣“託管”。文章首次披露了魏德邁訪台情況及美國人辦的報紙鼓吹“台灣託管”的言論，揭露了美國在台灣建立空軍基地的情況以及美國某些人士有關“託管”的言行。1947年12月，台灣省主席魏道明根據蔣介石的旨意發表長篇講話，以強烈的措詞嚴厲駁斥“託管”謬論。他説，謠傳台灣人民希望脱離祖國而願受外國的統治，這一説法不僅是對台灣人民的侮辱，也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他以事實説明了台灣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以及歸還中國的經過後指出，戰後可能遠東有一些遺留的問題有待對日和會解決，但是，台灣問題早已決定，《開羅宣言》已明確指出台灣應歸還中國。最後他表示，堅決反對在對日和會上討論台灣問題，如果發生這種情況，600萬台灣人民和4億5千萬大陸的中國人民將不惜為之流血鬥爭。(注：資中筠：《美台關係四十年》第22頁。)表明了國民黨當局的嚴正立場。
1948年3月，國民黨南京當局為了弄清“託管運動”的來龍去脈，特派“行政院長”孫科到台灣進行實地調查。孫科一到台灣就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點名譴責美國領事館及美國新聞處。美國當局不得不將卡爾、卡度等人撤換。(注：賈亦斌：《論台獨》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美國某些人策劃的“託管運動”暫告失敗。但是，美國企圖分離台灣的步伐並未停止。
二、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
“台灣地位未定”是繼“託管論”破產後，美國製造的分離台灣的又一論調。從1948年底開始，美國一些重要人物就或明或暗地向台灣有關官員散佈“台灣在‘法律上’還不是中國領土”言論。1949年3月，由美國務院提出經總統批准的對台基本政策目標是“不讓台、澎落入共產黨手中”，“為達此目標，最切實際的手段就是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分離開”。
當時，美國務院新聞發佈人發表談話稱：“台灣地位在戰時與庫頁島完全一樣，其最後地位將由一項和約決定”。(注：《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RUS)1949.第328頁，轉引自《美台關係四十年》25—31頁。)公開了其官方觀點。
國民黨瞭解到美國這一意圖後，立即作出反應，由剛去職的“前外交部長”王世傑在台灣發表公開講話，嚴厲批駁這一論點。他説：台灣是“收復失地”，不是“軍事佔領區”，中國對該島的內政外交有絕對主權;自1941年中國對日正式宣戰以來，《馬關條約》已經失效，自那時起，台灣在法律上就已歸還中國，到戰爭結束時再從日軍手中實際收回。他要求大家對“帝國主義實現直接或間接控制枱灣的企圖”提高警惕。(注：《美國對外關係文件》(FRUS)1949.第304頁，轉引自《美台關係四十年》25—31頁。)這個講話，表明了國民黨在這一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為美國正式提出“台灣地位未定”及付諸行動提供了時機。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注：美國《國務院公報》，1950年7月3日。)與此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一方面阻止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另一方面也不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美國還向台灣當局轉交備忘錄，要求蔣介石配合美國的行動，不出動海空軍進攻大陸。隨後恢復了對台灣軍事及經濟等方面的全面援助。至此，美國分離台灣的政策固定下來，並付諸以行動。
國民黨蔣介石對朝鮮戰爭的爆發及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自然十分歡迎，這樣可以藉助美國的力量阻止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從而得到喘息之機。但是與美國想法不同的是，蔣介石不僅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且想利用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實現其“反攻大陸”的夢想。在這一點上，蔣介石與美國可説是同牀異夢。因此，就在美國政府向蔣介石轉交備忘錄的次日，台“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接受美國的要求，已命令海空軍停止對大陸的攻擊;同時又聲稱，“這只是應變措施，對於中國政府統治台灣之地位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均不產生影響”。(注：《美台關係四十年》第267頁。)明確表示了國民黨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及“中立”台灣的方案是持異議的。美國則一再告誡蔣介石不得輕舉妄動;而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也一天沒有停止。在這一問題上，蔣介石與美國的矛盾十分尖鋭。
在“台灣地位未定”的前提下，美國又一手導演了“對日和約”問題，提出重新討論台灣未來地位，並毫無理由地將新中國和台灣當局全部排斥在和約之外。在這一問題上蔣介石與美國的矛盾衝突再起。
所謂對日和約，即戰後由參戰國與日本簽訂一項條約，以解決戰後遺留問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深感台灣、日本作為其遠東戰略基地的重要性，因此，既要分離台灣，又急需改變日本的地位，解除其被佔領狀況，因此加緊了對日和約的步伐。因為中國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和重要的抗日力量，理應是參加對日媾和會議必不可少的國家。然而，由於新中國和台灣當局在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問題上立場都是堅定不移的，無論哪一方的中國人蔘加會議，美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的目的都不可能達到。因此在會議準備過程中，對日和約顧問杜勒斯藉口美國同中共在朝鮮處於交戰狀態，反對新中國出席。但英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台北出席代表。就這樣，新中國和台灣當局均被排斥在舊金山會議之外。1951年6月，美英兩國起草的關於對日和約聯合聲明草案，提議：“日本放棄其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而“該條約的本身將不決定這些島嶼的未來歸屬”。(注：《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RUS)1951年，第6卷，第1134頁。)同時，兩國又商定，中國將不被列入對日和約的簽字國，而由日本和台灣當局單獨簽定一個雙邊“和約”，其有關台灣歸屬問題的條款要與舊金山對日和約一致。
美、英兩國的這一行徑激起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一致譴責。1951年6月14日，台“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表示“中國”參加對日和約的地位與盟國平等，不接受含歧視性條款。6月18日，蔣介石發表聲明，稱台灣當局參加對日和約的權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視性條款。7月11日美英公佈對日和約第二次方案，中國仍未被列入簽字國，台灣當局即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9月3日，即舊金山對日和會開幕的前一天，葉公超再次發表聲明，稱舊金山對日和會所簽定的條約對台灣當局沒有約束力。9月8日，美英等49國在排除中國參加的情況下，通過了對日和約。該條約沒有明確台灣的歸屬問題。
可以説，在這一過程中，蔣介石反對“台灣地位未定”的態度是堅定的。即使迫於美國的壓力，台灣當局雖然接受了同日本“單獨媾和”的方案，但蔣介石卻始終沒有放棄一箇中國的原則立場。
三、反對“外島停火論”
所謂“外島”即美國對國民黨佔領的相對於台、澎以外的大陸沿海島嶼的總稱。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在“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基礎上，又企圖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在1954年發生的第一次“台海危機”中，美國極力鼓譟“外島停火論”，即意欲先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再行分離台灣之實。在這一問題上，蔣介石與美國進行了極力地抗爭。
1954年9月3日，為了打擊美國侵略政策和阻止國民黨軍隊對東南沿海的侵襲以及反對美蔣醖釀簽定《共同防禦條約》，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閩部隊向金門發動了猛烈的炮擊。國民黨軍隊立即發炮還擊，並出動飛機、艦隻相配合，同時台灣當局提出“充實戰力，加強動員，準備轉防守為反攻，今後施政悉以適應作戰為中心”。(注：台灣《中央日報》1954年9月15日。)一時間，金廈海峽硝煙瀰漫，雙方炮擊達到白熱化。
“台海危機”發生後，立即引起美國的高度關注。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急忙召開會議，討論沿海島嶼局勢及對策。此時美國面臨的棘手問題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幫助，國民黨無力守住這些沿海島嶼;如果美國幫助國民黨防守外島，則將捲入與中國的戰爭，必然遭到世界及國內輿論的譴責。這就是説，為了這幾個小島，美國要冒同中國交火的危險。美國既要支持國民黨政權，保住在台灣的利益，又不想捲入中國的內戰。這就是美國面對“台海危機”而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當時，美國情報部門估計，中國大陸雖有足夠的兵力攻克沿海島嶼，但要付出巨大代價。它推測，此舉可能是中國對美國的試探性行為。因此，美國政府及軍方高層均主張“不必介入外島糾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策劃的“外島停火論”便出籠了。此即將中國大陸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並爭取達成停火決議。這樣，既不使美國捲入沿海島嶼的爭端，又能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實為解決這場危機的兩全之策。在取得英國的支持後，美國將“停火議案”交由新西蘭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出。
美國此舉遭到國民黨蔣介石的堅決反對。台灣當局強烈反對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以及“停火”的建議。在國民黨看來，沿海島嶼爭奪純屬中國內戰，如交安理會討論，可能會在聯合國內出現“兩個中國”的前景而危及其“法統”地位;而所謂的“外島停火論”，等於要國民黨放棄“反攻大陸”，為“兩個中國”的合法化鋪設道路。這些都是台灣當局無法接受的。
實際上，蔣介石的警覺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台海危機”爆發前後，美國國內某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劃在聯合國搞“兩個中國”。美國務卿杜勒斯在同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會談時，堅持説存在着兩個中國，正如同時存在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他還面告蔣介石，美國把台灣同中國大陸之間的衝突看成是國際戰爭而不是內戰。(注：沃倫、科恩主編：《美國與東亞關係的新領域》，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頁。)面對這一系列“兩個中國”的論調，聯繫此次安理會討論所謂“外島停火”問題，不能不引起蔣介石的高度警覺。
1954年10月中旬，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訪台，就新西蘭提案等問題與蔣介石進行了三次會談，蔣介石堅決反對在聯大討論台海停火問題。12月20日，葉公超拜會艾森豪威爾，向他轉達了蔣介石的三點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希望美國防止“兩個中國”的理論和國際上的這一傾向。(注：《美台關係四十年》285頁。)蔣介石還電示台駐美“大使”顧維鈞：“對新西蘭在安理會的行動應予以極大的保留，它將引起巨大的疑惑、憂慮和誤解，並鼓勵和支持那些正在以‘兩個中國’為目標的人。”(注：《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RUS)1955—1957，第3卷107頁。)
1955年1月28日，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在美英的支持下向安理會提出了關於台灣海峽“停火”提案。台灣當局代表蔣廷黻當即反對，此後又在聯大發表演講，反對討論“停火”問題，並痛斥“兩個中國”的言論。2月28日，蔣介石在台北舉行的“國父紀念日”大會上就國際形勢發表長篇講話，強烈譴責在外島“停火”和“兩個中國”的設想是“荒謬絕倫”，稱“大陸台澎均我土地，中華民國領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責提出此主張的“民主國家”是“不守正義”、“不講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注：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印，1984年10月版，第38卷，第334頁。)其後蔣介石在多次接見西方記者時，繼續嚴詞譴責“停火”及“兩個中國”的主張。
在安理會，由於蘇聯代表反對新西蘭提案，並提出關於制止美國侵略中國的提案，又遭到美英拒絕。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情況下，2月15日，安理會決定無限期擱置討論。這樣，美國企圖通過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外島停火”的主張遭到挫敗。
四、反對“金馬撤軍論”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中，當“停火”提案被擱置後，美國又向台灣當局施加壓力，迫其從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撤軍，以徹底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關聯，從根本上消除“台海危機”，亦從根本上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此即“金馬撤軍論”。在這一關係到國民黨“法統”的生死攸關的問題上，蔣介石與美國再次進行了極力地抗爭。
其實，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美國和國民黨有着根本不同的認識，從一開始就存在分歧。在美國看來，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與台灣、澎湖列島的“國際地位”是不同的，這些島嶼從未割讓給日本，美國可以製造“台灣地位未定”，卻無法否認沿海島嶼是中國領土;從軍事上看，這些島嶼沒有什麼軍事價值，對台灣本身的防衞可有可無;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又是分離台灣搞“兩個中國”的一塊絆腳石。
如果美國捲入這場因爭奪沿海島嶼而發生的衝突之中，肯定會被世界譴責為干涉中國內政。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説，美國都視沿海島嶼為一沉重的包袱，早就有意讓蔣介石退出。美曾一再向蔣表明，美台協防颱澎不應包括外島，美將不參與台灣對金門、馬祖、大陳等沿海島嶼的防務活動。而國民黨蔣介石則將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視為其“法統”的象徵，“反攻大陸”的生命線，防禦台灣的前沿。蔣介石認為，有金馬就有台灣海峽，無金馬即無台灣。因此，在這一問題上，蔣介石極力想把美國拖進來，一再要求美國，協防颱澎應包括沿海島嶼;而美國則多次拒絕，極力避免染指，雙方矛盾十分尖鋭。
1955年1月，台海戰事向浙江方向轉移，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月18日一舉攻克了一江山島，威逼大陳島。蔣介石認為，大陳島丟失將危及台澎，要求美國第七艦隊介入大陳地區的戰鬥。美國認為大陳島不具備任何戰略重要性，極力要國民黨放棄大陳島，將兵力收縮到台、澎、金門一線。蔣介石則趁機提出以美國公開聲明把其防衞擴大到金馬作為大陳島撤軍的先決條件。為了使國民黨迅速從大陳島撤退，艾森豪威爾作了私下承諾。這樣，在美國的協助下，國民黨軍於2月12日撤退完畢。在國民黨軍隊撤退大陳島期間，蔣介石多次發表廣播演説和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大陳島撤軍是為了增強金、馬防務，痛斥“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謬論。多次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中華民國”不容割裂;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大陸必須光復，曲解台灣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聲稱只有一個“中華民國”，國民黨絕不放棄返回大陸的權利等等。(注：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印，1984年10月版，第38卷，第339頁。)與此同時，台灣軍政要員也紛紛發表談話，表明堅守金馬的決心。
國民黨撤退大陳島後，金門、馬祖問題突出出來，“金馬撤軍論”甚囂塵上。對此，蔣介石在1955年二三月間多次會見英美記者，表明台灣當局的立場。3月18日，蔣在回答英“泰晤士報”記者提問時指出：大陸系屬“中華民國”之領土，大陸沿海島嶼金門馬祖更為“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領土之一部分，此等島嶼對於控制枱灣海峽保衞台澎具有重要性，“中華民國政府”決心予以保衞。(注：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印，1984年10月版，第38卷，第344頁。)23日，蔣在接見美報人塞爾茲伯格時，對“盟國”建議他撤出金馬錶示憤慨，他説：“試圖強迫我們不經一戰而放棄沿海島嶼是不公正的”，“我們的軍隊在任何情勢下都將不從外島撤退，我們將不對任何的壓力屈服。我們決心打到最後一個人”。(注：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印，1984年10月版，第38卷，第347頁。)兩天後，他在接見美報人霍華德時再次強調：“不論是否獲得美國的援助，中華民國都將全力防衞金門馬祖，一切在所不顧。”(注：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印，1984年10月版，第38卷，第348頁。)為了表示其決心，蔣介石甚至偕夫人宋美齡親自前往金門視察。
雖然蔣介石一再表明堅守金馬的立場，然而美國卻一意孤行，堅持要蔣介石從金馬撤軍。1955年4月1日，艾森豪威爾召開白宮會議，提出讓台灣當局自願撤出金馬，美國則可採取措施鞏固台灣，並決定派特使去台灣做説服工作。4月22日，美遠東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前往台灣遊説。羅、雷到台灣後與蔣介石、葉公超等舉行了兩天會談，表明美國的立場仍然是隻保衞台澎不保衞沿海島嶼，要求蔣同意撤出金門、馬祖。蔣介石堅決拒絕了美國的建議，不同意從金馬撤退，並明確表示，不管有沒有美國的幫助，他都要防守金馬。蔣介石還回顧説，他曾指出，撤出大陳島最終將導致有人提議從金門馬祖撤退;如果現在再從金門馬祖撤退，那麼就連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灣時他能得到美國的支持;如果他放棄金門馬祖，只能導致產生進一步的壓力，走向台灣被託管。會談結束時蔣表示：他的答覆是最後正式答覆。(注：《美國對外關係文集》(FRUS)1955——1957年，第3卷，第151—156頁。)蔣介石在金馬撤軍問題上毫不妥協的態度，使得美國無可奈何。
國民黨不僅拒絕從金馬撤軍，反而趁“台海危機”緩和之機增派兵力。1955年6月27日，蔣介石召見美軍援顧問團團長蔡斯，提出台擬向金門增援一師兵力。此舉再次引起美國高度重視。因為自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侵佔台灣海峽後，為使台灣地區“中立化”，美國就規定台灣對大陸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前須徵得美國有關方面同意。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雙方又以換文形式達成一項諒解，即美台雙方無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在台海地區擅自採取進攻性軍事行動。因此，當得知蔣要向金門增兵一事後，美國家安全委員會立即向蔣重申：根據雙方換文，美國有權阻止台灣向金門增兵。但是，蔣介石仍堅持增兵金門。9月17日，蔣介石不顧美國的抗議，冒着違背美台換文精神的風險，下令增兵金馬。1956年6月，台灣當局確定金門、馬祖為戰地政務區。到1958年夏，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前夕，有三分之一的國民黨陸軍被佈置在這兩個羣島上，表現了蔣介石防守沿海島嶼的決心。
五、再反“金馬撤軍論”
1958年8月23日，以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為焦點的國共炮戰再度爆發。雙方以炮戰為主，以海戰、空戰相交錯的規模空前的戰爭在金廈海峽延續40余天，國內外為之矚目。此即第二次“台海危機”。
第二次“台海危機”爆發伊始，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排山倒海之勢的炮擊，美國態度比較強硬。它聲稱美對台有條約義務，並調兵遺將，在台灣海峽集結軍事力量，擺出一幅介入“台海危機”的架勢。到9月初，美國介入“台海危機”的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但為避免捲入中國內戰，其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美國空軍並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補給艦隊屢遭重創，由美國“護航”的行動連遭失敗。在進退維谷之中，美國故技重演，先呼籲停火，然後逼迫蔣介石撤退金馬。於是“金馬撤軍論”又起。
9月17日，美國務卿杜勒斯就台海緊張局勢提出：雙方停火，找出和平解決的辦法。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美國以前就認為把為數眾多的部隊部署在金門、馬祖是相當愚蠢的，“如果有了停火，我們的判斷，甚至是軍事上的判斷，就是，使這些部隊繼續駐紮在那裏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謹慎的”，公開聲稱國民黨當局應該從金馬撤軍。(注：《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2輯下冊，第2859頁。)
然而，國民黨的神經最敏感之處也正是這一點。就在杜勒斯記者招待會講話的第二天，蔣介石在高雄對美聯社記者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談話，表示堅決反對減少外島駐軍，反對使沿海島嶼的地位有任何改變的做法，聲稱台灣沒有接受停火的義務。他還強調説：“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説過據説是他説的話，這也只是單方面的聲明，因此我的政府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注：《中美關係資料彙編》第2輯下冊，第2824頁。)不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指名道姓地將分歧公之於世的。10月2日，美駐台“大使”拜會蔣介石，解釋美國的對台政策。次日，台灣當局“外交部”聲明，表示堅守金門、馬祖，不減少外島駐軍。這一天，蔣經國代表蔣介石赴金門慰問軍隊，表明國民黨堅守金馬的決心。可見，在撤退金馬問題上，蔣介石與美國的矛盾已達白熱化。
在美蔣矛盾衝突中，中國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各種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的陰謀，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雙方“一箇中國”的共同利益，於是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10月6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發佈告台澎金馬同胞書，向台灣當局表達了這一新的政策立場，並決定，從即日起停止炮擊一週，以使台灣方面充分自由地向金馬運輸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注：《人民日報》1958年10月7日。)10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再對金門停止炮擊兩週，以使金門軍民得到充分補給，以利他們固守。(注：《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4日。)
美國認為，目前停火提供了一個機會，一再敦促蔣介石撤軍。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分別發表談話，表示台灣當局在沿海島嶼駐軍太多。10月15日，杜勒斯會見葉公超，向台當局轉達了從沿海島嶼撤退的意見。但是蔣介石對此態度十分強硬，他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對外島撤兵問題，是“不撤退，不姑息，準備隨時以更堅強的反擊對付武力的攻擊”。(注：何迪、熊志勇：《美台關係大事記》，載《美台關係四十年》第299頁。)這期間，美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訪台，與台灣當局商討重新部署兵力問題，也無果而歸。顯然，我解放軍暫停炮擊，既為蔣介石堅守金馬提供了條件，又加深了美蔣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杜勒斯不得不親自到台灣做説服工作。杜與蔣介石進行多次會談，再三要求國民黨停火，減少駐金馬的兵力，並要蔣承諾不以武力打回大陸，“反攻大陸”基於民心而非武力，不使外島成為進攻大陸的踏板等等。蔣介石既不同意保證不以武力“光復大陸”，也不同意在停火前從金、馬撤軍。最後經過妥協，美國同意“在當前情況下，金門、馬祖與台灣、澎湖在防衞上有密切的關連”;台灣當局則被迫承諾恢復對大陸的手段“主要不憑藉武力”。雙方會談公報於1958年10月23日發表。其後，美台軍方又達成協議，在金門增加裝備，減少駐軍。顯然，美國既不能説服蔣介石立刻從金馬全部撤軍，只好後退一步，以逐漸減少兵力的緩和方式達到目的。而台灣當局則儘量淡化“不憑藉武力”這一點。台駐美“大使”葉公超在27日解釋説，“聯合公報的意義是強調‘政治基礎’在反攻大陸中的重要性，而非強調‘不使用武力’”。其後葉在美又發表談話，表示使用武力的權力顯然並不因此項公報而受限制。而蔣介石在事後則感到公報文本的措詞與他在會談中講話的原意有出入。(注：何迪、熊志勇：《美台關係大事記》，載《美台關係四十年》第300頁。)顯然，這是台灣當局在美方的壓力下作出的權宜之計。
蔣介石與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矛盾、衝突及妥協，中國政府明察秋毫。為了支持蔣介石不撤退金馬，在一箇中國立場上與美國作鬥爭，中共又作出重要決策，即延續對金門的炮擊，但是，炮擊的方式是逢單日打炮，雙日停止。10月25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再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中國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可以從長計”，“美國的目的第一步是孤立台灣，第二步就是託管台灣”;“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上的軍隊，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以利你們長期固守”。告同胞書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箇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允許實現的”。他呼籲海峽兩岸“化敵為友”，“一致對外”，並告誡國民黨，不要屈服美國人的壓力而隨人仰俯，喪失主權。(注：《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6日。)自此，中國共產黨對沿海島嶼新的決策目標是，將金、馬留在國民黨手裏，作為台灣與大陸連接的紐帶，待將來時機成熟，將台澎金馬一攬子解決。
蔣介石對此予以積極迴應。自此以後，金廈海峽間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炮戰：每逢單日，雙方開炮，但均不打對方的陣地和居民點，只打到海灘上。逢雙日，停止炮擊。逢年過節，停炮三天，以讓雙方軍民平安休假。這種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馬拉松式的炮戰方式，實際上只是一種象徵，即象徵兩岸並未停火，中國內戰還在繼續。國民黨軍隊能借此長期佔踞金、馬，以此作為對抗美國長期以來迫其撤軍的理由。這種炮戰方式，也是海峽兩岸堅持一箇中國立場，共同抵制和反對美國封鎖海峽，分離台灣的聯合行動。
進入60年代初期，雖然美國不斷加緊分離台灣，推行和製造“兩個中國”，但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比任何時候都響亮，而海峽兩岸的“炮戰”也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美國分離台灣的圖謀始終未能得逞。
